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伴侣替代框架未定案，香港性/别小众：婚姻和伴侣法 why not both？
香港同志组织提倡“伴侣法”，为何社会需要婚姻以外的选择？
编按：香港终审法院于2023年9月5日就岑子杰的司法覆核案，裁定政府未有履行积极义务，为同性伴侣确立替代途径，承认他们的婚姻关系，亦未有给予同性伴侣适当权利。终院于同年10月27日颁令，要求政府须两年内确立同性伴侣关系替代框架，使其伴侣关系能获法律承认。确立框架的时限还有约一年，香港性小众社群、同志组织提倡了不少意见，其中一项为“伴侣法”。本报导走访性小众伴侣、同志组织和律师，探讨婚姻和民事结合的意义、相关性小众权益的司法案件进度，以及伴侣法的轮廓和细节。早前，端传媒亦为香港首场大型多元骄傲婚礼进行了深度采访，报导按此。
两个不认同婚姻的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结婚。
2024年6月 Pride Month，婚礼策划公司 NEXT CHAPTER LGBT 联同逸东酒店，举办了香港首场大型多元骄傲婚礼，赞助十对多元性别及性倾向的伴侣于线上登记美国的同性婚姻，活动吸引了十多间中英媒体采访。
Stephanie 和 Liam 是其中一对伴侣。有别于其他新人的浪漫爱情感言，Stephanie 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结婚，因为在关系上，我不明白什么叫浪漫，也不明白什么是性吸引，我对婚姻完全没有任何想法，直至遇上 Liam。”
“我本身是一个 trans man，对我而言，婚姻与身份证有很多挂勾。”Liam 发表感言时，也在媒体前为多元性别社群说话：“我们看起来像典型的异性恋关系，但是在我们的关系之中是没有男女之分——我们是彼此的人生伴侣。”
浪漫是什么一回事？
小学时，Stephanie 觉得一位女同学几可爱，她们一起上课、一起放小息、一起吃午饭，相处起来很舒服。她不禁想，如果我们以后都要一直在一起，到底是怎样？
疑惑随她升上中学，她发现自己对一位师姐好像有所感觉。是倾慕吗？还是浪漫上的吸引？但是自己好像不是想拍拖——该如何解释这些感觉？Stephanie 一直没有得到答案，学校作风极为保守，曾举办“拗直治疗”的讲座；升上大学，她才找到空缺多年的词汇。“第一次接触到无性恋（Asexual）及无浪漫（Aromantic）社群，我就觉得很适合自己。”
一般人会误解无性恋是性冷感，但是无性恋者只是在性方面不受任何人吸引。除了无性恋，其他性倾向都属于有性恋，只要分开浪漫倾向和性倾向就能较易理解。浪漫倾向可以简单至对某人产生好感，希望与对方亲近，进一步可能会想与对方恋爱；性倾向则是感受到对方的性吸引，渴望接触对方或发生性行为。无性恋及无浪漫社群也有其光谱，有人可能极少或未有浪漫或情欲感受，但是不代表不能建立亲密关系，也不代表无法发生性行为。部份人在长时间了解对象，互相信任后也可能有浪漫或情欲感受。
“我问过她什么是浪漫，她说不懂，觉得无谓。”Liam 说。
“别人形容浪漫，我从来都感觉不到，到现在还是不太理解浪漫。”Stephanie 说。
浪漫或许无以名状，犹幸直觉从来不听大脑指挥。一年多前，二人第一次在活动相识后，是 Stephanie 主动传讯息给 Liam。
等了一星期，音讯全无。
直到 Liam 偶然打开通讯程式，才读到 Stephanie 的讯息。他即时回复，并邀请她参加自己有份主讲的泰国节分享会。那夜，二人去了西九龙文化区散步，累了坐在海傍聊天。
“我是跨仔。”Liam 说。
“哦。”Stephanie 没有赞他勇敢，也没有觉得奇怪。
Liam 第一次遇上一个人，完全理解跨性别是什么一回事，而且不带批判。以往想发展一段关系，约会往往变成性别研究理论课。“原来这件事可以好简单，‘哦’就是最好的反应。”
由11点聊到凌晨，彼此仍然有说不完的话语。要不是深夜的海风实在太凉，他们可能会聊到早上。第一次约会，不知不觉开始了。
谈一场心理治疗的恋爱
