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惩戒体系不正义：支持废除警察、监狱的废除主义，是如何发想和发生的？
为什么要、如何走出以“囚禁”作为解决问题方法的思维方式？
（唐凌，以社会学为艺术，反之亦然。牛津博士，英国公开大学（Open University）社会学系老师。文章改写自笔者在公开大学写的教材，教育务必要开放（open）。）
【编者按】：端传媒“女人没有国家？”专栏，名字源于伍尔芙的一句话“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们保留了一个问号，希望能从问号出发，与你探讨女性和国家的关系，聆听离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经验。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符雨欣。
本期介绍一种根植于交叉性女权思想的社会思潮：废除主义。这一思潮旨在指出内涵于国家暴力系统中的暴力，质疑惩诫体系的不正义性，并提出与“囚禁”相反思路的社会变革。它不仅仅是只看到女性的，也是看到种族、资本主义、酷儿等问题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思警权滥用、国家暴力的时候，这一思潮 think out of the box，提出新的视角。主张这一思潮的学者和行动者也大多数是女性。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后称BLM）中，有一个响亮却不多被中文世界讨论的口号：“Defund the Police 取消资助警察”。
自2012年至今，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BLM，此起彼伏，有超过两千万人参与其中。它由接连的滥用警权事件串联：2012年，一个弗罗里达州的黑人男孩 Trayvon Martin 在便利店小偷小摸时被警察 Zimmerman 直接开枪打死，而 Zimmerman 一开始甚至都没有被逮捕；2020年黑人 George Floyd 被警察 Dereck Chauvin 用膝盖把脖子按在地下整整快9分钟，活活窒息身亡，而这期间，Floyd 一直苦苦恳求：“我不能呼吸了”。
这些滥用警权的事件有一个明确的种族指向——过分针对黑人。但BLM不仅仅是关于种族平等的运动， 与此同时，它掀起对现有社会运行的权力结构的反思。警察、监狱和法院构成了国家合理实施暴力的系统，它们往往象征着正义、公平。但万一警察没有扬善除恶，反而处处作恶怎么办？如果监狱里关着的不仅是“邪恶”，也有“正义”呢？为什么“越狱”在如此多的文化中都是自由的表征？如果国家暴力系统的正当性被挑战，那人们是不是可以想像另一种组织社会、连接彼此的方式？
这些声音组成一种政治理念：废除运动。这是一场旨在废除包括警察、监狱在内的惩戒体系的运动，名称源自废除奴隶制运动，其概念也可以拓展到如国家边界的管理上。它乍听上去或许有些偏激，并将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已有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观念，总之重点就在“废除”二字。
那么“废除运动”是什么呢？一种常见的疑问是，如果警察系统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惩戒滥用警权的个体不足够吗？制度不是在改革吗，比如从一开始不惩罚 Zimmerman，到马上把 Chauvin 关起来，社会不是已经在进步了吗？为什么要“取消资助警察”？这是不是一种矫枉过正？
警察是正义吗？
美国社会学家和学者 Dorothy Robert 总结了废除主义的三个信条：
- 今天的惩戒体系可以追溯到奴隶制及其所依赖和维持的种族资本主义制度。
- 不断扩大的刑事惩罚制度压迫黑人和其他政治边缘群体，以维持种族资本主义制度。
- 我们可以想象并建立一个更加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不再依靠监禁来解决社会问题。
作为一名废除主义者，她坚定地认为：“让我们从奴隶制转变为自由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废除监狱工业综合体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
监狱工业综合体一词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被活动家和学者使用。它描述了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在惩戒体系中的重叠。统治精英利用监视、安全和监禁来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Critical Resistance, n.d）监狱内的囚犯提供低工资劳动力，刑满释放人员则成为了失业或者廉价劳工，以让对其他人的剥削得以延续（剥削建立在总有人愿意用更低的工资做你的工作上）。
