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闻”的界线模糊后，自媒体“取代”传统媒体了吗？
对阅听人来说，接收讯息的渠道更多元了，“新闻”的传统定义却在其中渐趋模糊。
“你们平常都透过哪些媒体看国际新闻？ ”在台湾一所大学校园里，新闻学系教师向台下学生问道，学生七嘴八舌地答道：“敏迪选读”、“志祺七七”、“转角国际”，传统新闻机构在这堂课中像是披了隐形斗篷不被闻问。
不只新闻系的学生会透过自媒体、新媒体接收新闻。 今年5月，台湾国会因审查法案引发朝野冲突，彼时有许多网友“敲碗”知名时事频道“志祺七七 X 图文不符”制作影片解释法案争议始末; 7月，台湾宪法法庭召开国会职权修法释宪案准备程序，台湾数一数二的法律科普自媒体“法律白话文运动”也成为众多阅听人敲碗求解析的对象之一。
阅听人不是不看新闻，而是看新闻的渠道从报章杂志、新闻网站，转移到社群平台了。 牛津路透新闻学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在《2024年度数字新闻产业报告》中便指出，台湾阅听人有39%透過臉書獲取新聞，也有46%的人从 YouTube 获取新闻。
对阅听人来说，接收讯息的渠道更多元了，“新闻”的传统定义却在其中渐趋模糊; “看新闻”本身，可以是意见领袖在社群媒体上发布的一则贴文，也可以是影音平台上的一部影片。 阅听人还是需要新闻，只是，当以反讽恶搞的台湾热门自媒体“狂新闻”也被观众视作新闻之际，他们认知的、需要的，可能不再仅限于传统新闻机构以及其所产制的“新闻”。
在演算法对自媒体创作者的流量红利下，更多的创作主题跃然于平台上，议题型的频道也逐渐吸引目光，进而成为人们在公共事件中接收讯息的主要管道之一。当“新闻都不报”成为社群媒体上常见的批评，透过自媒体接收资讯的模式，仿佛将吞噬传统媒体版图，不仅带走了过往的阅听人，更成为阅听人托付“信任”的对象。
十年来传统媒体失去的，如今自媒体试著填上这块缺角。当“新闻”的轮廓及界线被模糊后，人们对优质资讯的需求，能由当代繁盛多元的自媒体接住吗？
“我们做的是新闻吗？ ”
不仅“狂新闻”被视为新闻，以反讽挖苦见长的自媒体“眼球中央电视台”也有观众将其作为主要新闻来源。人们未必会下载一般新闻机构的官方 App，反而会订阅时事型 YouTube 频道作为接收资讯的管道，例如以懒人包形式介绍议题的“志祺七七 X 图文不符”便强势成为时下阅听众的“主流”选项。
2015年，张志祺与合伙人先是从图文懒人包“图文不符”起家，当时正逢脸书流量红利时代，一推出就快速建立起知名度。 尔后，旗下“志祺七七”YouTube 频道成立，制作时事评论及议题懒人包影片，也有书评及人物专访系列，目前已是百万订阅频道，有上千名付费会员。 热门影片包含“香港逃犯条例”、“断交国”、“躺平风潮”等主题，多支影片都有破百万点阅量的成绩。
虽然都市计划系毕业的张志祺未受过新闻学院的专业养成，却在“资讯设计”的概念下展现精准的选题能力和时事敏感度。
张志祺一入座，却是先向我们澄清自己并非新闻工作者，他亦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新闻”工作。 他的担忧，在这场采访前便有番论辩。 发出采访邀请后，志祺七七团队先是强调，他们的角色更接近自媒体，虽然不在新闻圈，但日常营运非常仰赖新闻业的工作，因此更不希望被认为“是在吃新闻业豆腐”。
“我刚刚查了字典，想看看新闻的定义是什么。 ”张志祺指着手机屏幕，他看到教育部的辞典解释：对于最近事件或先前未知信息的报导。
“按这这个定义的话，我们其实是在做新闻，但我们实在很怕踩到那条线。 ”张志祺始终对自己是不是在“做新闻”有所顾忌。 在他眼中，所谓做新闻，是“挖掘一手资料并分析”，他说这是频道目前始终无法达到的条件，“我想像中的新闻工作是生产出一手报导、更专业的存在。 ”
