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党不死，只会凋零”：当土壤缺乏养分，台湾第三势力还有未来吗？
我们也许不用这么快就对第三势力悲观，而应该想想现在的第三势力到底有没有摆脱大党蚕食、另立山头之可能？
近期，随着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涉弊事件越演越烈，台湾社会也激起了第三势力该何去何从的议论。 其实，在选举制度长期对小党不友善下，台湾的小党向来就没太大生存空间。 看看早期挥军国会的新党、台联、亲民党，到后来的时代力量、台湾基进、台湾民众党，不但斩获席次有限、赏味期不长，在与蓝绿两党难以切割的分合之间，也使党性建立困难。 即使，因为政治环境变迁快速，时势总能造出几个英雄，但英雄们在缺乏养分的土壤里，实在很难撼动时势，让小党开枝散叶。
就历史脉络来说，首先，台湾自民主化之后，从国民党“出走”的新党与亲民党，是台湾最早被视为“第三势力”的政党。 基于国民党犹然厚实的支持结构，新党不但1996年（无党籍的林洋港、郝柏村获新党支持）、2000年都提出总统候选人，亲民党的宋楚瑜更是从2000年（以无党籍参选）一路战到2020年，几乎无役不与，且两党的国会选举也都有相当成绩。 在当时，以前总统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另一小党“台湾团结联盟”，则是结合了国民党内本土派以及民进党的独立派，形成另一股势力，于2001年、2004年的立委选举，也都斩获了超过十席的区域及不分区立委。
其次，2005年的第七次修宪，为台湾立委选举制度带来重大变革，除了席次从225席被减半为113席，更把原先的“复数选区制度”（一选区选出多名当选人）改为“单一选区制”，从73个选区选出73席区域立委，并划分三分之一席次为全国不分区，由政党票5%的当选门槛， 产生34席不分区立委，且延长立委任期至四年，自2008年并同总统选举进行。
因此，在选制变迁后，对于支持者仍脱离不了国、民两党的几个小党来说，基于单一选区必须捉对厮杀的情势，不但几乎难有当选国会议员的可能，不分区能分到的席次更是大幅萎缩。 亲民党于2008年与国民党共推候选人之下，仅存原住民一席，新党与台联甚至还无法跨越不分区当选门槛，全军覆没。 而继续奋战的台联与亲民党，台联仅于2012年获得三席不分区席位，亲民党在2012、2016年也仅剩下三席立委，与过去最多曾拥有46席的国会席次相去甚远，到了2020年大选，终究还是敌不过5%门槛而席次归零。
选制对小党不友善
对比台联、新党与亲民党来看，亲民党得以“续命”到2016年的主因，其实还与修宪使国会及总统同时选举而引发的“衣尾效应”有关。
宋楚瑜从2012年接续三届参选总统，即使面对新兴政党“时代力量”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崛起，于2016年拿到了6.1%的政党票，亲民党依然能超越时代力量，获得6.5%得票率，显见参选总统对选情带动之效果。
然而，小党要能提出总统候选人并不容易，按照《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规定，政党于最近任何一次总统或立法委员选举中，所推荐候选人得票数之总和，应达该次选举有效票5%以上，方能进行提名，可说制度叠加了对小党的不友善。 当然，小党若要循联署方式推出总统候选人，还将面对未连署成功将没收保证金100万（新台币）、登记成功却未获得5%得票率将没收保证金1500万等风险，使参选仿佛成为一种赌注。
从政党财务来说，小党还面临了制度上的其它挑战。按《政党法》及《选罢法》规定，立委选举政党票若达1%，个人与营利事业对该党的政治献金可列举所得税扣除额；最近三次立委选举政党票得到2%以上，始能提名不分区立委（除非另推荐候选人达十人以上，每位候选人须缴纳20万元保证金）；政党票达3%，往后四年可获政党补助款，每年每票补贴50元。所以，从当选的5％门槛再向下发现这些“1%、2%、3%”限制，更可见小党的生存空间层层受到压缩——若说选举制度在宪法里已几乎没有修改之可能，法律的捆绑更形同让小党失去希望。