监狱也是新药、新管理方法、监控设施的实验田。地理学者 Ruth Wilson Gilmore 揭示了加州监狱迅速扩张的原因并不是犯罪数量的上升，而是 “金融资本、土地、劳动力和国家能力”四方扩张的需要。 对金融资本来说，与监狱相关的债券是一个利润丰厚的项目；建造更多监狱解决了加州农村地区土地过剩的问题。底层黑人和棕色人种被输送到监狱强制劳动，建造和管理更多的监狱也养活了更庞大的州政府。
警察和监狱是惩戒的一体两面，是社会中唯一可以对内合理执行暴力的机构。而其暴力的合理性来自于“正义”。但废除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惩戒体系的角度。惩戒体系有没有可能并不正义呢？监狱工业综合体一词正让我们反思：或许被管制的、被监控的、被惩罚的并不是坏人，而是因为制度本身的不公义而被社会边缘化的人。
批判种族理论学者指出，奴隶制并没被废除，它以监狱的形式继续系统性地让黑人和棕种人处于社会的底层，成为被重点监视的对象，困在系统性贫穷的囹圄中。我们在不同的社会中都能找到这样的黑人群体：穆斯林、原住民、难民⋯⋯酷儿学者也指出在中产化的骄傲话语论述中，被排除的第一波人正正是监狱中的酷儿，努力跻身主流的同性恋为了更好地“骄傲”，就跟身陷囹圄酷儿伙伴割席。但事实是，主流从不可能真正接受酷儿群体，酷儿群体不管多主流，永远都是被管控、监视的对象。稍有越轨，就会瞬间从中心跌回边缘。
我们总能在“正常化了”的部分边缘群体身上看到一份近乎表演的模板化的“好”，但这正体现了某种矫枉过正的自我审查——只有比“正常人”更好、更优秀，才能赢得尊重。
BLM 运动是在美国历史上唯一的黑人总统奥马巴执政时期兴起的运动——谁说黑人做了总统就有了种族平等？“国王已死，但是主仆的思维长青。（The king is dead but long live the king）” 废除运动的名字就指向这种奴隶制的延续。
而早在1998 年，3500 多名活动家、学者、囚犯、劳工运动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 LGBTQ 活动家等就聚集到加州伯克利，参加“批判抵抗（Critical Resistance）”大会。这次会议促成了废除组织“批判抵抗”的成立，其共同创始人包括 Angela Davis、Rose Braz 和 Ruth Wilson Gilmore。
Angela Davis 在1970年代初因一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枪支而被关 18 个月，持枪人试图拿着这把枪越狱和袭击法官。但由于 Davis 支持这些黑人囚犯，她被列入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名单，她也因为此案成为公众人物，频频出现在媒体和流行文化的创作中。释放后，她把自己的知名度用于提高人们对监狱问题的认识上。她的著作《监狱过时了吗》（Are Prisons Obsolete）是废除主义的奠基之作。
所有我们认为不可动摇的观念都无一不随着时间而变化。《监狱过时了吗》一书先讲了废除死刑的过程。死刑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地方，是不同社会中最严厉的惩罚，但自 1970 年代以来，出于对人权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死刑，截至2022 年，世界上超过 70% 的国家废除了死刑。
我们的认知习惯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后者就需要受到前者严厉的管制和惩罚。有正当性的惩罚能让人觉得“大快人心”，但当人们开始同情罪犯并质疑惩罚的轻重的时候，本质上，人们就是在质疑政权的正当性。
废除主义认为，“罪犯”不是最本质的问题，罪犯犯罪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无可救药的坏，而是因为我们糟糕的社会让人变坏，“坏人”是社会问题的症状表征，任何对个体的惩戒都只能治标不治本。监狱关得了个体，但是关不住父权结构下的物化和厌女，而后者才是性暴力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崇尚个人主义、生产力，在这样的社会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注定是竞争和剥削。
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是不可能“夜不闭户”的，在这里，穷人为生存奔波劳累，富人处心积虑地守护自己的财产，而制度性贫穷让部分人生来就贫困，并且其发展依赖这部分人的贫困。
种族资本主义在监禁系统中
“种族资本主义制度”是废除主义者很关注的不公义的体制，Ta们认为是殖民和资本主义让黑人面临制度性贫困。在 2014 年，占世界人口 5%的美国有全球监禁人数的 20%。从 1972 年到 2007 年，美国每 10 万人中的监禁人数翻了五倍（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4, p.35）。这个现象被称为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