张志祺认为的信息产制流程中，有信息的生产者、信息的传递者以及信息的接收者，“新闻在信息生产的这一段，我们在做的，一直是中间的传递者。 ”看到了一些东西，便把它带到观众面前，这是他在做的事情。 “就像你不会说外送员是在做餐饮业一样，将餐点制作出来的人是厨师，这两个工作都令人尊敬，但根本上是不同的。 ”
志祺七七频道团队负责人邓观杰则补充，志祺七七的核心不像传统新闻一样在意即时性、第四权、实地蹲点采访等环节; 虽然人物专访也是频道的重要形式之一，他们仍自我定位为“信息设计者”。
不过，坚持自己不是在做新闻的张志祺，在团队所建立的一套内容编审制度，却无意间呼应了传统新闻的制播流程。
“一开始会想，干嘛这么麻烦？ ”邓观杰提及，在一次某支影片遭大量网友留言抨击时，才意识到一套编审流程重要、且必要。 他解释，从制作一支影片开始，他们会将资料来源划分信任等级，“官方文件及学术研究是可信任度最高的，接下来则是国际通讯社、几个有声望的新闻媒体，最后才是论坛上的网友说法。 ”
同时，节目企划在撰写脚本时，亦会将信息予以润饰并附上信息来源，接续主编会再次核对重点信息与来源中的内容相符，最后台本到主持人手上时，主持人会尽量确保信息的来源有被充分揭露。 若是团队都无法透过阅读资料胜任的主题，如艺术史或是能源议题，便透过阅读专书或找相关专家作向导领路。
频道影片的细节藏着许多“阅听人优先”的设计思维，邓观杰举例，为了让观众容易理解，志祺七七团队会花许多时间讨论出“观众针对特定社会议题关心的究竟是什么”，并预想影片中每个可能感到信息疲乏的时间点，设计不同桥段。
如此繁琐冗长的前置作业化成一支十几分钟的影片，认同这样叙事风格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从流量数字来看，志祺七七频道透过整理资讯并向外传播的工作获得不少阅听众的肯定，但他们更在意数字背后的每张脸孔，和对彼此的信任感。
张志祺观察，频道观众有许多是“对信息爆炸感到疲惫”的人，不想每天接收这么庞大的讯息量，但如果有比较重要的事件，可以从志祺七七频道获得多元的讨论、沟通，不在意要非常即时地获得新闻。
此外，频道会员每个月都可以投稿想看的影片主题，由志祺七七团队评估可行性后再给会员投票，借此了解观众的兴趣和舆论焦点，也提供观众可以修正资讯和提供建议的管道。“我只是讨论区里那个比较爱讲话的人。”张志祺坚持这是社群的基础设定，频道拥有者没有特权，和大家一样只是社群的一份子。
然而，即使志祺七七塑造了一个有别于传统新闻机构的品牌定位，但众多自媒体挟带网路资源与流量红利，依旧夹击了传统新闻业。“对他们来讲可能会有某种相对剥夺感，我们很怕自己站到新闻业的对立面，我们就是非常害怕这件事情。”张志祺谨慎地说。
“我只有自媒体这条路了”
相较非传统新闻人背景的张志祺，电视新闻台出身、有20年驻美经验的记者范琪斐坦言，目前台湾传统媒体做新闻、 呈现新闻的方式已经跟不上时代。
离开新闻台后，她搭上影音串流平台兴起的浪潮，与社群平台合作制播“TODAY 看世界”节目，每日更新一则国际新闻懒人包，目前有超过33万人追踪。而范琪斐团队自制的“范琪斐的美国时间”频道也固定更新国内外经济、政治、产业议题，采访不同领域专家，像是引爆两岸冲突的金门近海中国渔船翻覆事件、新青安政策等，邀请学者专家受访解析议题。
“挖掘一手资料并分析”、“更专业的存在”，范琪斐离开驻美特派员一职之时，认为这些所谓新闻业理应自持的专业已经荡然无存。尝尽商业媒体因过度竞争而体系崩坏的恶果后，网路媒体的繁景让她感觉到：做自媒体是唯一可以让她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出路了。
