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废墟墙缝中的威权史：“完美监狱”还是“不义遗址”？走进“安康接待室”
当年谁被关押在这里？又经历了什么？安康接待室的历史迷雾还未厘清，已陷入遗址保存的拉扯与挑战。
“一路是我们里面的世界，一路是外面的世界。”1979年被蒙眼带到神秘郊区、接受疲劳侦讯的《美丽岛杂志》主编陈忠信，这样形容那段被关押安康接待室的日子。
如今，当我们搭上去年才刚通车的“安坑轻轨”，一路向台北盆地的边缘、新店山区深入，接近终点站的“玫瑰中国城”站，就是昔日“安康接待室”的所在地。这条轻轨曾被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寄予“人权轻轨”的期望，因为沿线串起了新店各处的白色恐怖威权遗址。除安康接待室外，起点的十四张站还有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景美分所（即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安康站有安坑刑场、新店军人监狱。这些地点过往都因藏于深山，交通不便，而鲜为人知。
安康接待室是台湾目前唯一完整保留的威权时期秘密侦讯场所。1974年至1987年间，调查员侦办重大案件时，专案小组会“出差”至安康接待室进行侦讯。根据现有资料统计，这里曾关押至少210人，最久关押一年多，短则数日，涉及“美丽岛事件”、“一清项目”等重大政治案件。
然而，随著1987年宣布解严，安康接待室就此荒废于新店山区。当年被关押在这里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些民主进程下的血泪痕迹也因此尘封30余年。
直到2018年，促转会成立，著手调查台湾的不义遗址空间，安康接待室才终于在2022年转交国家人权博物馆后，展开一系列历史调查与保存活化规划。
今年7月，行政院才通过“不义遗址保存条例”草案，未来将有专法规范这些遗址的维护与保存，作为转型正义的教育意义场域。但接下来的讨论重点：该如何保存活化？如何呈现教育意义？走在半途的安康接待室，是提供深思的重要范本。
可惜的是，安康接待室的历史迷雾还未厘清。无法确认的关押总名单、始终无法取得的完整资料、仍未被纳入保存活化范围内的后山靶场……在各种尚待还原的历史真相面前，已确定明年将启动修复工程的安康接待室，陷入遗址保存的拉扯与挑战。
全台唯一完整保留：隐匿深山的秘密侦讯空间
从安康路三段左转进到双城路，一路前行到三叉口，必须稍微右转，才能看见继续直行的上坡。将近一百公尺长的斜坡路，两侧皆是树林，树荫蔽天，路的另一头铁门深锁、望不进里头，那里便是安康接待室。
前有五重溪、侧有二叭子溪的交通不便地理位置，加上没有直面大路（安康路）的角度设计、等距种植的枫香树林，以及绝对隐匿的制高点，都是当时刻意为之的选择与设计。还未进到园区，安康接待室的机密性已可见一斑。
“问过这里的头人（注：为旧时邻里长一类的地方基层干部），他们知道这里有个地方，只是长辈会叫他们不要多问。”曾走访多位在地居民的在地文史工作者、“暗坑文化工作室”执行长吴柏玮说。“从我房间窗户往下面看，永远就是一盏红色小灯。”小时候住在能俯望园区的二叭子的邱小姐也是这么说：“大人都说别乱问。”
安康接待室原先为私人土地，为廖姓一家人所有，作为菜园使用。资料显示，当时是由调查局向廖姓地主购买土地，属买卖行为，但卖方却不这么认为。吴柏玮曾探问地主廖姓一家：“他们认为那是‘征收’，认知里比较像是强制性的，当时也不敢多问是哪个单位的，只知道是政府官员。”
国民政府迁台后，调查局负责国内保密防谍的情治工作，设立针对重大案件侦讯工作的场所。1950年代，调查局征用大龙峒保安宫旁民宅，作为大龙峒留质室；1958年再于吴兴街设立三张犁招待所，取代大龙峒留质室；随著这类秘密侦讯不易在市区运作，调查局于1974年将侦讯场所改至新店隐匿山区，称为安康接待室，运作时间从1974年至时任总统蒋经国宣布解严的1987年，期间办理的重大案件包括1979年“美丽岛事件”、1984年“一清专案”。