Liam 知道 Stephanie 慢热，他先交出自己：两岁时问妈妈为何不能站着上厕所、中三确认自己是跨性别、出柜后向学校争取穿男装校服、18岁开始持续使用男性荷尔蒙。“不过我是瞒住妈妈。”Liam 说，妈妈发现后，一来担心他年轻冲动，二来担心他被骗，三来自己想不开，第一反应是阻止他接受性别肯定的医疗服务。
后来，他决定坦白告诉妈妈，自己曾因为原生性别的困扰想寻死。妈妈想起，自己当初生下 Liam 的时候差点连命都没了。“他不开心，我也不会开心。”妈妈说：“无论他变成怎样，都是我生下来的。”
恋情打得火热的日子，Liam 与 Stephanie 经常视讯通话。为免隔墙有耳，Stephanie 有时会躲在厨房的角落跟他聊天。
“为什么你常常要躲开父母讲电话？”Liam 问。
不知怎的，Stephanie 在短时间内已经信任 Liam，缓缓说起自己的故事。中学时，父母关系恶劣，无时无刻都在吵架。她无法专心读书，心情影响学业，但是父母对她期望甚高，反过来又成为她的压力。她在父母面前尽力扮作乖女，但是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对劲。
有一次，她实在忍受不了，冲着妈妈大叫：“我真的好想死。”
“我都好想死。”妈妈淡淡然回了一句，完全没有将女儿的呼救当做一回事。
升上大学，Stephanie 主动约见校内辅导，确诊抑郁。快要毕业时，辅导主任转介她会见私家医生取得医生纸，转介至政府精神科，现时会定期去公立医院覆诊。
别人谈恋爱是情话绵绵，他们谈恋爱是一场心理治疗。
相识三星期后，Liam 去台湾做性别肯定平胸手术。手术翌日，伤口突然爆血，Liam 在护理过程相当冷静，回过神来才突然感触，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说出口。当晚，Liam 邀请 Stephanie 视讯通话。
“我回来之后，不如我们在一起，好吗？”他问。
“好。”
Stephanie 从未拍过拖，从未想像过自己要与另一个人开展一段关系。Liam 知道她不懂得形容自己的情感，经常借由问问题确认她的想法和感受，例如是：父母会否令你觉得婚姻很负面？最近见到朋友结婚，我知道自己都会想结婚。作为无性恋者，你如何看待婚姻和承诺？
“我希望大家对关系的期望和沟通方式可以互相配合。”Liam 解释，“我们还一齐做 love language 测试、MBTI、星座……”
“我不相信星座，有少少 kam（编按：形容一件事或一个人奇怪或令人尴尬）。”Stephanie 少有地插嘴，她自言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或者，对她而言，与其相信星座，不如相信相处。二人一起经历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去泰国旅行、庆祝 Liam 在手术后第一次落水──以至 Stephanie 第一次为 Liam 出头。
去年冬天，Liam 持续咳嗽两个月。后来咳出血，Liam 因为财务困难，向妈妈借钱就医不果，反被责骂，Stephanie 忍不住为他说话。一老一嫩对骂，粗口四溅， Stephanie 忍不住哭。“那一刻，勾起原生家庭带来的负面情绪。”说到激动处，她声气仍然是轻飘飘，轻柔得像一根羽毛。
“我第一次见 Stephanie 这样恶，而且是为了我，我很感动。”Liam 与妈妈的感情其实不错，妈妈也愿意借出1万5千元元让他进行性别肯定手术，只是每逢吵架，妈妈的一张嘴总是不肯饶人。
然而，Stephanie 愿意跟 Liam 的妈妈吵架，或许也是她在 Liam 家感到安全的证明。
二人开始拍拖后，Stephanie 就经常在 Liam 家留宿，但是一直未有向父母交代自己拍拖。Liam 曾以朋友身份到访她家，逗留片刻就明白 Stephanie 为何寡言——家中长期弥漫一股低气压，有人在家但是没有人会说话。
后来，父母猜到女儿拍拖，主动要求与 Liam 见面，过程却像面试，父母当面质疑 Liam 的家庭背景。一向隐忍的 Stephanie 第一次驳嘴，是为了 Liam，也是为了自己。然而，介绍他作为男朋友已经闹僵，Stephanie 也未有再解释他是跨男。