而大规模监禁是有种族针对性的：黑人男性在每个年龄段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 3.8 至 10.5 倍⋯⋯（美国司法部，2015 年，第 14 页）；黑人女性被监禁的可能性是任何年龄组白人女性的 1.6 至 4.1 倍（美国司法部，2015 年，第 14 页）。非裔美国人法律活动家、学者 Michelle Alexander（2010 年）认为，尼克斯时期的“禁毒战争运动”是大规模监禁的起源。她在著作《新吉姆·克劳法》（New Jim Crow） 中揭示，看似“不分肤色”的反毒品政策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种族控制方式。Alexander 认为大规模监禁和奴隶制以及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异曲同工，都巩固了白人至上主义。
尽管 1865 年《美国宪法》第 13 条修正案在联邦层面废除了奴隶制，但美国南部的一些州仍保留了权利去制定自己的法律和规则来实施种族隔离措施并剥夺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这些法规被称为《吉姆·克劳法》。吉姆·克劳一开始指的是吟游表演中一个叫吉姆·克劳的角色，在表演中，白人演员扮成黑脸以嘲弄黑人。而吉姆·克劳法则代指废奴运动之后不同州的种族隔绝政策。典型例子包括分出有色巴士和有色候车室，让白人和非白人公民在使用公共设施方面存在严格的隔离。
教育机构中的人种隔离也是一个例子。一些州还对日常交往提出要求，如“黑人男性不能与白人男性握手，因为这意味着社会地位平等”。这时期还会对黑人处以吊死（lynching）的惩罚，把“可能对公共社会造成威胁”“可能强奸白人女性”的黑人男性吊死在公共空间，以“杀鸡儆猴”。但赤裸的事实明明是，有更多的白人强奸黑人女性。吉姆·克劳法叩问着我们每个人，奴隶制真的废除了吗？
20 世纪 60 年代，《1964 年民权法案》和《1965 年投票权法案》的通过正式结束了吉姆·克劳法。对许多人来说，这表明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无种族歧视”的时代， 1964 年的《民权法案》正式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民族血统的歧视。然而，种族主义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歧视可以变得隐晦，但不代表不存在。即使政策中没有公开提及种族，很多政策仍可以是关于种族控制的。“禁毒战争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禁毒战争运动”始于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1969-1974 年）。 他声称毒品是“头号公敌”，增加了对毒品管制机构的拨款，并成立了缉毒署（DEA）。这场运动在 1980 年代的里根政府（1981-1989 年）时期得到了全面发展。联邦政府通过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各州也相继效仿。
许多政策暗含种族主义和偏见。例如，对吸食块状可卡因的人判处的监禁比粉末可卡因更长。前者通常由美国黑人使用，而后者通常由白人吸食。1986 年通过了《反药物滥用法》。该法案对使用毒品施加了更严厉的惩罚，并对公共住房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结果，很多底层非裔美国人失去了获得公共住房的机会。但由于缺乏其他工作机会，Ta们只能参与毒品交易，成为被监禁的对象。
2010 年代入狱的黑人比 1850 年代被奴役的黑人还要多。犯罪记录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并合法化了“就业、住房、教育、公共福利和陪审团服务方面的歧视 ”（《新吉姆·克劳法》，第141页）。本质上，大量的黑人还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大规模监禁系统性地将黑人边缘化。
反对废除主义的一般有两类人：监狱改革者和监狱女权主义者（Carceral feminists）。监狱改革者要求改善监狱条件。这点确实重要。然而，监狱改革者只注意到监狱中的问题，却没有反思惩戒系统本身，如除了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研究人员还发现，同性恋群体、原住民群体和移民也被系统性地边缘化，成为被重点管制的对象。监狱和警察从根本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因此，建设更人道、更美的监狱并不能挑战我们社会中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只要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种族资本主义的，那不管惩戒体系如何改革，它都不会真正服务有色人种。同理，异性恋霸权-父权社会的惩戒体系是不会真正服务女性和性小众的，若有保护，那也是保护了社群内有特权的个体们。所以解决问题的答案不会是改革，只能是废除。