大龙峒留质室与三张犁招待所相继因都市更新而消失，被遗忘在山林里的安康接待室成为目前全台唯一完整保留的秘密侦讯空间。
“完美监狱”：形同地牢、影音监控、隔音墙
1979年，美丽岛事件事发第3天，陈忠信在住家被逮捕，先是在景美看守所待了两日，才被载到安康接待室。虽然被蒙著眼，他仍感觉得出来车子正在驶离市区，“人声越来越小，喇叭声也变得安静，隔了半小时左右，车子就停了。”陈忠信匆匆瞥见两栋建筑物与大片树林，附近并无住家。谈起第一眼的感受，他说：“感觉被带来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一下车，他立刻被押进其中一间侦讯室，背对著门坐，对面是一组两员的情治人员，轮番侦讯，“我想三天跑不掉。”第一次的侦讯长达数日，陈忠信才被带至“地牢”休息。
陈忠信口中的地牢被调查局称为“休养区”。侦讯室所在的“工作区”与“休养区”有著数十公尺的高低差，因此，羁押者走下“工作区”内的楼梯、行经一道无窗的长廊，再被押送到牢房，都误以为进到地下室。“坐牢已经很恐怖， 地牢没办法出去，更可怕。”40年之后，陈忠信在促转会邀请下首次回到安康接待室，才知地牢是地面建筑物，有对外门。被骗多年，他语带嘲讽地说：“这个设计很高招，应该颁奖给那位建筑师。”
园区里分为四栋主建筑物，分别是审讯空间“工作区”、关押嫌犯的“休养区”，以及调查人员与工作人员休憩的“生活区”、“宿舍区”，园区四周布满树林，完全隔绝外界。根据调查局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安康接待室是委托给永利建筑师事务所进行设计与建造，主责建筑师为张亦煌。在当时，永利建筑师事务所经常与政府单位合作，负责多项涉及机密、敏感的建筑案，包括1974年作为军事情报局宿舍的慈祥山庄、1983年保安警察第二总队第二大队公厅舍等等。
1973年的航照图中，其实还能看见安康接待室的地下通道，“代表当时它是在地面上。”负责安康接待室导览的吴柏玮向参与导览民众说明，“我去问过廖家，这里原本就有高低差没有错，但并没有这么斜，是为了兴建安康接待室，经过人为填土而制造出的高低差。”
不只误会建筑结构，受害者对于室内空间的印象，也多半是模糊且不具体的。“我们不可能知道全貌，我们晓得的只有住的牢房、地道和侦讯室。”他们长时间待在侦讯室里接受审问，只有如厕才被允许短暂离开侦讯室，侦讯后即押回牢房，对于安康接待室的空间模样是碎片、部分的拼凑，甚至不清楚确切在哪间侦讯室受审、关在哪间牢房。
但陈忠信清楚记得自己的侦讯室，“我一眼就认出来，我是在这间，里头没有变化，除了没有桌子、窗帘破了。”工作区类似四合院的格局，大门进去后，中间是一间格局较大的独栋建筑，四周隔成18间房（包括通往地下楼梯旁的小隔间），就算是现在走到区内，也很容易混淆。陈忠信靠著当年上厕所的路线拉回记忆，“我隔壁是厕所。”他很肯定自己是在110号房被侦讯。
还记得的，是侦讯室里与牢房里始终掩上的黄色窗帘，“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它的窗子不像一般窗户，比较高，也很窄，就只有在最上面。”侦讯室里的对外窗，不同于一般房间的置中、大片，是置于右上方，个子较矮的人恐怕不及窗的下框；至于牢房里的窗子，仅有通风口般大小，设在人无法触及的高处。同样羁押安康接待室的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张俊宏，将它们称为“天窗”，“当时最关心的就是天窗，天光露出来有几次，数到最后数不出来，太累了，连这个能力都没有了。”