那夜，她先独自回到 Liam 家，伯母察觉她异常难过，得知原因后主动安慰，“以后你当我妈妈就好，有什么不开心就跟我说。”她们的关系总算破冰。
流动的关系 vs. 定型的婚姻
二人只是二十出头，已经共同经历很多重要的人生决定。“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像她一样，令我觉得可以一起走下去。”Liam 说到感触处，Stephanie 在旁悄然落泪。
今年初，Liam 心臓不定时作痛，他开始思考二人的将来，担心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无法为 Stephanie 提供生活上的保障。毕业后，Stephanie 找到工作，公司保险包括同居、同性或异性伴侣。由于 Liam 是跨男，大多数公司都不会接受他投保，Stephanie 的公司保险刚好可以保障他。（编按：近日，Liam 成功向保险公司投保。）
适逢婚礼策划公司举办活动，赞助多元性别及性倾向的伴侣于线上登记美国的同性婚姻，二人开始讨论应否结婚。
入境处过往要求跨性别人士完成整项性别肯定手术才可更换身份证上的性别，终审法院在司法覆核裁定有关政策违宪。入境处在终极败诉之后的14个月，亦即2024年4月才修订更改身份证性别的政策。在香港登记婚姻只需出示身份证，理论上，Liam 已完成改变性征的手术，符合新近政策要求，可以更改身份证性别，与 Stephanie 在香港登记异性婚姻。
然而，Liam 认为有关政策仍然不合理，尤其是其中三项条件：以生理性别特征定义性别，捆绑手术与转换性别；跨女需要承受更高风险的手术；申请者需要按处长的抽查要求提交血液测试报告，做法干扰私隐。Liam 明白政策能够便利部份跨性别人士，但是自己不想屈服于制度。
“我认为最理想的婚姻制度，不应限制性别和性倾向。”Liam 说：“传统婚姻要一男一女结合……”
“背后附带很多隐含意义。”Stephanie 接着说。
大众都知道什么是结婚和离婚，但是法律上还有一个状态名为“婚姻无效”，等于该段婚姻从未生效。根据《婚姻条例》，其中两个婚姻无效的理由是“任何一方无能力或拒绝圆房，以致未有完婚”，以及“婚姻双方并非一男一女”。
根据入境处修订后的政策，身份证上的性别只是用于核实该持证人的身份，“并不代表持证人的性别在法律上已获更改”，“并就所有法律目的而言获正式承认”。然而，由于入境处根据 W 案的判决订明，婚姻登记官只视已接受整项性别肯定手术的跨性别人士的重置性别为该人的性别，未有完成整项性别肯定手术的 Liam 即使成功登记结婚，其婚姻在法律上仍有可能无效。
幸或不幸，婚姻无效是需要向法庭提出呈请，直至法庭批出婚姻可作无效令之前，一段可作无效的婚姻仍然是有效及继续存在。
Liam 作为跨男，Stephanie 作为无性恋者，二人均反对绑架生育及道德责任的婚姻制度。
“我们的关系有一种流动性，是很特别、很好玩的。”Liam 解释，二人相处并无性别定型，不会说是男生就一定要保护女生。“我反而几享受她像一个姐姐，但我们又可以互相照顾，在彼此面前做一个小朋友。”Stephanie 的外表看似比较温柔，其实内心非常坚强；为人内敛，但是情感又非常丰富。
Liam 直言，与她相处有空间展示软弱，令他渐渐发现自己其实不用顾及别人的期望，也毋须扛起太多阳刚的个性，“没有顾虑，做回自己，丑的、好的都真实地表现出来，相处才不会累人，精神健康都好一点。”
2023年9月5日，终审法院裁定岑子杰的司法覆核案部分胜诉，以大比数接纳“没有法律框架承认上诉人的同性伴侣关系，已对他根据《人权法案》第十四条享有的私生活权利构成侵扰。”然而，法院裁定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及《人权法案》获保障及保证的婚姻自由，只限于异性婚姻。终审法院于10月27日颁令，要求政府于两年内设立“替代框架”，为同性伴侣在法律上提供承认关系的方法，保障他们的核心权利。
