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我的距离
父与子首先隔着中港、代际、政治，然后是疾病、生死与钝痛。
「少爺，過來裝支大香先。」
当堂倌用柔亮的声线着我装香，我听到这个封建的称谓，愣了一下。 普通人家如我，从未被这样称呼过。
但也是这句话，开始了父亲在万国殡仪馆的丧礼：一个普通人的丧礼，一场祥和的超度佛事，一个我与父亲关系的节点。
灵堂上的一头是爸爸的遗照和灵位，下面是一张放有佛像和佛器的长台，和尚和助念团带着我们一起念佛诵经。
“又舍利弗。 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提。 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 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 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
拿着《阿弥陀经》，这是我第一次吟唸佛经，不求甚解。 在裊裊的佛音中，我感到哀伤、平静，时而回想起父亲的种种，时而走神想像那个阿弥陀佛接引的极乐世界，那里佛光普照，有美丽的宝物、悠扬的音乐、绚烂的鸟儿…..
佛说众生皆苦，死亡是往生，也是解脱的契机。 或许父亲在癌痛中离去是解脱，然而死亡也是父子关系不可逆转的终结。 我与爸爸共存于世三十年，但直到父亲确诊癌症，我才第一次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他身上，密切地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 父子两人的距离，既近且远，直到死亡把我们永远分开。 我在思考这些距离的时候，理解爸爸的人生，也在领悟自己的人生。
看医生的临界点
人不舒服到什么程度才会看医生？ 又会看什么医生？
一年前，爸爸从县城老家下来香港长住，他说自己水土不服。 不是强烈的不适，而是“微肚泻”，排便的次数增加，粪便变幼，就像平日肠胃不适一样。
在爸爸的人生经验中，再不舒服在家熬几天就会好转，又或是看一下中医，吃些中药。 除了仅有两次被我们敦促去做身体检查，他从未进入过西医的体系。 爸爸常常开玩笑，说自己“百毒不侵”，现实是他确是家中较健康的那位，虽然吸烟多年，几年前的身体检查数据也比同龄人优秀。
这是我后来才想起的事，那些天我甚至没对他的不舒服太上心，只知道妈妈叫他看医生，他去了看楼下的中医，说是湿热之类，但情况没有太大改善。 直到后来我裁员失业在家，和爸爸相处渐多，才越想越不心安，终于“扚起心肝”（下定决心）带他去看西医。
起初爸爸不情愿，后来一起去看楼下的家庭医生。 这次看医生的经历爸爸不太满意，认为医生只是简单开肠胃药，还不能药到病除，好像更加佐证他心中“西医无用”的看法。 但这次看病留下一条尾巴：我们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 几天之后，诊所来电，说大便隐血测试呈阳性，我们又回到了诊所，在家庭医生那里拿肠胃科医生的转介信。
“伯伯，你看起来健康、有精神，吉人自有天相，祝你早日康复。” 临走前，家庭医生这样说。 他真是一位懂安慰人的医生，但我不喜欢他叫我爸爸做“伯伯”，好像叫老了许多。
癌症与我们的距离
从家庭医生转到肠胃科医生，地点从楼下到尖沙嘴商厦，我们找了一会才来到诊所。
“我谂你应该都几唔舒服，我在肛门附近摸到个约3CM的组织。” 肠胃科医生为父亲探肛后说。
“是吗？ 我本来有痔疮，也没有很不舒服呀。” 爸爸说。
医生隐晦地说，爸爸有机会生“过啲野”（肿瘤），然后解释接下来要做哪些检查，可能做哪些治疗。 我强忍着震惊，一边消化情绪，一边消化信息要点。 离开前，医生问爸爸有没问题，他说没有，只笑着说，“看你的表情，好像好严重。”
回家途中，我神情恍惚，去街市买了条鱼回家蒸，但我和妈妈都不太吃得下，反倒是爸爸一如既往，大口大口地吃饭夹餸，只是当晚戒了抽了50年的烟。
晚饭后，我下楼再吃了一份麦当劳：在家人患癌的日子里，我一头栽进垃圾食品的致癌油脂中。 此后我不时去楼下的麦当劳：我害怕回家，我害怕吃饭，我害怕听到爸爸去完厕所马桶冲水的声音。
陷入深深的自责和不忿，我竟有点迁怒于父亲最早的医疗接触点：楼下的中医师，你把脉开方没问题，但可否也提醒一下病人，有不舒服可以做检查，何况政府有免费的筛查？
几日后照完肠镜，父亲的大肠癌明确无误，只是还不确定分期。 在法国医院的病床上，父亲揉着眼睛的穴位，淡淡说了一句：“乜今次咁大镬呀。” 而我拿着肠镜的照片，第一次直视肿瘤：一条圆形的肠道，肠壁黏附了黑色的丑陋肉块，上面还有些黏液。
或者人总会想到说法让自己好过。 事到如此，与其问怎么会这样，不如问发生了之后怎么办？
我是一个资料控，开始疯狂查阅大肠癌资料，到癌症的 NGO 查询，加入各种病友群组，然后发现自己对“万病之王”癌症真的一无所知。 当我看到资料说大肠癌是“幸运癌”，是少数可以预防的的癌症，而港府早在2018年就推行大肠癌筛查计划，我觉得自己被掴了一大巴掌：我自以为关心时事，但明明政府有宣传，为何我视而不见？ 为什么我会觉得癌症与我无关？
