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兰花，买宝马：战后台湾的经济奇迹，如何改变山地部落？
这场肮脏又迷人的金钱游戏，随经济奇迹而生，也随经济泡沫而亡。
那个夏日午后，铜门部落一块私人菜园里，Agao 正悠闲地坐在简陋的工寮底下抽烟，啜饮刚从杂货店买来的冰凉维士比。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先生是部落有名的兰花猎人，年轻时四处采集野生兰维生。 有位阿姨听说我们要采访，指着 Agao 喊道：“他是兰花王子吶！”
尽管已经二十年没上山采兰花了，谈起那段如梦似幻的岁月，Agao 松垮的眼皮下仍透出一丝神采。 “龙涧上去、哈仑那条溪旁边啊，我以前找过一棵寒兰，叶子细细的，跟这个香烟一样。 卖了多少钱你知道？ 6万块，一芽而已哦！” 他特别提醒我：“那时候钱很大，可以买很多东西，三、四个月都用不完。”
那是“台湾钱淹脚目”的1980年代。 当时台湾经济发展过于快速，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热钱（游资）大量流向地下签赌、不动产、黄金珠宝、艺术品等市场。 同时，一些投机客也将目光放到兰花身上——这种美丽、高雅、深具文化底蕴的植物，对于一夜暴富的社会而言，反倒是令人垂涎的装饰品。 1980年代末期，兰花的投资风潮达到巅峰，一株兰花屡屡喊出千万台币的天价。
这些价值连城的兰花，其实原本都是山林中的野生植物。 它们被采兰人发现、带进市场，再交由专门的养兰户栽培。 尽管平地人在园艺技术与商业操作上很有一套，但讲到深入山林，没有人比部落的猎人更有经验。 随着兰花热兴起，许多商人纷纷聘用原住民担任入山向导，又或者提供图片与样本，直接请他们代为采集。
花莲县秀林乡的铜门村是一个太鲁阁族部落，因为附近盛产兰花，很早就被卷入这股浪潮。 当时部落正面临现代化转型阶段，对于金钱有着迫切需求，光凭传统的狩猎耕种已然无法维持生活，许多人不得不到外地工作。 然而，平地人对于兰花的巨大渴望，让一些族人在上山与下山的夹缝中，意外发现另一种将山林经验兑现的可能性。
“姓叶的、姓池的、姓廖的、姓王的…… 这几家以前都有在采啊。” Agao 细数铜门部落的采兰家族，其中不少人已经逝世。 他伸手指向附近山头说：“那里以前就有兰花。” 在他眼底看来，似乎每一座山都藏有珍宝，每一条路都踏满采兰人的足迹。
部落的兰花猎人
“开不开心无所谓，重点是自由。”
Agao 的父亲是铜门有名的山猪猎人，传闻一天就能抓到三只。 不过打猎并不能赚钱，所以他从很早就开始采集植物——比如金线莲等高价草药及兰花——贩售给平地的老板。 小时候，Agao 会跟父亲一起上山，但父亲从不传授他打猎技巧，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小孩将来也成为猎人。 尽管如此，Agao仍从父亲身上学到寻找兰花的方法。
国小毕业后，Agao 被父亲送到基督教芥菜种会学习了一年，再进屏东农校就读。 毕业后，他在玻璃厂工作到 20岁入伍，当了三年的陆军第一特种兵，退伍后又到冷气厂做了五年仓储管理。 回忆年轻时的工厂生活，Agao 说：“工厂里外县市的人很多，但原住民就我一个，很无聊，没有人跟我喝酒。” 28岁那年，身为家族长子的 Agao 决定回到部落结婚——那是1981年，兰花热恰好进入高峰。 留在山上的他，就在此时开启了职业采兰人的生涯。