在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感受过挣扎的“流量与信息质量”辩题中，范琪斐团队并不犹豫。 他们将“让更多人愿意开启公共议题讨论”设为首要目标，娱乐性只是手段，同时为内容品质、专业及伦理划上底线，“如果娱乐可以让平常不看新闻的人进来讨论，那我就娱乐。 ”在他们的国际新闻中，也能常见一些综艺化的后制特效，用以吐槽节目主持人。
“我们做的是新闻，很多公民记者、YouTuber 做的新闻节目品质也不输给传统媒体。 ”当新闻人离开了新闻机构，范琪斐依旧认可新闻的存在价值。 但她语带悲观的说，希望那些更可信的、更重视新闻伦理的内容能在现今恶劣的信息环境中幸存。 之所以成立自媒体，“我只是求一个正确而已。 ”
“范琪斐的美国时间”在产制影音内容的过程中，会先由一名资深撰稿人主责撰稿，再由另名撰稿人和范琪斐一起编辑和查证，审稿过程至少得花上三小时。举例来说，若题目涉及医药专业，就得根据该题目的专业领域找合适的医疗人员来核对脚本；若涉及如马来西亚或越南等国历史、政治，就得请具有当地历史知识甚至是生活经验的人来协助传递正确信息。
相较过往新闻台的工作经验，范琪斐认为，“我们为所谓伦理付出很大的成本。”不仅需要合适的产业人脉、用于取材和核实的成本、花更长时间制作内容，与受访者意见相左、被网友炎上，都是常有的事。实际上，这些伦理成本短期内看不到实际效益，不做的话也不太会导致立即的危害；但这些都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感受到。
即使有明确的产制流程可以遵循，自媒体仍不免遭遇成绩不如期待，或是内容专业上的疏漏。
8月底，“TODAY 看世界”报导了火红的中国首款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遭许多游戏圈网友批评报导内容偏误，更有人一条一条记录下每个时间节点的问题，节目团队随后发文认错，并表示希望征求有游戏背景的专家协助校稿。
阅听人在自媒体的运作中，并非轮廓模糊的大众，而是一则则态度鲜明的留言。 这些留言让节目制作团队更了解他们的阅听人对信息的需求。
自媒体站在时代浪头上，比起传统新闻机构，商业模式、报道叙事都更有弹性，也展现出要超越台湾新闻媒体的野心。 近期，范琪斐团队也宣布，他们将与其他自媒体合作推出“2024美国大选特别报导”，派赴记者前往民主党、共和党两大阵营带回一手资讯，甚至在开票当天规划进行即时线上转播。 他们不讳言，在“坚持报导品质”之余，会加入个人观点——亦即他们所认同的“台湾视角”。
“看起来像新闻、却又不是新闻”
目前在台湾最具规模的法律科普自媒体“法律白话文运动”（下称法白）站长杨贵智，则是在创业十周年之际，毅然回到新闻所研读。 除了经营自媒体，他同时是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此次重回校园，他说是为了厘清“对自身的定位”。
十年前的2014年，台湾爆发太阳花运动延续月余，当时还只是法律所研究生的杨贵智，与一群朋友一起创办了“服贸科普文计画”脸书专页，由一群法律系所的学生从国际法的角度，为服务贸易协议所引发的争议加以厘清。 而在太阳花运动退场后，这个原先只是大学生的热血之作，便延续自这场社会运动的余韵，转型为“法律白话文运动”新媒体，持续推广法律科普。
目前法白已在台湾打开知名度，在 Instagram 更累积逾34万名追踪者，也透过 Podcast、书籍出版等方式，持续推广法律科普的志业。 法白迄今已出版法律科普书籍十数本。
不过，虽然法白的成绩有目共睹，更被视为法律性质自媒体成功商业化的指标，但在杨贵智心里，仍然隐隐对创办及经营这样一个自媒体的初衷与期许有些不确定——而此伴随着法白历年来取得的成就，让这份不确定感逐渐加深。