“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应该尽可能保障最多人的选择和需要。”即使 Liam 不认同婚姻的传统和理念，但是他认为婚姻条例以至法律制度都应该扩阔性别的定义，替代框架亦不应只限于同性伴侣登记。
Stephanie 能够理解有人认同婚姻的传统意义，并非想要推翻婚姻，但是认为社会应该要增加婚姻以外的选择。“除了无性恋及无浪漫倾向社群，也有其他伴侣未必想步入婚姻，但是都会想保障对方，现时的制度令大家只能选择婚姻。”
民间倡议伴侣法，思考家庭的定义
“岑子杰的司法覆核案终极胜诉后，政府需要设立替代框架，大同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倡议伴侣法。”同志组织“大同 Gay Harmony”的创办人 Francis 说，由于裁决只是有关同性伴侣，政府提出的替代框架也未必能够保障多元性别社群。大同与不同性别社群的朋友讨论后，于今年6月骄傲月举办同性伴侣权益的研讨会，发表一份“伴侣法”的建议书，并于8月发表立场书。
立场书第一个重点，就是“为不论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特征的两个人，提供共同生活的法律保障及权益。”正如前文提到，未能更改身份证性别的跨男跨女，要不被逼以“同性伴侣”的身份进入未来的替代框架，要不就被逼以“异性伴侣”的身份缔结异性婚姻；已经更改身份证性别，但是尚未“重成整套性别肯定手术”的跨性别人士，就要被逼接受婚姻在法律上可被申请无效。
“伴侣法不次等于婚姻，亦不等于婚姻。”Francis 指出，婚姻平权是基本人权，自当支持。然而，婚姻制度规定配偶履行圆房义务，而法律定义的性交仅指涉以“阴茎插入阴道”。Francis 与无性恋及无浪漫的朋友讨论时，他们反映婚姻无效的定义窒碍社群结合伴侣关系。跨性别朋友则反映每个人的性别肯定手术状况不一，很难有统一定义。
因此，立场书其中一个重点是：“考虑到性别认同、性别特征、性倾向的多元性，伴侣法提倡不以性行为作为建立关系的必要条件，保障不同形式的关系，包括跨性别者、双性人、非二元者、无性恋及无浪漫社群等。”
“不是人人都对婚姻有憧憬，你看有几多异性伴侣只是同居，未有结婚？”Francis 引述立场书其中一段，“随著现代社会发展更多元，家庭的组成已不囿限于由血脉相连的家人或男女之间缔结的婚姻关系。所有基于承诺、委身互相支持的稳定伴侣关系，及至彩虹家庭，均符合现今对于家庭的普遍定义。”Francis 举例，年长同志未必有亲密伴侣，但是可能有一个朝夕相对、感情深厚的照顾者。假如有伴侣法，他们也能受惠于法律保障。
Francis 表示社群相当重视替代框架的发展，各机构也有各自的计划，正在筹备活动让更多人参与讨论，收集意见。另一民间组织“无性群象”早于5月中已发出问卷，邀请社群分享对“伴侣关系法律框架”的看法，目前收集到过百份回复。大同未来将会连结不同性别社群举办工作坊，希望更多人了解到伴侣法，就立场书提出意见，集思广益后再修正立场书。
2009年，“当年倡议将同性同居者及前同性同居者纳入《家庭暴力条例》保障范围，跟今时今日做政策倡仪的模式已经很不同，以前还可以游说议员或者举办记者会，现在就……很难说了。”Francis 表示，自2021年起，大同每年6月都会举办“同志骄傲月市集”。连续举办三年，今年却被食物环境卫生署指未有持相关娱乐牌照，被迫取消。
解读判词：替代框架会是何模样？
Francis 直言，每个人读同一份判词都可能有不一样的解读，“在这个虚无缥缈的空间，可能连政府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我们唯有尝试还有什么可以做。”
终审法院颁令至今快要一年，政府未有提出任何咨询文件，反而就三宗与同性伴侣相关权益的案件申请许可，上诉至终审法院，并于2024年2月获批。三宗案件争议的权利分别是申请公屋、入住居屋以及无遗嘱继承。问题是，既然政府无论如何都要设立“替代框架”，保障同性伴侣的权利，为何仍然要继续上诉？