而监狱女权主义者则属于主流女权主义的一种。监狱女权主义者希望依靠警察、法院和监狱来解决性别暴力问题，Ta们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更加严厉地惩罚性暴力施暴者。监狱女权主义者通常是顺性别的异性恋白人女性，她们被视为性别暴力受害人的原型。她们被自己的特权所蒙蔽，没有认识到黑人、棕色人种、亚裔、残疾人和同性恋群体在刑事处罚系统中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支持废除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则尖锐地指出，国家对囚犯的暴力正是父权结构下家庭暴力的翻版——暴力幸存者发现自己任由施虐伴侣摆布，更不要说暴力系统自身存在滋生性暴力的空间。
没有暴力系统，岂不是天下大乱？
但是，如果不把犯人关起来的话，难道任由强奸犯、杀人犯逍遥法外吗？废除主义者是不是希望天下大乱？
这是常见而合理的疑问。
而废除主义者会从两个方向拆解这些质疑：
1）我们已有的体系真的惩戒了强奸犯、杀人犯吗？若有的话，这些人属于什么阶层？有多少经济犯罪者逍遥法外？特权阶级的性暴力施暴者真的被惩罚了吗？惩戒体系里面的强奸、虐囚又要怎么看呢？
这些“个例”都指向了世界各地“法制”社会背后统一的逻辑，法制是特权阶级、统治阶级的“法治”。“主人的工具不能拆除主人的房子”，任何对于已有系统的改进在废除主义者看来最后都只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糖衣。罪犯不是问题本身，而是结构性问题的体现。废除运动主张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和力量，以解决资本主义、异性恋霸权-父权制、种族主义等相互连接的系统性问题。
2) 我们有没有可能想象另一种正义？我们熟悉的是报应型正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正义观让我们合理化了依赖权威、国家机构实施暴力的机制。但所有的细分工、强组织都难免堕入权力压制的逻辑，而废除主义是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高度重合的。
废除主义鼓励我们想象一种变革型正义。变革型正义试图了解人们犯罪的结构性问题。以偷窃为例，报应型正义会对偷窃者进行惩罚和罚款。而变革型正义试图了解人们为什么要偷窃。以美国为例，是历史上对黑人的歧视和剥削造成了黑人社区的贫困，而我们要做的，是更彻底的再分配。
疫情期间，一些废除主义者们在洛杉矶西南边上的英格尔伍德（Inglewood）开始了集体耕种、疗愈的实践。Ta们在克伦肖大道（crenshaw blvd）大道上建起了一个废除主义小圆屋（Abolitionist Pod）。除了共同种植以外，这个空间也承办一些展览和艺术疗愈的工作坊、放映会。主理团队在Ta们的网站上写到 “Defund the police so that we can lead with love.（取消资助警察，然后让我们在爱中相互引领。）”
这些实践看上去似乎跟其他艺术生态小组大同小异，那为什么这是“废除的实践”呢？
我们对废除运动的关注焦点大多落在抗争性和批判性上，这样会让我们陷入一个常见的误会——“抗争者们只是希望天下大乱，但是丝毫不去建设这个社会。”但我们不能忘记，所有的批判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以关怀（Care）而非监禁为基础的社会”。废除主义小圆屋（Abolitionist Pod）就是这样的关怀实践。
Crenshaw Dairy Mart 一位参与者说，在共有土地种植自己的食物，提供了一种不用“依赖于店铺”的生活方式，让大家在小范围内体验资本主义市场框架之外的食物和资源的分配体系。在目前种族资本主义制度中，贫穷的有色人种很难负担得起食物。然而，在共有土地上，大家一起分配种植的食物。不公的商业模式剥削有色人种的劳动力，却没有给Ta们提供足够的报平酬。Ta们过不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没人从结构性的角度追问盗窃的原因，只是简单的把盗窃者监禁起来。
通过共同种植，废除主义著们想要展示的“并非一个没有偷窃的世界”，而是“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 （Imagining Abolition (Episode 3): The Abolitionist Pod）
