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裔美籍导演王凯民：当香港人当台湾是情感上的盟友，“我们让他们失望了”
“拍摄关于台湾的电影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台湾是一个住了两千三百万人的岛屿，他们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人生，有他们的希望与梦想，也有他们的恐惧与忧伤，就和你们大家一样。”
2024年的坎城影展，选片名单里不乏来自台湾的故事：其中一部就是入选电影节平行单元“国际影评人周”的《虫》（Locust，2024）。
这部在5月16日坎城全球首映场之后，便掀起长达7分钟热烈掌声的电影，是台裔美籍导演王凯民（KEFF）的第一部长片。故事以2019香港反修例运动为背景，旨在讲述当下台湾青年如何应对大环境变化带来的种种困境，努力生存。片中20岁的听障少年“钟翰”（Zhong-Han）过著双重生活，白天在投靠的餐厅打工，晚上则与当地黑帮为伍，餐厅所有权易手后，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入围金马奖的李梦苡桦、潘纲大及刘韦辰出演了这部作品。
记者在坎城戏院现场所见，王凯民与演员团队在放映前登上舞台分享了一些话。他感谢能有“国际影评人周”这样的平台，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故事”，又强调这部电影和卡司的台湾身份，“我们来自台湾，这是一部台湾电影。”再恳请在场观众放下一些对台湾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欣赏这部来自台湾的电影：
“我相信许多人对于台湾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台湾是东西方之间潜在的战场，一个有可能让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火种。对有些人来说台湾可能是个半导体的宝库，不仅让人觊觎更需要被保护。但我想让大家知道，台湾是一个住了两千三百万人的岛屿，他们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人生，有他们的希望与梦想，也有他们的恐惧与忧伤，就和你们大家一样。”
影片映后几日，连日在坎城已略显疲惫的王凯民，以一身俐落黑T恤在Zoom里出现，向记者讲述他创作《虫》的历程与感想。
特朗普上台后选择回台
“气氛变了，人们看待你的方式也变了。我虽然在西方生活了一半的时间，但无论我的英语有多好，这永远不会是足够的。”
王凯民在香港和台湾长大，父亲来自苗栗，母亲来自台北，两岁后直到10岁他都生活在香港，也经常往返台湾，11岁移民美国。跨国成长经历让他从小就开始思考自己的多重身份：台湾人？还是亚裔美籍华人（Asian American）？王凯民观察到，不少美籍华裔、亚裔是把自己的亚裔身份认同建立在泛亚裔文化上，比如大家都喜欢喝奶茶，或一起热爱追韩国男团BTS。
但随年龄渐长，他希望能够更深入了解自己，以及自己台湾人的身份。与此同时，在美国纽约大学Tisch电影学院读研究生项目的他，更加意识到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面临的困境。尤其2016年开始，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令人哪怕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都能感受到“气氛变了，人们看待你的方式也变了。我虽然在西方生活了一半的时间，但无论我的英语有多好，这永远不会是足够的。”
于是，王凯民选择2019年搬回台湾拍电影，去讲述台湾人民的故事。
作为新锐导演，2019年他的第一部短片《纽约深夜之亚洲人之秘密生活》（Secret Lives of Asians at Night ）获得了名导Spike Lee奖学金，也在美国导演工会学生电影节获得最佳亚裔短片奖；第二年，他的第二部短片《安眠旅舍》（Taipei Suicide Story）便在坎城影展首映，并在斯兰丹斯影展（Slamdance）上获评审团大奖、观众票选奖和评审团最佳表演特别奖。这部被誉为“反乌托邦却又动人”的短片里，一名台北自杀饭店的接待员，在一个夜晚与一位无法决定自己要活还是要死的客人建立了短暂的友谊。
然而来到2024，长片《虫》却与《安眠旅舍》的强概念风格截然不同，它是王凯民通过电影的方式来讲述自己周围人的故事。他在对Asian Movie Pulse的访谈中提到：“如果那天我听到一个感人的故事，或遇到什么经历，我会试著将它融入我的剧本。电影中的一半内容都是我所看到的或听到的事情。”
2019：台湾与香港
“年轻人和社会运动份子很关注，很愤怒，但是为什么当时没有更多的台湾人去在乎香港发生的事情呢？”
《虫》并不是一部政治电影，但是电影中的政治底色是无法避免的。