“我认为是因为政府尚未决定到，替代框架要包含什么核心权利。”曹乔茵律师解释，终审法院以大比数接纳政府享有弹性的空间，于制订承认同性伴侣的法律制度内容时，酌情决定有关替代框架的主要权利和义务的“核心”。判决未有写明何谓核心权利，普通法的案例亦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假如政府认为核心权利不包括申请公屋、入住居屋，以及无遗产继承，就很有可能继续上诉。”
曹乔茵（Evelyn）是一名公共利益律师，曾于 AABB 案为女同志争取到孩子的共同监护权。到底核心权利与附加权利有何分别？按照现时的情况理解，曹乔茵认为核心权利涉及伴侣之间的关系，例如缔结关系之后共住的居所、共享的财产、共同养育的孩子。附加权利则可能是牵涉政府提供的福利，例如合并报税、申请公屋、入住居屋等。
大同 Gay Harmony 与不同性别社群朋友讨论后，参考世界各地的民事结合法例后，倡议包括以下条款：
1） 法定伴侣于继承、医疗、殓葬、补偿、罪行、刑事事宜及囚犯及其他范畴，享有与配偶同样的权利；
2） 法定伴侣亦应享有和配偶以及其他法律和政策层指涉家属的同等福利及权益保障，范畴涵盖生活不同面向。当局考虑伴侣／受养人签证以及在港居留权时，应对法定伴侣与配偶一视同仁；
3） 法定伴侣可领养与其伴侣有血缘关系的子女，并可以共同向区域法院申请领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士成为子女；以及使用任何人类生殖科技成家，孩子的出世证明书上应表明法定伴侣为其法定家长。
曹乔茵曾于2022年代表两位同志妈妈入禀高等法院，女同志 R 提供自己的卵子植入伴侣 NF 的身体，但是根据《父母与子女条例》的定义，“藉医疗怀孕或出生”的婴孩只可以有一位母亲，所以只有 NF 是法律上的母亲，未有怀孕产子的 R 则希望争取成为婴儿的其中一名“父母”。换言之，此案直接挑战“父母”一字的定义。
高等法院裁定两位同志妈妈败诉，但是非常同情事主 R，形容她是“普通法下的父母”，更表明现时的《父母与子女条例》是歧视这对女同志妈妈的孩子。现行法例有一套程序提供给不育的异性伴侣，能够合法地找代母或使用人类生殖科技如 IVF，但是立法时未有考虑到同性伴侣以及多元性别社群也会养育孩子，现时可能造成歧视。
曹乔茵认为此案有上诉空间，无论哪一方输赢都很可能会打到去终审法院，因为案件结果变相承认女同志伴侣也是“父母”，能够组织家庭，可能引起社会回响。她直言更先进的做法就是将相关法例的“丈夫及妻子”，更改为“两个人”，这样反而最容易处理；不然法院处理完女同志伴侣使用 IVF，之后又要处理男同志伴侣找代母产子的问题。
“坦白说，我认为政府不大可能会于替代框架处理同性伴侣以外的事情。”曹乔茵估计政府只会回应案件提及的败诉事项，不会多想之后几步，替代框架可能只涵盖最基本的权利。然而，此举有机会导致其他人参考梁镇罡案提出司法覆核，争辩政府基于性倾向未有涵盖其他权利而构成歧视。“如果理性地思考，政府应该考虑制定一个比较阔的替代框架，这是比较节省各方资源的做法。”
曹乔茵以英国为例，于2004年引入民事伴侣关系，本意是让同性伴侣获得与已婚异性恋类似的法律权利。十年后，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分别通过同性婚姻，变相同性伴侣可以选择缔结婚姻或结合为民事伴侣，但是异性伴侣只能选择婚姻。
当地一对异性恋伴侣认为婚姻制度父权，希望结合一段平等的关系。登记民事关系是互称为伴侣，不分夫妻，通奸亦不能作为解除关系的理由。二人因为未能登记为民事伴侣，一直上诉至最高法院，并于2018年获判胜诉，英国的伴侣从此都有多一种选择。
婚姻是一件“着柒咗嘅衫”？
打开维基百科的“婚姻”页面，婚姻形式千变万化，可以人数区分、以对象区分、以成立形式区分——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多达数十项。“一夫一妻、注册摆酒、白色婚纱、教堂行礼”的“现代”婚姻制度，并不那么理所当然；在香港，《婚姻条例》于1971年10月7日才生效，历史只有53年。