往后二十年间，Agao 的生活完全依附着兰花。 他多数时间都在山上，独自一人，或者跟其他采兰人共事。 运气好时，会找到叶子上“有线”的植株，一趟就能赚个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元。 “那种刚长出来、短短的兰花，叶子还包着，有没有线我就看得出来。” Agao 自信地认为，自己是铜门部落最善于找兰花的人。 此外他也跟其他族人一样，永远深信梦的启示。 Agao 说，只要梦到外公外婆拿吃的东西给他——可能是香蕉，或者漂亮的鸡（蓝腹鹫），隔天就会找到很好的兰花。 “有一次我在奇莱找到一棵寒兰，很大棵，3万5耶。 我就跟我爸爸说，我梦到外婆了，她给我很多香蕉。”
我问 Agao，在城市工作跟上山采兰花，感觉有什么差别？ 他说，他住不惯台北，还是山上自由，没有人管你——开不开心那是无所谓，重点是自由。 爬山很累很辛苦，可是看到兰花就好高兴哦！ 特别是有线的，一棵就好，工钱就够了，够你在台北做好几个月。 有时候运气好，早上8点去，9点多就可以回工寮躺着烤火，还能去河里钓钓鱼，或者在路边放陷阱。
除了 Agao 之外，铜门还有好几个专门采兰花的家族。 今年五十六岁的 Labai 阿姨是叶家的媳妇，16岁嫁过来后，便一直跟随夫家采兰花。 “开始不会看啊，我老公就跟我说，这个是什么花，那个是什么花，慢慢学、慢慢学，一年之后就慢慢看得懂了。” Labai 坐在屋外，和我介绍她的大女儿及女婿，笑着说道：“他们都是兰花养大的，哈哈哈。 还有房子啊，也是靠兰花才盖起来的。”
Labai 说，以前跟老公一起采兰花时，通常早上六、七点就出门，如果去的地方近，可以当天来回; 如果去的地方远，就要在山上过夜几天。 他们会上白米、蔬菜、猪肉、蒜头、生姜等食材，爬到目标地点时，多半已经下午一、两点，这时会先用帆布搭个简易的工寮，煮一顿午饭。 吃饱后，先在工寮附近采集兰花，隔天再以此为基地，前往更远的地方寻找。
他们采集的兰花种类众多，除了最有价值的蕙兰外，还有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喜普鞋兰、东部盛产的黄花石斛等等。 当植株从土壤中挖起后，如果是普通的粗品，会全部堆在同一个袋子。 至于比较值钱的、有线的植株，Labai 会从树上拔一些松萝、苔藓，将兰花根部包起来，再拿山苏叶子整株包好，放进另一个袋子，确保叶子不会受伤。 对于有价值的兰花，他们会特别将俗称“老头”的假球茎种回原地，并拿镰刀在一旁树干上刮出记号，以便日后重返此地，采收新芽。
兰花拿回家后，他们会打电话给认识的老板，请对方前来收货。 基本上，粗品都是根据芽数，按照固定行情交易——报岁兰与寒兰最昂贵，四季兰则便宜许多。 而具有“出艺”潜力的希望品，就得个别喊价。 那时，Labai 在家屋外头用空心砖与竹子搭了两座兰棚，上头罩有塑料浪板及黑网。 她会把比较好的、有线的兰花种在里头，等兰商捧着钞票前来，再让对方入屋欣赏。 至于讨价还价，则是由叶先生负责。
Labai 说，自己不懂得应对老板，不懂得勾心斗角地谈生意，但她很喜欢兰花。 有时在山上找到心仪的兰花，她会买一个特别漂亮的盆子，把它种在里头，每天拿棉花沾一些蛋白，把叶子擦得油油亮亮。 等到抽花梗的时候，会把兰花搬进家里客厅，欣赏花朵一天天绽放，释放出迷人的幽香。 回忆起自己老公，Labai 抱怨道，那人实在太好客，总是擅自将她最爱的兰花送给别人，事后才说：“我们下次到山上再一起去找。”
前年，叶先生因为心脏疾病而骤逝。 Labai 说，老公离开前两天，他们还一起去爬山。 当时下山路上，叶先生突然非常喘，嘴上却说没关系，慢慢走就好。 “没办法，老了。” 他说。 本来还约定两天后要再上山，想不到人就这样走了。