会这么注意窗子与天光，是因为受难者在里头彻彻底底被隔绝，日光成为唯一与外面世界有所连结的事物。
在这里，唯一能直视日光的地方，是从侦讯室走往楼梯途中所行经过的天井，天井种有几棵金椿树，如今虽是枯树，但对受难者来说，当年在日光下逐日生长的金椿树，象征著希望，甚为重要。陈忠信作为安康接待室空间修复计划的审查委员之一，坚持天井植栽的场景复原。
隔绝之外，安康接待室也充满令人惶恐不安的监控。每间侦讯室都藏有录影、录音设备，录影机架在天花板，用以录音的Sony型号AD36麦克风则藏于收音板里，对比位置，大约是在当时侦讯桌子的下方。每一间侦讯室的影像、声音都会传至作为监控中心的108号房，全天候有人监看、监听。如今散落一角、多条线路缠绕成一体的管线残骸，还能看出108号房当时的用途。
多位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包括陈忠信、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姚嘉文、张俊宏、陈菊等等，都曾关押在安康接待室。当局甚至为了调查美丽岛事件，将安康接待室重新布置。这里的每一间侦讯室，墙面都贴有吸音板、地板铺上地垫，走进里头，人声立刻缩得明显。“他们为了美丽岛案件的侦讯，做了一次升级。我们调查后发现，这些东西（地毯、吸音板）都是后来追加上去的。”张维修翻开隔音板，里头是塞有保丽龙的石膏板，“这个是第一代，还没有升级前，这就已经有吸音效果。”
从进到侦讯室的第一天，陈忠信就知道时刻被监听，“其中一个人（调查人员）出去时，另一位用原子笔在面纸写给我，说有录音。”但他不知道，就连地牢牢房也有录影录音，牢房门旁、半身高的凹槽里，同样放著麦克风。
除此之外，每间牢房的门上，都有个如头大小的透明凹罩，方便工作人员随时将头往里头环视，查看关押者的状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女性正在上厕所，突然有个人把头伸进来看。”吴柏玮进行导览时，特别让我们想像关在牢房里的情境，那是毫无隐私、随时被监看的身心压力。也因为透明罩的凹面设计，被关押者从里头看见的脸是稍微扭曲变形的，仿佛真的看见了一只鬼，部分受难者在后来口述历史的访谈中，都曾提到被门上的那张脸吓到。
“宽严并济”、疲劳侦讯
1978年7月，法务部调查局发布一项“遵守办案四诀”的公告：“本局内外各单位及各驻区督察、诚舍、安康接待室等应确实遵守办案四诀：没有冤枉、没有放纵、没有刑讯、没有意外事件等办案准则。”
根据资料显示，安康接待室确实未曾发生过死亡的“意外事件”，也不以刑求逼供为主要手段，“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东西，要你配合写出他们要的内容，所以不会从其他地方去为难你。”里头伙食并不差，与工作人员吃得一样，偶尔也能抽烟，就是希望羁押者配合侦讯，陈忠信说道。一组两员的调查员，通常一人是黑脸、另一人是白脸，威逼利诱，再加以疲劳侦讯，来突破羁押者的心防。
曾在安康接待室办案的退休调查局人员刘礼信，在其书《调查员揭密：情治生涯四十年，揭开调查局神秘的历史与过往》里提到，宽严并济的方式很容易突破嫌犯心防，“所以，又何必靠刑求逼供来取得他们的供词呢？”
回忆当时侦讯场景，陈忠信表示，调查人员不只会重复追问相同问题，比对每次回答内容是否有所出入，就此刁钻，也时常编造其他羁押者说词，“比如，他会跟你说，王拓（注：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因参与《美丽岛杂志》写作遭逮补，羁押安康接待室）说你怎样怎样的，你也不晓得对方是不是真的这样讲。”陈忠信形容那时神经紧绷得像总统府前的宪兵，“你要应付他们的每一句话，不能答错、不能有漏洞或对自己不利。”
