“人生没有另一种可能”:一个纽约华人家庭的生死盟约
「再难的时候,他们也从没谈到,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生活会是什么样。」
特约撰稿人 荣筱箐 发自纽约
8月7日早上8点,杰森坐在家里客厅中央的圆桌前,蓝色T恤配上军绿色迷彩裤,整装待发。这是他疫情之后第一天回“学校”,全家人为此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天晚上,妈妈的朋友来家里帮他理发,爸爸特意跟同事调休,六点多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要带的午餐。关于返校,爸爸妈妈好几天前就开始帮他做心里建设,直到这天早上,还不停用英语夹杂著广东话对他念叨,“杰森,back to school 啦。”杰森的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激动和盼望,也没有恐惧和躲闪,只是比平日更热衷于呀呀学语,嘴里不时蹦出一些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英文单词——neighbor、play、bird。
离9点钟校车来家门口接杰森的时间越来越近,爸爸谭楚照和妈妈谭惠杨的紧张情绪溢于言表。谭惠杨打开门,不停向外张望,“他们不会把他忘了吧?”。谭楚照帮儿子穿好鞋、戴上贝雷帽、背上书包,又去厕所拿毛巾给杰森擦脸。他仔细端详著儿子,又匆匆找来电动刮胡刀,为杰森刮了刮并不明显的胡茬。
杰森今年33岁了。
对64岁的谭楚照和63岁的谭惠杨来说,照顾杰森越来越吃力。大部分时候杰森不吵不闹,只是在桌前坐著,眼神迷离,似乎进入漂浮在空气中只属于他自己的神秘空间里。他脸色苍白,皮肤上没有一丝皱纹,像个婴儿。但他也像个老人——后脑勺上的头发已经开始脱落,20岁出头就微驼的背,现在已经差不多驼成直角,疫情之前还能独立行走的双腿,现在因为年龄增长和长期不出门肌肉更加退化,走路必须有人搀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