在《监狱过时了吗》这本书中，Davis 以这样一个故事结尾： 1993年在南非，一个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女孩 Amy Biehl 在开普敦送她的黑人朋友回家的路上被几个高喊着反白人口号的黑人杀害。他们用石头砸 Amy的车，逼她停车，然后将她从车里拽出、谋杀。在这一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运作了45年，非白人第一次可以投票，距离曼德拉带领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胜出仅需要再等一年。当时26岁的Amy是美国人，她选择通过富布莱特项目（fullbright program）来到南非正是因为收到了曼德拉的感召。
参与袭击的四名男子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判处十八年监禁。几年后，他们向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C) 申请特赦。TRC于1995年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成立，目的就是促进变革型正义，帮助每一个人去更好地铭记、消化和原谅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给人性造成的扭曲。任何有政治动机的的犯罪者都可以向 TRC 申请特赦，以获得一次对自己行为的全面反思的机会。
在1998年的听证会上，Amy 的父母决定支持他们的赦免申请。在特赦听证会上，Biehls 夫妇与杀害他们女儿的凶手握手。Amy的父亲说：“想达到和解，最重要是坦然、真诚的对话⋯⋯我们愿意为一个在没有对话机会的情况下被夺走的人命和解。”
四名男子向 Amy 的父母道歉，在服刑四年后获释出狱。 他们对 Amy 的父母说：“我知道你们失去了你们所爱的人。但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把我当成你们的孩子。”
其实早在1994年，Amy的父母就成立了Amy基金会（前称Amy Biehl基金会）来给年轻人赋能（提供教育、工作培训和机会）以“织起一道反暴力的屏障”。Amy的妈妈说：“Amy 是我很棒的老师。我们必须处理生命带给我们的事情。你越能接受并向前走，就越好”。爸爸则说：“我们的工作是对女儿生命的庆祝”。 （故事总结自：《监狱过时了吗》；Amy Biehl | MY HERO；Amy Foundation |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我的反应是把书合上，“搞笑，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怎么可能？！” 但后来慢慢发现这个故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一颗种子。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虐待，但是知道什么是善待之后的人生就可能埋着一点点小小的变化。若不相信每一个灵魂都有被救赎的可能，若不相信制度的改变可以激发出人性中的善，我们就始终无法走出以囚禁作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变革，非报复
报应型正义只会让我们陷入管控和暴力的漩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制度逼上绝境。历史中的每一次保守的转向也都总会打着“社会运动”、“追求改变”、“伸张正义”的旗号。近期英国的反移民运动也号称自己是为了守护英国的美好价值，而上台不久的工党马上进行压制，并号称要把右翼活动者都关进监狱里，保守主义者则叫嚣说，现在监狱针对的是白人了。
这正是考验废除主义者的最好时机。身为移民的我，也在体验如何让自己突破国族和种族的单一框架，而通过交叉性思考慢慢理清这些仇恨背后、对于英国经济问题的转嫁和监狱工业综合体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的再次显现⋯⋯眼前恨我的人其实跟我一样，不过是困在制度中的悲恸的人。
废除主义是关于大爱的修行。它不可能在一天内被实现。它也只能在种种制度问题被解决以后，才能大规模实践。它的关注重点在制度本身的结构性问题给人性造成的扭曲。而所有绝对相信“人性本善”的理论或许都无法完全应对“单纯的恶”。目前笔者所知道的废除主义讨论中的解决方案是类似把这样人的聚在“康复中心”这样的机构而不是“监狱”。
或许废除主义的底色中确实有那么一点天真。但这种固执的天真不正正是潘多拉盒子的希望吗？废除主义是一把利剑也是一颗种子，这把剑直指制度的种种问题，而变革型正义是一颗种子，它指向一个交叉性女权主义者向往的未来 ——“当一切互相缠绕又同根同源的压迫都消失，我们安好、而自由的拥抱每一个Ta人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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