1983年10月，协助“两报爆炸案”主嫌黄世宗逃至海外，被以“藏匿叛徒”遭到逮补的黄世梗，也羁押安康接待室，于109号房接受侦讯。身为哥哥的黄世梗，将黄世宗以经商名义送出国后，早已预料将被逮补、制裁，因此侦讯过程极为配合，至今唯一在意的是，调查人员扭曲他在侦讯时的说词：“他们把台语的‘代志’当成国语的‘大事’，那根本天差地远。”长年在外跑船的黄世宗，当年受台湾独立联盟指使回台执行爆炸案，回台后，他借住哥哥黄世梗的租屋处，向哥哥随意表示，回台是要做一些“代志”（注：台语，即事情之意。出代志，则有发生事故、出差错的意思）。直到爆炸案当天，黄世梗看著电视新闻报导，才震惊弟弟此行回台主要目的。
为了缉拿黄世宗，调查局要求黄世梗骗弟弟回国，他被带至工作区中间的独栋建筑打越洋电话，当时的调查局长翁文维则在一旁监视。
那一独栋建筑是调查人员的办公空间，同一案件、不同组别的调查人员会在此交叉比对情报，试图找出可突破的方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而他们是有组织的，信息是流通的。”陈忠信说。
侦讯一段时间，调查人员便要求写自白书，陈忠信表示，他们被逼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一版、两版、三版……得写到调查人员满意为止。“只好一直找抽象性的描绘，写不满政府，至于不满什么，尽量不要去提具体的东西，能模糊就模糊。”目前留存于国家档案的自白书，基本上都是最后几版的陈述内容。
陈忠信于1979年12月15日被关押至安康接待室，日日夜夜接受侦讯，数不清日子，直到移关景美军事看守所后才允许写信，他提笔写信给夫人唐香燕，第一封信寄出日期为1980年1月20日，那一刻他才回到现实，知道自己在“神秘的地方”待上一个多月。
会“说话”的空间与痕迹
改建痕迹不只于此，在美丽岛事件时期，隔为两间侦讯室的111号房与112号房，后来被打通成一间，改作为调查人员的会议室。然而，是何时、因应什么案件与理由而打通，张维修与其团队至今未能有所收获。
直到此时此刻，安康接待室仍有许多待解之谜——“你看这个按钮，我们觉得是紧急钮，但它具体与什么有关，现在都不知道，只能合理猜测。”张维修按了几下工作区墙上的绿色菱形按钮，跟我们说道；“这一个也是很奇怪。我现在还不能理解这是做什么用的。”走向地牢的楼梯墙上，不仔细看，还未能发现，上头贴了一层薄薄的金丝材质；满布水渍的墙壁，坑坑疤疤的痕迹也都是谜团，“像这种钉子，表示这里曾挂有东西，那这里（沾黏痕迹）也可能都黏过什么东西。”
“这个（空间研究）很像是现代考古，建筑存在时间虽然晚近，但是就像千百年的遗址一样，资料不多，能讲话的人不多，要靠各种经验或技术来做逆向工程的研究和推敲。”
虽然“安康接待室调查研究暨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已于今年6月完成报告，张维修却悬著一颗心，甚为担忧，“修复时，可能会把钉子拔掉、磨平，再用油漆刷过去。我希望安康不要这样，这些（痕迹）都能保留下来。”对他来说，这全是还原历史的重要线索，“我们现在就是全部都记录下来。我现在不知道，不代表5年之后（还不知道）。”
从接下研究计划的那一天起，张维修与其团队至今都还有新的收获。张维修一直以来都特别关心另类文化资产，是台湾第一批呼吁官方妥善保存乐生疗养院等日式传统建筑的学者之一，“它们都包含了一些比较非主流的叙事。”在张维修眼里，这些不在主流论述下的建筑空间，是台湾历史脉络重要一块，“要去补上这些东西，历史才会是完整的。”
2012年，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揭牌隔年，邀请张维修进行指认、制作台湾人权地图，所标示的60几处遗址，安康接待室为其中之一，“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张地图，但我们把60几个点都调查一遍。”当时刚从博士班毕业的他，就这样一头栽入白色恐怖遗址的领域之中。