另外，还值得一提，大法官会议在2014年也曾就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做出释字第721号解释，认为此并未违反宪法赖以存立之“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更在理由书阐释选制目的在“避免小党林立，政党体系零碎化，影响国会议事运作之效率，妨碍行政立法互动关系之顺畅”，等于再由宪法层面强化两党垄断“政治市场”的合理性，使小党的未来令人忧心。
政治环境变迁成小党突围契机
当然，除了制度给予小党的内在限制，政治环境对小党的外在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 首先，是近年资讯科技持续发达，网络平台的重要性使政治动员衍生不同面貌，使空战的宣传效果不亚于陆战，并把新兴政党带入战场，加速了传统小党凋零。 另外，全球民粹主义的浪潮席卷，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以及后物质主义议题勃兴，更凸显传统政党格局越来越不受到人民喜爱; 尤其，在年轻族群政治参与提升、公民社会越加茁壮下，左右政治情势的行动者更为多元，小党的竞争格局也愈显复杂。
于是，在台湾政治版图里，近十年来取而代之的如时代力量、台湾基进、社民党、民众党等，无论就支持者结构或政治诉求，都对应了这个时空变迁的现象。 然而，当既存制度犹然无法提供小党更多养分，这些政党即使能取得国会席次或地方议席，却还是走得很辛苦。
尤其是，蓝绿政党处于制度保护伞里，小党的对手只会越来越强大，造成人才甄补与财务维持都比过往更为不易。这些年，我们看到，不但新兴政党的胜选背后，经常是与蓝绿“礼让”或“策略合作”有关，党内人士出走转投蓝绿阵营更是时有所闻。此外，加上3%政党补助款的门槛保卫战，小党的赏味期更短了，至2024年大选，除了2019年成立的民众党，所有小党都无法跨越3%的门槛，并且仅剩时代力量能超过2%的不分区得票率，显见连未来提名都成问题，遑论对抗大党。
因此，综合内在选举制度与外在政治环境，我们还发现一个矛盾现象，亦即“小党不会死，只会凋零”。 小党身处的土壤其实不是没有养分，只是制度的束缚让小党很难长大，而当必须靠着大树底下枝节交错的树根来提供养分，小党要能建立自主性又更为困难。 事实上，在台联、亲民党、新党这些传统小党逐渐退场后，自2016年的立委选举开始，若将蓝、绿以外所有小党斩获的得票率加总，从2016年的28.95%、2020年的32.64%，再到2024年的29.25%，甚至可说足以和蓝绿“三分天下”，所以，我们也许不用这么快就对“第三势力”悲观，而应该想想现在的“第三势力”到底有没有摆脱大党蚕食、另立山头之可能？
综合上述原因与背景来说，柯文哲及其民众党大概最接近这个可能了。 2014年参选台北市长选举的横空出世，柯文哲以“政治素人”的形象与“推倒蓝绿高墙”等诉求，立刻吸引到厌倦传统政治格局的选民。 而当年搭配绿营不自提人选参选及策略支持，柯文哲顺利击败国民党候选人，奠定了推动白色革命的底气，也顺理成章接收更多中间选民。
历经四年，柯文哲虽然在2018年惊险连任成功，但他所蓄积的力量在其它小党几乎都慢慢萎缩之下，渐渐成为第三势力的寄托，甚至还足以与蓝绿一搏。 于是，毫不易外地，柯文哲在2019年成立了民众党，接下来的几场选举，不但2020年在国会不分区跨越10%得票率（11.22%），2022年地方选举也因与蓝营整合，由高虹安夺下了新竹市长宝座。 到2024年，柯文哲代表民众党参选总统，政党票得票率更是来到22%。
从正面因素看，柯文哲与民众党日益茁壮，至少符合上述几个小党生存条件：一是大党的礼让，降低了单一选区制下对于小党的冲击; 二是贴近新的政治环境，借以吸取非蓝非绿选民，并且在国会席次提升后，还能强化自身的政党财务; 三是提出总统候选人的衣尾效应，使民众党在2024年的不分区席次来到八席，完全打趴所有小党，当次选举“三角督”的高张力，更造成除民众党外，无一小党能分到国会席次的结果。