我问 Labai，你们没想过跟其他人一样去外地工作吗？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山上，靠金线莲、靠兰花、靠石头，高兴什麽时候去、什麽时候回来，都是自由工。 你叫我去外面做，我也做不习惯啊。” Labai 说，她老公很不喜欢待在家里，只有上山才比较舒服，那是他一生的最爱。 “就算生病还一直想上山。” 她抱怨着：“我真的是败给他呐。”
炒兰花：肮脏又迷人的金钱游戏
清晨五点，天刚破晓，台北桥下的兰花市集已有人潮聚集——这是1980年代，台湾最热门的兰花交易现场。 商贩与买家皆来自台湾各地，有的甚至前一晚就住在附近旅社，以便抢在别人之前买到最好的品种。 除了花架上的盆栽外，还有大把大把的裸根兰花，如同杂草被堆在一旁，表面带些泥土——这是所谓的山采品，很可能才刚从山上被挖下来。 许多买家蹲在那儿东翻西找，想找出下一株轰动兰界的珍品。
那时，部落中充满兰花商人穿梭的身影，他们搬来一袋一袋钞票，运走一车一车兰花。 频繁交易的结果，渐渐催生出一种新的职业——像 Agao 和 Labai 这样的“兰花猎人”。
在炒作兰花的游戏里，山采品有着特殊的意义。 高级品种在野外刚被挖到的时候，都只是具有潜力的“希望品”，叶艺仍在发展阶段。 养兰者必须耐心地进行一代代选育，才有机会变化出更出色的斑纹，最终成为足以登录名鉴的新品种。
但在这个盛产蕙兰的岛屿上，养兰者们依然无比热衷于培育山采品。 毕竟它们价格相对便宜，根据发展潜力的高低，最普通的青叶粗品一芽大概只要几十元，至于有银有线的个体，一芽从几百、几千到几万元不等。 而若能从中发掘一株珍品，且经营得当的话，日后获利上千万乃至上亿都有可能。 就跟当时风靡社会的地下签赌活动没什么两样，每个人的兰房中总得养些山采品，期盼着新品种的诞生。
如何辨别一株有潜力的山采品呢？ 除了观察植株本身的叶片质地、皱折纹理、银线分布（这被认为是出艺的重要征兆）之外，产地亦至关重要。 以报岁兰来说，虽然全台湾低海拔环境都有分布，但东部被认为是最出色的产地，过往有极高比例的高级艺兰品种，都是出自花莲与台东的中央山脉东侧及海岸山脉。 不过对平地人而言，要从这些山区取得兰花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才有了山上的兰花猎人——深谙山林之道的原住民，成了连结野地与市场的桥梁。
“我以前到多纳部落找兰花，会去住原住民工寮。 他们那边产四季兰，价格不高，一丛才1、200块，但我挖了很多，一次都载满满一车回来。 那边单单兰花，我也卖了几十万出去。” 王三华大哥是嘉义的一名木材商人，1980年代中期当过几年兰商。 那时他总在台湾各地奔波，对东部原住民部落尤其熟悉，有时会找猎人一起到山上采集，有时则和对方直接收购。 “当时兰花正兴盛，原住民自己也会找兰花来卖啊，他们对山上很熟，所以知道去哪里找。 那个如果没有人带路，你自己进去会晕山。”
有价值的国兰品种基本上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欣赏花形花色的“花兰”，一类是欣赏叶片斑纹形态的“艺兰”。 通常来说，艺兰会比花兰更有价值，不过它们在生物学上其实是相同的物种——绝大部分属于报岁兰、四季兰、春兰、寒兰这几种，在一般人看来，它们常常只是叶子上有些线条的禾草罢了。 难怪早期兰界流传一句口头禅：“兰花在兰界是宝，出了兰界是草。” 高级兰花之所以价值不菲，并不是因为大富豪们颇有闲情雅致，乐意买个几盆放在家中欣赏，而是与当时社会上的投机风气密不可分。