即便法白的 Podcast 频道“法客电台”曾在卓越新闻奖拿下 Podcast 新闻节目奖，他依然未解心中的结，“拿奖代表我做的也算新闻吗？做新闻会不会比单纯做‘法普’更有社会影响力？”
2020年，台湾首屈的卓越新闻奖在“广播及网路 (音频) 类得奖作品”项目新设“Podcast 新闻节目奖”，在传统新闻业的年度奖项竞逐中，法白旗下的“法客电台”，夺下首届 Podcast 新闻节目奖——而该奖项不仅象征传统新闻的板块扩延，由有别于传统新闻机构的自媒体获奖，别具指标意义。
杨贵智认为的“社会影响力”，即是实质的改变——他期待，法白的法普工作能让更多大众正视现状该被改变，进而促成修法、扭转政策，“让有些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 ”但过去法白生产大量的法普内容，效果却像有个天花板无法突破。
如何让法白倡议的题材，形成更大的舆论、刺激政策的更新？“写出好看的报导”、“新闻专题”，成为他想像中能够达到上述理想的手段。
杨贵智自嘲，是因为对传播产业不熟才直觉地只想到“新闻”，但实际上法白一直以来与新闻业的距离本来就没有想像中远。 即使营运初期他们并未将自己定位为“新闻媒体”，不过读者仍会以“新闻”的标准要求法白克尽查证义务，“但我们到底要查证到什么地步？ ”
杨贵智提起多年前的深刻经验。一年，台湾网路媒体曾报导瑞典计划修法，要求性犯罪被告举证自己曾取得当事人的同意，法白据此刊登了一篇以刑事诉讼原则为基础的评论文章，却被读者指称引用了假讯息，“难道法白写文章都不用查证吗？ ”
是此，杨贵智从网络媒体的报道开始溯源，发现该媒体引用英国《卫报》的报道，而这项瑞典修法计划的消息源头竟是国际通讯社《美联社》。
当时《美联社》错误引用了瑞典副首相的意见为修法提案内文，事实上推行“积极同意权”不会影响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归属。 就此事件而言，《卫报》与台湾网媒的报导中都没有第一手资料，法白撰稿人也未预期《美联社》会出错，但意外的责难让杨贵智不禁思考，“如果法白也被要求、期待像新闻机构一样要仔细查证，确保时事文章的正确性和可信任性，那我们是不是也算新闻媒体？ ”
身为执业律师的杨贵智，带着某种的自我质问进入台大新闻研究所，希望能从中带回解答。
一次，进入台大新闻所后的课间空档，杨贵智便拦住教授林照真问到，“我正在做的事和‘新闻’有什麽不同？ ”林照真回答，新闻是“新的事情”，把没人知道的事情报导出去，挖掘未知而非实际知识，即使事件发生在过去，只要现在没有人知道，仍属新闻。
新闻所老师的回应结合杨贵智在法律系的经验，他对于法白的未来愿景开始有了雏形，“是要帮大家解答一个永远为真的命题，挖掘沉积以久的智慧，但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世界上有哪些变化，面对这些变化、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思考。 ”
“就我对法律的理解，法条本身没有太大意义，有意义的是大家对法律的共同想像。 ”杨贵智解释，“例如我们可以针对国会改革、社会瞩目的判决写出更深入的分析，但这不是为了分享法律知识。 ”
而他的法律背景同时也让他在理解新闻实务时有特别的共鸣，“例如老师认为采访一定要见到面才有意义，要现场跟受访者确认他的原话，这是很老派的想法，但我认为有它的意义。 ”他说，这跟律师讯问证人是同样道理，“我们只采用他在法庭现场讲的话，如果证人没有来现场，在任何地方的发言都不会进到法庭，或是会很容易被挑战。 ”