“你知道 Queen Charlotte 是怎嫁去英国吗？”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讲师黄钰萤（Sonia）问，她以 Netflix 热播剧集作为引子。
Sonia 形容夏洛特王后嫁得很 Chur（很赶急）：1761年8月17日由德国出发，跟迎亲队伍坐船横渡英吉列海峡，途中遇上三次风暴，9月7日第一次踏足英国，翌日第一次见到丈夫真人乔治三世，6小时后成婚。
“迎亲时，是由夏洛特的哥哥签署结婚契约，并不是由她本人同意这件婚事。”Sonia 强调，“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交易。”在很长很长的历史里，婚姻只是为了确保部落或家族的财产和权利转移方式。在父权社会，丈夫透过结婚获得妻子的“拥有权”，婚姻也是一种压逼女性的制度。
婚姻的“神圣”并非源于亚当夏娃，而是罗马天主教于12世纪“人为地”将婚姻视为神圣，设立相关仪式，并于1563年将婚姻正式定为七大圣事之一。在英国，政府于1753年才通过法令，在法例上要求伴侣于教堂由神职人员见证下结婚，也是国家正式插手婚姻的开始。18世纪，迎来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加上中产阶级冒起，人们追求个体幸福，才出现以爱情作为婚姻基础的论述。
“无论孪直，所有人从小都被灌输同一种生活轨迹：拍拖、结婚、终老——最好有孩子，最好一生一世。”Sonia 表示，无论是教育、媒体、宗教、法律，都在宣扬同一个论述。“就算 sell 不到我们喜欢异性，也 sell 到我们接受这个框架。”
2006年升上大学，Sonia 曾与一名30多岁的男士拍拖，对方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
“你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他说。
人生中第一次正式拍拖就被求婚，18岁的 Sonia 努力思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读中学的时候，Sonia 的父母关系紧张，她直言二人应该要离婚。在家里找不到归属感，她尝试在外面与另一个人组成一个社会单位，获得一个居所，在经济和生活上得到保障。
“对于婚姻，我有很大的拉扯。”Sonia 的直觉是 I don’t fucking buy into this shit，一个18岁的女生，正要探索自己的人生，“别说是玩都未玩够，是玩都未玩过。”
刹那间，她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原来是有一个社会认受你的限期。“30岁之前你就要结婚，不然你的人生就没有价值。”她比喻，“就好像你考完文凭试但入不到大学，社会就认为你在学术上是毫无价值。”
当时她曾思考，自己是否像拔尖生获得了一个 conditional offer，确定了某一种将来。然而，出身于知名女校，她对自己的将来有很多想像，她真的喜欢读书，她打算写作，她想尝试艺术——成为别人的妻子或媳妇，并不在这张清单之上。
困在这段关系三年之后，毕业前，Sonia 主动斩缆。
后来，她与一位女性拍拖，女朋友的年纪同样比她大十多年。在2011年的时空，还未流行去外国注册同性婚姻。今日回想，究竟她当时跟女朋友是从没想过结婚，还未到结婚的地步，抑或因为结婚从来不是一个选项，所以二人从无提起？ Sonia 没有答案。
关系告终后，她于2014年遇上一位男朋友。拍拖一两年，二人各自向对方“求过婚”。“我们理解的求婚，就是确认彼此想在一起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努力做到这件事。”十年来，二人曾经同居，后来因为经济与家庭原因改变居住安排，男朋友便一直与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居，实践自己相信的社会理念。