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结束的25年间，台湾经济急速起飞，民间热钱急于寻找出路，每年都能见到许多人捧着大把大把钞票，想进兰花产业分一杯羹。 即使对于园艺栽培一窍不通，新加入者仍热情十足地跟随老兰家们押宝。 只要市场足够热络，稀有品种的价格就会不断上涨，带动更多资金进场。
于是，兰花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渐渐变成类似股票炒作的运作模式。 投机客密切观察市场风向，紧盯每个品种的涨跌。 而影响兰市波动的因素除了栽培数量、美学潮流、国内经济之外，也会有人暗中操弄。 比如兰界有所谓的“大脚”，指的是拥有资金、稀品及发言权的人士，他们只要策略性放出风声，就能影响特定品种的命运。 有些甚至组成集团，利用庞大资金垄断某一类兰花，再透过操作交易、哄抬价格，冲到顶点再一次出空。 至于在高点进场、来不及脱手的人，就只能“套牢”或者认赔贱售。
在市场最热的1980年代，兰花堪比黄金，遂成了许多歹徒犯案的目标。 据统计，光从1988年5月至1989年4月的一年间，台湾就发生113起兰花窃盗案。 那时有很多专门抢劫兰花的犯罪集团，会透过行业内鬼提供的信息锁定目标。 作案用的武器除了开山刀之外，甚至还有手枪及冲锋枪。 由于兰花贼猖獗，刑事警察局成立了专门侦办兰花犯罪的专案小组，但破案率不到三成。 为求自保，当时养兰者多半会在兰房设置警报系统，安装防盗高压电网，准备伸缩棍、电击枪、猎枪等武器，并饲养高加索犬、獒犬等凶悍大型犬，甚至成立社区联防组织。 在进行高价兰花交易时，也会安排保全人员护送。
传统上，兰花素来被视为高雅、脱俗、君子的象征，但演变成金钱游戏时，如此形象显得格外讽刺。 除了盗兰之风盛行，那时兰商常以染色、接叶、赝品等方式进行诈欺，或诱骗外行人做巨额投资。 更普遍的是积欠货款、开空头支票等等。 南投一位资深养兰户黄品亭表示，因为芭乐票（空头支票）太多，后来兰友都偏好用现金交易。 “我以前家里还有农会的点钞机，那时没有1000块，都是100块嘛，一捆一捆的，用布袋或报纸包起来，放在家里当椅子坐。”
想起早年的兰花热，黄品亭叹了口气说：“这个兰文化哦，是很迷人啦，但也很肮脏、很龌龊啦，一些有的没有的太多了。”
当森林失去一种气味
兰科（Orchidaceae）是植物界中最大的一科，已知超过2万7000个物种。 它们也是最受欢迎的园艺植物，已透过人工杂交的方式，产生超过10万个商业品种。 台湾园艺界通常将兰花分成国兰与洋兰两大类，国兰指的是分类学上属于蕙兰属（Cymbidium）的物种，分布于南亚、东亚、东南亚及澳洲等地。 传统上，中国文人雅士所赏玩、歌颂的兰花，指的就是蕙兰。
在蕙兰的栽培与鉴赏方面，日本从江户时代以来一直居于领导地位。 20世纪初期，由于台湾被纳入帝国新领土，日本人开始在这个小岛上发掘新品种。 1905年，服务于苗栗三叉车站的大河内丰吉，在车站附近竹林中发现一株叶片带有美丽斑纹的报岁兰（蕙兰的一种），经专家鉴定是难得的珍品。 大河内于是辞职返乡，专心栽培兰花，再以每枝1000元的高价出售——是当时大河内的月薪的数百倍。 这株兰花后来被命名为“真鹤”，是台湾国兰进军日本的先锋。
真鹤出现后，日本兰界开始对台湾盛产的报岁兰——叶片宽厚、斑纹变化无穷的蕙兰——产生浓厚兴趣，竞相前来收购，使台湾民间兴起上山采兰之风。 此后新品种陆续问世，诸如瑞玉、旭晃、蓬莱山、筑紫之松、黄道、养老，乃至战后最负盛名的金玉满堂等等，每一个名字都曾在日本兰界掀起波澜。 可以说，台湾的报岁兰占据了半部20世纪的蕙兰栽培史，日本出版的蕙兰名鉴上，绝大部分的大叶品种皆产自台湾。