民众党泡沫化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在看起来几乎可以吸纳“第三势力”的背后，柯文哲还是得要面对制度对小党的不友善，以及盘根错节的旧土壤，才有机会与大党互别苗头。
然而，柯文哲似乎不这么规划，自2024年总统大选鸣枪起跑，柯文哲挟着三分天下的气势，一开始却自己跳进与蓝营合作的思维，从初期无视国民党早已正式提名侯友宜，还放话要找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当他的副手，同时又望向郭台铭，激起了国民党内主战、主合派对立，以及不少国民党支持者对柯文哲的反感。
接着，柯文哲再转向诉求国会这一端，以“联合政府，团结台湾”作为大选环台起手式，在席次难以超越蓝绿下，主动向蓝绿喊价，甚至不忘“消费”他一直攻击的民进党，提出“联合政府不排除合作绿营”，无异于自我扩张小党处在大党格局里的窘境，以及第三势力如果跳脱不了大党，就极易被并吞之宿命。 最后，面对民调直直落，柯文哲终究回到现实，在“白合的”“点协议签了字”，不排除成为侯友宜副手，没想到，才过没多久，他却又反悔不认账，决定走自己的路。
然而，此举显然为时已晚，因为长期游走在蓝绿的合与不合之间，加速了蓝绿选民归位，加上蓝白合的歹戏拖棚、诚信尽失，又使“浅白”支持者流失，柯文哲等于将自己逼到最不利的境地，他既要吸取大党养分，又同时以为这样可以让自己开枝散叶，最后想要另立山头，却忽视了逐渐散去的群众，早不足以成为他的支撑。
没想到，在最终仍获得八席立委后，民众党还是刻意忽略小党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自立法院开议以来，选择重启“蓝白合”的桥段。基于对抗民进党，民众党立委和国民党站在一起推动各项备受争议的国会职权修法法案，甚至，面对宪法法庭，也与蓝营共同激化社会对司法的不信任。于是，民众党的党性更消散了，即使蓝绿不过半给民众党有成为“关键少数”的机会，但国会里的不分区立委非但缺乏扩张社会基础的规划，更忽略当年要“超越蓝绿”的理想，从国会开议后，民众党的支持度就直直滑落，可见一斑。
更没想到，近期柯文哲深陷京华城弊案，在被羁押之后，民众党更加码了“全党护一人”，把路走得更窄。面对立院新会期，民众党立委剑指各政府部门，不但要删减总统府、监察院、法务部的预算，还对大法官等任命同意案磨刀霍霍，又推进了蓝白必须更紧密合作的动机。而将“蓝白合”这个早已不利民众党成长的因素，结合到拯救柯文哲弊案，民众党更推自己进去死胡同，把政治环境可能供给的最后一点养分全都寄望蓝营，这等于奉送蓝营更有对抗民进党的力量，并加快民众党的贬值速度。而当白营在“三角督”里失去了“三分天下”应有的支持度，无论是面对2026地方选举或2028年大选，国民党就越来越没有必要与民众党整合，到那个时候，民众党若才想要向下扎根，恐怕为时已晚。
在欧洲，许多国家可以成为多党制，除了其多元的种族、语言、宗教、文化背景，经济上明显的左、右光谱，再搭配完全比例代表制，各政党确有养分得以自给自足，并搭建出各踞山头的政治环境。 不过，以台湾的情形来看，当制度对小党已然不利，被迫只能与大党共处，若再带着和大党分分合合的情怀，又将加速自身与大党的同质性，进而强化了两党制的优势性，使小党更为边缘化。
因此，可以这么说，这十年来，民众党成功且完整演绎了台湾小党的“兴”与“衰”，从柯文哲这个曾有机会成为“第三势力”的共主来看，过往打着推倒蓝绿高墙的旗帜，现在看起来只是自打嘴巴; 想要推翻传统政治的企图，如今在弊案延烧下，则更显得与传统政治人物无异。
所以，当白营再次强化民粹语言，再次把自己推向蓝营，只不过巩固了那些深信“阿北无罪、司法已死”的支持者，而随着党的核心理念越来越不重要，再加上选制变革依旧困难，相信民众党走上泡沫化，或者新的英雄打着“超越蓝、绿、白”的新口号而起，也就不令人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