二人当时没有打算正式注册，因为她与男友都认为婚姻是一个太沉重的框架。就像 Comme des Garçons 那件红色心心 T 恤潮物，卖到成行成市，反而令人不想着上身，“婚姻就是那件被人着到柒晒嘅衫。”Sonia 说。（编按：“柒”，即愚钝笨拙）
然而，去到关系的后半段，Sonia 突然生出一种困顿感，无以名状。
人生的困顿
Sonia 曾经与男友协定保持开放关系。她是泛性恋，喜欢的人不论性别。她多年来活跃于多元性／别社群，与跨男 Kaspar 早在活动中相识，不时会在工作场合或朋友圈碰面。
Kaspar 是慈善自助组织“Gender Empowerment 性别空间”的创办人。他在32岁才发现自己是跨性别，于2011年开始持续使用男性荷尔蒙。一年后完成平胸手术，他快乐自在地生活了好几年。享受到性别愉悦，他终于想拍拖。
当时35岁，Kaspar 依然是 A0（编按：恋爱经历简称，A 代表 Available，0 代表次数）。从小到大，他都以“假如我是男性”来想像人生。他喜欢女性，但不觉得自己是同性恋。同时，为了持守当时的宗教认知，他不敢对女性动心，也不敢回应其他女生表达的好感。
在青春期缺乏练习恋爱和沟通的机会，他连示好都碰了一鼻子灰，莫谈开始一段关系。近年兴起交友软件，他终于遇上一个心仪对象，但是完全不知道如何约会。
Sonia 得知他的苦恼后伸出援手，“约她之前，你先约我练习好了。”
如今看来，这是二人的第一次“约会”。“我只记得去了石澳，不太记得详情，反而 Sonia 比我记得更清楚。”Kaspar 笑说。
Kaspar 与心仪的女生因为 Covid-19 疫情失去下文，屡试屡败之后，他发现自己对于发生性关系有心理障碍，因为他想像不到要如何发生。他决定暂时放弃谈恋爱，先处理自己对身体的理解。期间，他与 Sonia 练习过两次约会。所谓约会，更多时是像朋友般聊天。聊着聊着，发现彼此其实相当投契。去年2月，Kaspar 应邀观看 Sonia 的艺术演出，不知哪来的勇气，在演出前传了一个短讯给她：“What would you say if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explore my body with me？”
Sonia 答应了。当时她与男朋友一直保持开放关系，但是她觉得自己不会喜欢 Kaspar。
做了一次爱，二人意外地发现了爱情。一个月后，二人确认了彼此的关系。
“其实你都可以去找别的女朋友。”Sonia 说。
“为什么？我不需要另一个女朋友。”
“我是说你有这样的权利。”
“我不介意你有男朋友。”Kaspar 生气了，“但是为什么你要强加这一套在我身上？”
一个月后，Sonia 与前男友的关系完结，“我们现在还是很爱对方，是对方最好的朋友，只是大家追求的生活太不一样。”
再一个月之后，她（在喝醉后）向 Kaspar 求婚。
“结婚对你而言有什么意思？”Kaspar 在翌日询问。
“结婚是一种 existential commitment，在计划人生的时候会包括另一个人。”Sonia 说。
Kaspar 理解到 Sonia 的认真，但是未有正式答应结婚，毕竟自己在与她拍拖之前，一直都认为将来会孤独终老。“她有自得其乐地自称 wifey，我也是由她去。”然而，他会开始注意健康，希望自己能多活35年，陪伴 Sonia 半辈子。从未想像结婚的他，独自去逛婚展。
有一次，Kaspar 完成机构举办的活动后，Sonia 前来会合时发现他已有倦意，提议找个地方休息。
“你不是想看艺术展览吗？”
“你看看你的样子多累？待会去完饭局便回家吧。”Sonia 说。
那一刻，Kaspar 在内心暗自答应了大半年前的求婚。“我觉得她能够体谅和照顾我。”下车后，他第一次称呼她做 wife。
当时是3月尾，入境处于4月3日公布更换身份证性别的新政策。过去十多年，Kaspar 用一己之力改变了香港各种公共或私人服务对他的称谓和待遇，银行、保险、大学都视他为男性。加上英国政府早于2004年推出性别承认法，可以免手术更改法定性别，Kaspar 也更改了 BNO 证件的性别，免去旅游时的麻烦。“更换香港身份证的性别，唯一意义就是结婚。”