突如其来的恶疾带来众多的不确定–病情的不确定，心理状态的不确定，医疗开支的不确定。 我渐渐明白，看医生是要学习的，这是一个项目管理的过程。 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在照顾病人需要和感受下，做出知情同意、符合家庭开支的合理决策。
然而我们并不那么同步。 我无法感知父亲的身体变化，而他也没有翻阅我从癌症NGO拿回家的资料小册子，说“看来都没用”。 在确认癌症分期的前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备稿和父母谈话，讲解大肠癌的知识和可能面对的情境。 “之后我们可能会更频繁进出医院，一方面像是打仗，另一方面学习与癌症共存，总之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
爸爸也敞开心扉，表明立场：“你不要以为我把生死看得很重，医得到就医，医不好就不要医。 我能活到快70岁已经很幸运，我最反对是倾尽所有，只为延长多一两年寿命。”
第二天结果揭盅。 我们虽已接受患癌这个现实，但最后的结果仍比想象中更差。 PET扫描的结果显示：肠癌4期，扩散淋巴和肝肺，存活率只有10%。
不是“别人家的小孩”
突然之间，我和爸爸的相处像是时空压缩，所有的相处都是倒数。 在不安定的日子里，一段记忆的追溯首先展开：我和爸爸如何走到了今天，又该怎样共度余生？
我和爸爸是截然不同的人，但我们都出生在华南地区的同一条县城“城中村”：他1950年代末，我1990年代初。 在毛时代出生的父亲，听他说儿时很穷，有6位兄弟，3位早逝，另外3位因爷爷的国企工人顶班而时有吵闹。 爸爸从来不在顶班的候选名单，因为爷爷觉得他“搵到食”，天生是一名手艺人，不必靠国家的铁饭碗。
高中毕业后，爸爸一直接些木工、装修和机械的工作。 到我出生时，他和伯父开了一家小型的木工厂，并诞下两位姐姐。 我能追溯到最早的爸爸记忆，是他的摩托车声音。 每到中午和傍晚时分，他下班回家，摩托车没到家门口我就闻声出门，大喊爸爸，抢先报告小孩眼中的大事趣事。 有一次家里晚饭买了盐焗鸡翼，爸爸加班迟迟没回家，我们先吃。 到他的摩托车声出现，我冲上前兴奋地说，“我们剩了只鸡翼给你”，爸爸笑着说“那你吃吧。” 那种惊喜，至今难忘。
另一个食物的童年记忆，是县里新开了一家快餐店，爸爸逗我说薯条很热气，吃了喉咙会喷火。 最后我们去吃：薯条炸得香脆好味，但我没有喷火，感到被骗。
在县城的中小学读书，我不是称职的小镇做题家，成绩中规中矩，不是那种让父母脸上有光的孩子，但爸爸并没有给我很大压力，让我和别人家的小孩比较。 我不知道爸爸哪里来的开明想法，说小孩子有“自尊心”，家长整天比较孩子的成绩，那大人小时候读书的成绩是不是也很好呢？ 现在又是不是比其他人学历更高、赚更多钱呢？ 既然不是，那为什么要比较小孩的成绩？
倒是我萌生过比较父母的意识。 小时候邻居的家更漂亮，我羡慕。 到小学高班和初中，我察觉到班上有些同学家庭条件更好，他们穿名牌、有车接送，多才多艺，还四处旅游，接触的世界更广阔，但我家不是：爸爸一直很忙，他也没有“亲子活动”的概念，没怎么带我去玩，却也不太管教我，给了我莫大的自由。 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县城有两类让人艳羡的阶级，一种是体制内的官员和公务员家庭，另一种是小镇大企业的亲属，这些同学大概是县城精英阶层的子女。
不过父亲也给了我虚荣的感觉，那是我们第一次搬家。 在县城刚兴起商品房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新建的小区。 对小孩来说，每次搬家都可以是创伤，爸爸第一次跟我说搬家时，我还大哭了一场，无法想象离开邻居玩伴的世界，而他却在一边逗我玩。 但搬家不久，新屋的虚荣感已盖过不舍。 同学说我家的小区漂亮，喜欢到我家玩，而我也在小区找到打篮球和乒乓球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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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城到我城
大概成长是一个和父亲疏远的过程，尤其是在我15岁那年，爸妈希望我有更广阔的发展，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妈妈带我到香港读书，爸爸则留在县城。
香港是外公战前移居过来的地方，我只在暑假来玩，如今我却要和朋友分开，开始新的读书生活，我感到孤单，尤其是早期我连电脑都没有。 直到现在，妈妈仍有怨怼，不解爸爸为何要我们住劏房，捱世界，没有和母子俩共度难关。 就算后来工厂倒闭，爸爸也一人留在家乡，偶尔才过来探望我们。