“我并不觉得这部电影是在攻击任何人，它只是表达了自己。拍摄关于台湾的电影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导演说。
电影设定背景在2019年6月。开头第一幕的镜头，便聚焦于电视新闻报导的香港运动现场，再慢慢拉远平移，略过在洗衣房看新闻的台湾男女老少，那些不为所动的普通人。
对于香港在2019年经历的政治变动，“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期望台湾社会更加关心和支持香港。年轻人和社会运动份子很关注，很愤怒，但是为什么当时没有更多的台湾人去在乎香港发生的事情呢？”王凯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来不断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令王凯民开始逐渐理解台湾人对当下局势的不同看法：有的台湾人期待两岸统一；有的台湾人被自己生活的琐碎压垮，无法对外界大局势提起兴致；有支持社会运动抗争也有不支持的人；也有台湾人觉得香港发生的事情与台湾毫无干系。电影中，能够让洗衣房群众抬头看电视的，反而是一家新开的甜品店，而不是在隔著海的香港正在发生的一切。
王凯民觉得台湾让香港失望了：“我觉得香港和台湾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台湾社会）应该更在意这件事情的。”王凯民说到，“在香港的人说，香港魂已不再。我觉得我们在香港最有需要的时候，当香港人转向全世界、尤其是转向台湾，把台湾当作情感上的盟友的时候，我不禁觉得我们让他们失望了。这部电影也是我在处理自己的内疚。”
距离《虫》设定的2019年之后的五年，台湾民情有所变化吗？
“自2019年以来，台湾在政治上有更多的觉醒了，”王凯民说到。其实太阳花运动以来，他已看到台湾民众对政府没有改变、没有透明度的立法过程感到愤怒，群众再次站出来要求政府做得更好。他提到正是《虫》在5月16日坎城首映后的第二天深夜，看到台湾民众自发集会抗议立法院扩权的新闻，起因是台湾立法院通过多项争议性国会扩权法案，赋予立委调查政府机关与民间团体权力，要求总统定期报告国情，并强化对人事任命的审查。
王凯民也关注台湾普通群众对国际新闻的反应，及他们的投票方式，发现人们开始真诚地问，这些国际事件与台湾有怎么样的关系，思考台湾应该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发声；同时也通过游行示威，选举投票，来向政府施压。这些都让王凯民感到欣喜。
台湾故事：身份与语言的演进
但是当你离开了亚洲，“来了美国”，这种区分在白人主流社会，大多数时候“就不复存在了”。
这些年都在台湾居住，王凯民“感受到了（台湾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向一个更加台湾的身份发展。”随著出生人口增加，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人也自然越多。
当我们讨论到身份用词的时候，由于访谈是英语进行，王凯民指出了英文和中文在描述身份认同方面都有一些缺陷。“Chinese”一般指代“ethnically Chinese”，也就是华人，或者指代“中国”这个国家的人，中国人。王凯民觉得台湾社会大部分年轻人应该会自我认同是“台湾人”——当然，这也和他们的的家庭背景相关，比如父母一辈是外省人还是本省人等等。然而同时“华人”和“台湾人”的身份也并非一定要二选一，可以是同时拥有的身份。但是当你离开了亚洲，“来了美国”，这种区分在白人主流社会，大多数时候“就不复存在了”。
他觉得（很多）台湾人并不否认与大陆的连结，从文化到历史到血脉。但是当今台湾人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作为“Chinese”意味著什么？这个理解可宽可窄：有些台湾人的理解可能是作为华人，作为中华文化的宣扬者，中华民族的继承人；也有一部分台湾人的理解，是“Chinese”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PRC citizen）。
身份之外，王凯民也观察到台湾的文化发展数年间开始更加忠于自我，忠于台湾，对比起来，或许再之前的台湾文化更多是受日、韩、美的影响。而《虫》也专门选择了台语摇滚乐队拍谢少年（Sorry Youth）的歌放在影片里。
这些年来，当台湾电影在国际影坛取得好成绩的时候，经常不乏一种批评：有著异国经历的导演抓住返乡契机进行创作，反而能够获得国际影展的青睐，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台湾的，反而不是台湾本土创作者。《酿电影》对《虫》的影评在最后专门提到：“这一年来，台湾电影在国际影坛时有突出成绩，不过似乎皆以一种‘客体’的方式出现。”