“那时候门是关著的，围墙和门都没有很高，但我不想翻墙。里头有几只狗，有遇到偶尔来巡视的管理员。”那是张维修第一次来到安康接待室，因为没有授权而无法进入，他便向朋友借来空拍机，“旁边都是树林，屋顶也都长满了草，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从空拍角度看到这里一栋、那里一栋，当时以为只有两栋房子（工作区、生活区）。”
在此之前，这些重要的历史空间从未系统性调查过。张维修只能到处找文献，拼凑这些遗址当年的样貌，也才了解到安康接待室的押房位于地下室、押房旁还有一栋“宿舍”。
所调查的空间里，许多都已遭到毁坏或改建成他用，安康接待室是少数完整保留的空间。1987年解严后，安康接待室改作为仓库，存放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的检体，但当时的主管机关调查局消极管理，加上仍未有相关法源针对这类遗址进行积极保存，导致安康接待室如同废墟，在新店深山受风雨摧残，也持续遭到闯入破坏。
多台不翼而飞的录影设备，就是安康接待室遭人闯入与破坏的证据。2009年台湾《苹果日报》刊出报导，吸引许多废墟爱好者擅自闯入冒险，艺术家高俊宏便是闯入者之一。高俊宏于2014年闯进安康接待室，在里头焚香、燃烧纸钱、进行影像创作（即2016年双年展展出的影像作品《博爱》一部分内容）与举办座谈，并取走录影设备及钉于108号房，记录监视系统配置的“电视监视系统图”。
《沃草》曾针对此事专访高俊宏，他自觉委屈，当时闯入安康接待室，那里就像被弃置的废墟，处处漏水、环境长年失修毁坏严重，“现在不带走，它就是灰飞烟灭。”解释是基于保存危机才带走文物，进行影像创作更是希望引起外界对安康接待室的关注。时隔8年，直到安康接待室正式移交给人权馆管理，高俊宏终于归还电视监视系统图。
情治单位与转型正义的角力：“不义遗址”险成停车场
2018年5月，促转会成立，其一任务便是保存不义遗址。安康接待室与徐厝因保存完整，且前者为公家单位所属机关、后者为私人住宅，在后续保存规划上正好作为对照，被选为案例。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规范下，促转会要求调查局协助配合研究团队调查，调查局才终于打开铁门，张维修也因此第一次踏进安康接待室，进行建筑物测绘与先期规划计划。
然而，于此同时，调查局启动安康接待室交回国有财产署的拨用程序，“地方有风声传出，这里要拆掉改建成停车场。”吴柏玮觉得不妙，等不及促转会的不义遗址审定程序及保存政策，于2021年9月，他决定先申请古迹提报。但过程并不顺利，在审议会议上，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促转会与人权馆皆以安康接待室尚未调查完整为由，并未积极支持安康接待室列入古迹。
“它能变成古迹是不幸中的大幸。”吴柏玮认为。2022年2月27日时任总统蔡英文的到访，带来奇迹般转折，加以民间文史工作者的积极倡议，最终，安康接待室在超过《文资法》所规定审议期限的2022年12月29日，正式被指定为古迹。
其实，早在同年1月，促转会已公告安康接待室为不义遗址，协调后确定由文化部正式接管，并于2022年11月正式由调查局移交文化部人权馆。人权馆馆长洪世芳说，移交后，馆方随即启动后续规划，包括“安康接待室历史调查暨相关人士口述访谈计划”、口述采访与影像记录、空间3D建模、导览活动等等。至于，今年6月张维修与其团队提交的“安康接待室调查研究暨修复及再利用计划”结案报告，因为涉及《文资法》规范，必须先送至安康接待室作为古迹的主管机关新北市政府审核，才能开启后续修复工程。