Sonia 当时听到 Kaspar 称呼她做太太，很快就告诉朋友他们会结婚。后来她觉得二人未准备好，但是又想庆祝此事，决定先举行订婚派对。Kaspar 坦言未完全跟上她的步伐。
Sonia 觉得求婚只是表示结婚的意愿；Kaspar 觉得求婚就是准备好结婚，例如是经济稳定、顺利同居。他有结婚的意愿，但是明白大家因为感情经历不同，步伐不一样，希望彼此的距离可以拉近一点。Kaspar 曾婉转地向 Sonia 表示，她将自己对感情的期望投射了在他身上。二人因此大吵一场，但是 Sonia 的确有认真反思 Kaspar 是否合适的结婚对象。
Sonia 今年36岁，她在这段关系才发现，“即使我以为自己有多遗世独立，原来我一直以来对人生未来的想像，多多少少都包含了某一种‘家’的形态，而且要是在一个系统内有某一种认受性的‘家’，整件事才会 flow。”Sonia 认为多元性别社群多年来面对的难题都是相似，“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是要有进展，原理就像画鬼脚，真的只有某些脚才会通，不然只会造成一种困顿。”
伴侣法 vs. 婚姻：Why not both?
姑勿论自己是否认同婚姻代表的所有观念，但是一个人愿意负上婚姻本身牵涉的法律责任，对 Sonia 来说是一种承诺，“那个人愿意承认那是一个相当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一段关系”，不是随意完成，也不能随便逃离。她很重视身边的伴侣是否能有这种觉悟，对彼此关系非常肯定，然后用一个她能够理解的方法去表达，“婚姻只是其中一种表达方法。”Sonia 说。
婚姻在父权社会下诞生，部份酷儿及女性主义者认为是一种压逼和奴役女性的制度，故反对结婚。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Sonia 觉得自己想结婚这件事很柒，然后又觉得自己“因为别人的眼光而觉得结婚会柒”的想法其实也很柒——“点谂都柒。”
Sonia 尊重选择婚姻的人，“但同时，这个社会真的有为数不少的人，对于实践长久稳定的关系有不同想像。”Sonia 有一个好姐妹选择不婚，但依然与伴侣共同养育孩子。“在保留婚姻制度的前提下，我们能否有新的法律框架承认新的关系模式？这是社会进步的里程碑。”
她认为倡议伴侣法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为就算一个人选择不结婚也好，婚姻制度本身牵涉法律、权利、福利，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假如一对伴侣想获得社会保障，只能用一种方式实践关系，本身就隐性地形塑了我们对关系的想像。”Sonia 举例，婚姻制度就是将两个人变为一体，自动假设财产或权益的分配，“一个人如何可以在婚姻保持独立自主？合并报税比个人报税优惠就是最不鼓励财政独立的做法。”
假如今日香港同时有伴侣关系及婚姻，二人会如何选择？“我会选择伴侣关系。”Sonia 说：“因为更贴近我对伴侣的理解。”然而，对象是 Kaspar 的时候，她会选择结婚，“因为我知道婚姻对他而言有意义。”
Kaspar 会选择婚姻，“全因 timing。”普罗大众未必会去深究婚姻的历史和意义，一般人在文化层面的认知，婚姻就是两个人承诺成为伴侣，“一讲出来，人人都明，我不用再解释。别人能否明白我们的关系，对我而言比较重要。”假如在20年后，人人都明白什么是伴侣关系，他就觉得选择伴侣法或婚姻都没所谓。“我只想平凡地生活。”Kaspar 说。
二人暂定于明年初举行订婚派对，Sonia 要如何跨越女性主义者结婚的心理关口？
“我现在都可以答你。”她笑说：“你用好柒的心态结婚就柒啰，我结婚就唔柒㗎啦。”
婚姻也好，伴侣法也好，最紧要有得拣。小朋友才做选择，why not both？
（尊重受访者意愿，Stephanie 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伍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