并举今年初入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的《金门》（Island in Between）导演江松长（S. Leo Chiang，生于台湾，15 岁随家人移民美国，见端传媒访问《“金门”导演专访：什么才是道地的“台湾人”？》）与王凯民比较，认为两部电影“创作过程的共同点，不仅是导演的异国经历与返乡契机，作品本身也都以外在观察者的角度‘诠释’著台湾社会”，并质疑“究竟是电影本身缘故，抑或国际影展想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失语的台湾’”？
这样的批评，王凯民非常熟悉。
“我非常清楚，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在国外长大的台湾人，你肯定不是社会阶级最低的那一位。我明白（本土）台湾人的怨恨：尤其是一些美籍华人带著轻蔑的菁英主义态度回到台湾来占有资源的行为，造成的刻板印象就是，你在国外无法成功，只能回来我们这个小地方为自己打出名声来。”
他理解类似声音的出发点，但是他自认意图是真诚的。“有时我确实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虽然我对台湾和台湾人的爱是很深厚的。当人们了解我，知道我的意图是好的时候，这种感觉会好一些。了解我并尊重我的人，认同我的台湾身份，我必须努力不被这种感受困扰。”
王凯民说，自己来台湾拍电影的初衷，是为了讲述台湾故事，为台湾发声，但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在经济上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来回馈自己所在的台湾社会。“我认为我可以做一些好事，通过电影拍摄创造一点就业机会，这次的电影170万美元预算创造了数百个工作机会。”
年轻一代台湾电影社群
“如果人们不喜欢或不尊重我所做的事，或者对我在做的事感到愤怒。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种情况是很不舒服的。你需要勇气和力量来做到这一点。”
《虫》的拍摄中，王凯民带领团队从世界各地筹得150万美元资金，“很多合作伙伴从未投资过台湾电影，我们建立起了这个天桥，未来还会有其他合作机会。”而这次拍摄也得到了台湾政府支持：包括台湾文策院的“国际合作投资专案计划”（TICP）和文化部第2梯次国产电影长片辅导金。王凯民讲他们从台湾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获得的800万新台币资金（约24万美元），客观来讲在影片所有投资项目里是较小的金额（最小金额为600万新台币），但也不排除“人们会觉得你是在利用政府资金为自己谋利”。
《虫》的制片人郭晓庆（Anita Gou）对于渴望与全球影业接轨的新一代台湾电影人才，充满热情。她的父亲是郭台铭弟弟郭台成，她出生于新加坡，童年常在台湾、大陆和香港之间搬迁，后来移美，在纽约电影学校学习。郭晓庆因为制作美籍华裔导演王子逸（Lulu Wang）2019年的长片《别告诉她》（The Farewell）而闻名，她参与的很多项目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多样性，包括与女性导演和有色人种导演、不同语言的合作项目。
郭晓庆在2019年和王凯民首次合作，参与制作了他的第一部短片，而在最近的ScreenDaily访谈中她提到，“现在对台湾的国际关注越来越多，我们在国际影展和各种电影提案论坛上也看到更多台湾项目。尤其是年轻一代台湾电影社群，更加意识到他们应该在寻找本土资源之外，寻求国外的资源。”《虫》是郭晓庆的美国制片公司Kindred Spirit的首部台湾长片，是台、美、法和卡塔尔的合制，也正是公司通过投资首部剧情长片导演来扩展国际片单的“完美范例”。
当然，王凯民承认《虫》之所以能在预算内完成，是因台湾劳动力成本。他有些挣扎该如何回答自己是否在剥削廉价劳动力这个问题，但他认为自己已通过行动作出了回答。王凯民为电影工作团队留出了毛利润，如果电影赚了钱，会给所有工作人员分红，他称这是在电影界很少见的。“这部电影能够拍成功，完全是因为电影团队和工作团队的努力。如果不把这些回馈给台湾人，那就是一种剥削。我希望看到台湾生活水平提高，但口说无凭，还是要付诸行动。”
《虫》在台湾的发行时间暂时未知。对于王凯民来说，电影上映后，他会认真观察台湾群众的回应。如果民众感到反感或不满，他可能需要退一步思考自己在台湾拍摄台湾电影的这件事。“如果人们不喜欢或不尊重我所做的事，或者对我在做的事感到愤怒。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种情况是很不舒服的。你需要勇气和力量来做到这一点。”
王凯民并不知道自己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作为艺术家，“我能做的，就是睁开双眼，打开心灵和耳朵，活在当下，聆听和感受世界的风向，并随著世界的变化而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