尽管台湾产出许多知名品种，但早期没有太多本土栽培者，直至1970年代，社会上才渐渐吹起养兰之风。 这时的养兰已不只是文人雅士的休闲嗜好，而是成为一种家庭副业。 由于兰花单价高昂，技术门槛低，有余裕者只要购入一些热门品种，在房顶搭个小型兰室，定期分株繁殖，就能得到不错的额外收入。 于是，也有人将养兰称为一种“家庭造林”事业。
当时阳明山平等里上360户人家，几乎找不到一户不种兰花，每栋房子顶楼都有一间黑网覆盖的兰房。 曾经是生计来源的菜园和柑橘园，在兰价飙涨之后，都成了无人管理的荒废地。 1993年的《中国时报》如此报导：“现在平等里的农家除了照顾兰花、卖兰花，日子都过得非常清闲。 每一家人都把家里装潢得很舒适，怡情养性，闲来没事泡茶、交换养兰心得。 奔驰、富豪、宝马车的持有率极高。”
但二十一世纪以后，自然观察活动越来越流行，许多人更愿意让兰花留在原处，目睹它们在野地绽放的样子。 对他们来说，采兰人如同某种盘桓的幽灵，永远威胁着每一株兰花的生命。 当我跟随一位植物专家远赴屏东，在一条山径旁找到硕果仅存的报岁兰时，他严肃地提醒我：“绝对不要跟别人透露地点，不然它很快会被挖走。”
几十年来高强度的采集活动，确实对野外的兰花族群产生了严重影响。 台湾大学森林系的丁宗苏教授分享道，自己亲戚长辈也曾是采兰人。 1980年代，就读国中的他曾跟舅舅去凤凰山采兰花，早上上去，下午离开，后车厢就装满了100公斤的兰花。 “我那时印象是，平均50%的大树上面都有兰花。” 几十年来，丁宗苏教授持续在凤凰山从事生态观察，并表示现在大树上有兰花的不到百分之一。 “树都还在，但兰花都消失了。” 年轻世代的自然观察者或许很难想象，许多如今相当稀罕的兰花——比如报岁兰、苇草兰、白蝴蝶兰等等，都曾是这个岛上的常见物种。
从山采品的交易状况，最能看出野生兰在不同时代的生存处境。 以最主流的报岁兰为例，在兰艺盛行以前，它们普遍分布于全岛低海拔山区，民众出门踏青时，很容易在郊外发现美丽的植株。 1960年代以前，报岁兰的山采品经常以100斤（相当于60公斤）为单位秤重论价，每100斤不过几百元而已。 当时兰花如野草，普通品身价，根本不会有人单枝计价。
战后，随着艺兰日趋流行，越来越多采兰人上山寻求有线艺的植株。 刚开始，他们只挖走那些已呈完整叶艺的个体，后来兰市大热，许多株高不及三寸的小苗，也被不分贵贱地搜刮。 过程中，兰家们发展出一套精致复杂的理论，能根据叶子形态、生长环境、银线分布模式，判断一株看似平凡的山采品是否具备出艺的潜力。 而当某一座山头、某一块区域产出名兰后，采兰人便会蜂拥而至，将附近的兰花掠夺殆尽。
经过1970、1980年代兰花热的洗礼，报岁兰在台湾山中已成稀有植物。 根据《国兰天地》杂志，1986年，一位有着三十多年的采兰经验的台东人陈茂林随同五位布农族人到中央山脉采兰花，一群人在山里走了十天，别说旷世名兰寻不着，就是粗兰也没见到几株。
爬了一辈子山的 Labai 也表示，以前山上兰花确实很多，后来比较少了。 她说，野外兰花有所谓的老头（叶片干枯后的假球茎），他们叶家挖兰花的时候，会把老头种回土里，等它日后发新芽再来收。 但很多采兰人不这么做，而是全数拔光。 “好可惜，老头种的话，明年还会长的。” Labai 叹息道：“你全部拔就绝种啦，老板拿去就没有啦。”
曾经弥漫在台湾森林底层、令人神醉的芬芳，如今只有到花市里寻找了。
从一场大梦中醒来
任何人走进花市，都能用几百元的价格，带回一株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品——比如达摩、大屯麒麟、金玉满堂、龙凤呈祥。