现阶段的安康接待室研究调查，多来自受难者的口述历史，又特别以美丽岛事件受害者为主。但令吴柏玮十分心急的是，安康接待室当年的情治人员、工作人员的口述资料至今仍相当不足，导致安康接待室空间脉络的还原留下诸多模糊与空白。“受害者记忆已经开始记录，但工作人员的视角大多都是空白，可能再过5年、10年，我们都访问不到这些人了，这些调查更有急迫性。”
“这里不单只是一个建筑而已，更包含白色恐怖时期的文化历史，那是心理层面的东西，但目前看到的心理面都是受害者的部分。”安康接待室所营造出来的心理压力，是需要被羁押者与工作人员两方对照，才能完全厘清解释的。吴柏玮举例，受害者曾提及在牢房睡觉时，时常被工作人员骚扰，用麦克风叫醒，“但我去看文献之后，才发现当时的工作人员是怕人死在里面。”
当年的主管机关调查局，面对各种历史厘清的协助皆被动消极。“调查局的想法是，他们已经把所有档案都移给国家档案局。”洪世芳说。
今年5月23日，监察院公布安康接待室保存活化计划的调查结果：“安康接待室为见证威权时期情治机关运作执行的重要文化资产，关于当年秘密侦讯的史料，有否确依档案法等相关规定，移交档案管理局妥善保存？又至今空间仍闲置，是否有妥善管理及使用，还原遗址真实历史等情”，直接指出“调查局延宕提供机关档案资料，影响调查近一年半。”
6月，调查局终于再次提供相关资料给张维修与其团队，其中包括当年建筑规划资料。他们也因此解开再一个未知：“那个（绿色菱形）按钮现在知道用途了，它的名称是‘叫人铃’。”
作为“安康接待室历史调查暨相关人士口述访谈计划”计划主持人、曾在计划里访问数位情治人员的苏庆轩也坦白，调查过程相当不顺利，“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无论是情治、行政庶务或警卫人员，蛮难接触的，我在安康接待室的结案报告里有说明，想必你有看到我满满的挫折感。”挫折感不光是来自情治人员名单取得与联系困难，采访情治人员也难有突破。
许多情治人员避谈当年的事，认为当年是听命行事、效忠国家。我们也曾联系曾在此侦办多起案件、于调查局雷霆组服务的调查员，对方婉拒，回复道：“如果只是单纯的历史古迹，我会协助；但称其为不义遗址，我不可能参与的。”
威权遗址该怎么修复？
历史调查未能完整，安康接待室的空间修复该如何进行？
目前“工作区”的109号侦讯室，人权馆安排摆放桌椅，试著模拟当年的侦讯模样，去看过的陈忠信相当不满意，“我一看就说不对不对，很漂亮的桌子、很漂亮的椅子，弄得像在泡茶一样。”由此看出端倪，对于修复的想像与期待，人权馆与受难者、专家学者恐怕还未有共识。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博物馆与文化资产的冲突与协调。”提交结案报告的前夕，张维修收到人权馆的回馈，“馆方决定要以教育推广为优先，所以要大量的复原安康接待室，而不是以最小规模、不臆测的方式进行复原。”他解释，这其实并非无解的二选一：“这本来就不是矛盾的议题，我们不应该用传统老旧的展示教育观念，去思考这个空间应该如何做展示教育。那么就会觉得，没有做完整的复原重建，就没办法做展示教育。”
“如果这样修的话，那安康接待室就毁了。”吴柏玮同样充满担忧：“所谓毁了，指的是它身为不义遗址的精神会被修坏掉。不义遗址的修复重点在于保存现况，保持它的场域精神。”他强调，不义遗址与古迹、历史建筑不全然相同，不适用同一套修复逻辑。
根据7月甫通过“不义遗址保存条例”的修复原则，不义遗址的保存活化重点在于彰显转型正义意义，倘若空间状态仍保有侵害人权事件发生时的样貌，应评估适度修复方式。
9月，安康接待室的保存活化研究计划已通过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内部审议，而由于登记为历史建筑，目前送往主管机关新北市文化资产，预计10月会再进行一次审议会议。
张维修语重心长地再一次强调：“我们未知的太多，（没有周全考量就修复）可能做出以后会后悔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