连杨贵智在法律实务上的习惯也悄悄因新闻训练改变，“我感受到自己在写书状的时候，对于‘怎麽写’的想法开始有点不一样，现在确实不会长篇大论，大家都心知肚明，法官一天要看三百份东西，谁想看那麽多废话。 ”
回到杨贵智一开始对自我的质问：“只被归类在一般部落客或网红，如果读者觉得我们（法白）专业的话，那我们又是什么专业？ ”他想在台大新闻所探索，如何将法律与新闻这两门跨领域的学问巧妙地结合。
曾在研究所入学考面试过杨贵智的台大新闻所所长谢吉隆忆及，他到所上任教已逾七年，以前面试考生如果回答要当 YouTuber 的话，就不必来唸新闻所，可是现在开始觉得，“只要你愿意做传播工作、传达正确的讯息，那也许你还是有机会变成一个好记者。 ”他在面试现场经常追问考生的大学科系专业，像是医管系毕业或是成人教育系毕业的学生，比起有了传播工作能力后仍在找题目的人，谢吉隆认为，真心关怀着什麽的人，更容易在新闻产业中待下去。
而杨贵智和法律白话文运动团队，正是揹着法律专业在自媒体圈走了十年的一群人，一开始是为了传递关于服贸的正确讯息，现在他们仍期许法白可以对社会有更大的正面影响力。
重建信任
当传统媒体在转型之路，选择点击至上、流量挂帅，而赔上自己的公信力时，像杨贵智、张志祺这样对新闻传播具有热情的创作者，在自媒体时代找到实践理念的天地。
长期下来，这些自媒体不仅带走了对传统媒体失去信心的阅听人，甚至吸引年轻的新闻人才投入其中。
例如去年毕业于辅大新闻系的阿德，便选择不应征传统媒体的记者职缺，目前在“范琪斐的美国时间”担任剪辑与摄影，“我不希望我今天到一家电视台，为了快、为了流量产出不好的报导。 ”阿德说，他还是想做新闻，“我们做的东西符合、甚至高过很多传统媒体对新闻伦理的标准，我可以更有自信分享我们产出的内容去给我的朋友或我的家人看。 ”
范琪斐有感而发，“你要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当初决定做自媒体？ 我们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要赚大钱，只是为了给台湾观众提供一个好的 information。 盈利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让我们持续有做新东西的能力。 ”
事实上，她也曾嚐过流量带来的甜头，例如今年初前央视记者王志安来台，发言屡次引发争议，范琪斐也在其节目“斐姨所思”中访谈王志安，创下百万点阅，“有年轻同事说，我们应该多做这样的内容，但实际上，这当中有90%的流量是海外中国人翻过来的。 我们的初心是服务台湾的观众，那才是我们首要的工作，海外中国人的点阅并非我们的 purpose。 ”
张志祺也认同，与其追求单一影片的点阅数字，他更关注自媒体品牌在群众眼中的观感，“建立与他们的信任感，是我们比较在乎的事情。 ”
维系与阅听众的信任关系，是自媒体长久经营的关键。
“我们把‘与读者的信任关系’当作是志祺七七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不会为了流量乱讲、乱骂，即便数字可能很香。 ”他认为，长期培养相互信任的群众有两个好处，一是订阅数能稳定成长，增加每支影片的流量基本盘，吸引更多广告收益，二是累积人脉。
“透过这个频道，我们认识了很多比自己更厉害的人，以及很多很年轻有理想的朋友，我们在这个平台相遇、生成信任，也让我们有机会在未来参与他们的事业。 ”在张志祺眼中，这样的信任感能转换成许多无形的价值。
而重拾这份互信关系，或许才是在信息过载、分众传播的时代下，让“新闻”这一门生意可长可久的永续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