兰花热随经济奇迹而生，也随经济泡沫而亡。 1990年，台股指数在几个月内从历史最高的12682点，一路重挫至2485点，许多投资者倾家荡产。 这件事同样发生在兰界。 1989年起，被炒作到顶点的兰市开始崩盘，身价千万的名品顿时乏人问津，价格一年一年跌至谷底。
1997年的《中国时报》曾描述兰市崩盘的惨状，该文提到：1992年一芽达摩冠艺仍有600万左右的行情，到了1996年只剩下2万元。 一位种植高级达摩的兰友表示，他当年以700万购入一芽达摩冠，结果价格连年下跌。 他选择变卖家产，继续大量买进，前后投入超过5000万元。 可兰市自此一蹶不振，名品贱若杂草，令众多养兰者血本无归。
山上兰花变少，加上市场冷淡，使得采兰这件事再也无法维持生计。 Labai 说，她的三个孩子——大女儿1986年出生、二儿子1987年出生、小女儿1992年出生——前两个都是靠兰花养的，到第三个的时候，兰花已经不值钱了，所以是靠石头养的——她指的是台风过后，到溪床上捡拾玫瑰石、丰田玉、玛瑙等具有欣赏价值的矿石，那些东西也曾风靡台湾社会。
当然，这不表示国兰产业已经消失，只是投机之风淡去，随之而来的是产业结构的转型。 一直以来，推动国兰市场的一大重点在于发掘新品种，它原本仰赖采兰人经验丰富的眼睛，从广袤的森林中找出有潜力的兰株。 但随着生物技术发展，养兰户渐渐改以人工杂交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育种，并透过组织培养的方式制作大量瓶苗，其生产规模及效率完全不是野外采集所能比拟。 “他们山上找不到我们需要的品系了。” 养兰多年的黄品亭表示，自己1990年代后期就不再去山上收购兰花，现在都是跟固定的育苗场和组培场合作。
养兰户与实验室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它需要的资本与技术门槛更高，因此科学化、工业化、企业化经营的大型兰园成为主流。 相对地，以前家家户户在楼顶搭一间小型兰房、投资少量高级品的“家庭造林”形式，则渐渐没落了。 如今，兰花不再是让人漫天喊价的艺术品，而是廉价的一般消费品，甚至是绽放一回即遭丢弃的消耗品。 任何人走进花市，都能用几百元的价格，带回一株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品——比如达摩、大屯麒麟、金玉满堂、龙凤呈祥等等。 这每一个名字，都藏着一段风起云涌的兰界历史。
当山林不再扮演生产者的角色，连结山林与市场的采兰人便失去了位置。 Agao 说，没有人收兰花以后，为了生活，他五十岁又跑去台北当了十年板模工。 后来身体不行了，痛风两天发作一次，受不了，他才回到部落种菜。 “以前如果继续唸书的话，命可能会不一样。”
回想自己一生在山上与城市之间兜兜转转，Agao 突然对父亲有些微言。 他说，自己当年其实有考上卫道中学，但家里没钱只好放弃，后来大学想考国防医学院，父亲却不肯让他读。 “我不知道我爸爸在想什麽，好气哦那时候…… 算了算了，命啊，都过去了，我现在尽量不去想了。”
访谈到了末尾，长时间的谈话让我不禁干咳了几声。 Agao 这时掏出纸杯，倒了些回温的维士比给我。 “喉咙痒你就喝一杯，金门高粱最好，每天早上喝一杯，马上见效。” 他表情严肃，像是在传授什么重要的人生经验：“年轻人多喝，真的，年轻人多喝，等年纪大了，你想喝也喝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