但我很快适应父亲隐退的日子。 在那个年纪，我已经很少和爸爸说心事，甚至与他同时在场，我也未必觉得舒服自在。 不过爸爸每次来港，都会改善伙食。 在乡下，他会炆好鸭肉或羊腩，然后急冻入袋带来香港。 我觉得寒酸，但能多吃一碗饭。 来到香港，他也把家居积累已久的大小烦恼解决，清理淤塞的锌盘、修好洗衣机。
虽然初期有过迷惘，我很快认识到新朋友，适应了香港的新生活。 固然香港也是应试教育，但这里的应试教育有多一点的思考空间; 在县城成绩平平的我，竟在香港找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 我仍记得，中三的历史老师放学后留下我和其他同学，围在一起阅读材料和讨论问题。 那时探讨的问题我铭记于心：面对社会罪恶问题，如赌博和娼妓，港英政府是否只能透过“合法化”这种手段回应？
这种学习新知识的快乐，偶然我也跟父亲分享。 尤其是六四事件，我看完教协的解说短片，像是发现天大的秘密，回乡就给爸爸说，他也好像颇认同影片的内容。 后来不知何故，他还说起自己的县城文革经历，说那时候年纪小，第一次看到武斗杀人，吓得尿裤子和发烧。
在中六那年，我要准备考DSE，那是一试定生死的重要时刻。 印象中爸爸来港更频繁，住了一段长时间，为我做好吃的饭菜。 有一天，我在家做中文科“文学与电影”的功课，看《祝福》的电影，爸爸见到后说，自己小时候也读过《祝福》，“祥林嫂被封建礼教逼死嘛”，然后我们一起谈论起鲁迅来。
也许有了这些零碎的对话，我一度以为我们父子俩对话不多，但有些价值和想法可能是共通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对话的，直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吵起来，唯一记得的是我当晚在朋友圈转了马岳一篇时文的节录，觉得那就是写爸爸：“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未曾真正为了理想做事，每次做事都计较利益和利害关系，于是他们见到有很多人长期投入一个自己似乎没有直接得益的运动，有人会捐出大量物资（哪怕只是清水）支持，便觉得一定是背后有神秘组织力量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目的。”
但我觉得这样说太伤人，很快就删贴了。 回过头想，这次吵架或者也没有很重要，在运动平息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日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我确实把某个部份的自己关闭了，也越来越少回乡，每到大时大节都游历世界，到台湾、东南亚、欧洲。
如今我拼命回想，都想不起2014年后那几年有什么深刻的父子记忆，只记得他给了我一笔钱去欧洲做交换生，和妈妈去了我的大学毕业礼，然后毕业后没对我的 NGO 工作有任何评判——当然我也没有认真说过，我到底在做些什么工作。
一家团聚的不惯
在2019年和2020年新冠疫情后，我和爸爸只在手机屏幕偶尔见面，印象很模糊。 解封后，世界翻转了几次，阔别多年的我终于有机会回乡，近乡情怯。
那段时间，我找了一份朝九晚六的金融工作，在爸爸看来也许终于是收心养性，重回正轨，下一步就是结婚生仔。 在县城的亲戚饭局上，我一人面对一桌久未见面的亲戚，他们群起催婚催育，着我为陈氏添丁，我只敷衍虚应过去，没有反驳。 爸爸没有加一把嘴，但我知道亲戚所说正是他所想。 那桌饭我吃得膛目结舌，不单因为全场的催婚催育气氛，还因为我很久没有听过如此重男轻女的厌女言论，“隔离街的陈老四，卖水果赚了几层楼。 但又有什么用呀？ 他只有两个女，钱都给了外人。” “以前我觉得生仔生女都没所谓，但年纪越大，越觉得还是生仔好。” 同场有很多小女生，而大人们毫不顾忌。 原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最后我只在乡下留了几天，就匆匆回港，趁还有假期赶回香港法庭旁听。
几个月后，轮到爸爸来香港。 这次不一样，他决定到香港长住一段时间。 那天我放工回家，忘了爸爸来港，我还真不习惯，毕竟厅里的沙发本是我坐在上面看书，现在变成爸爸在躺平听有声书。 然而爸爸的到来，一如既往改善家居环境。 我囤书成癖，家里四周堆满书。 他便买了些木板，在家又刨又锤又凿，忙了几天做了一个挂墙大书柜，把书本都安放得妥妥贴贴，只是后来腰痛了一星期。
一家团聚后，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建立有连结的家庭生活。 我发现，在乡下和爸爸相处更加舒服自然，但在香港，却好像有更大的隔阂。 爸爸在港过着比较“封闭”的生活， 他对香港的地方没有太大兴趣，也不想一起出外吃饭和游玩，每天在家是睡觉、听有声书和买菜做饭。 我们问他为何不找同乡去玩，他说“别人都要返工。”
而爸爸的伴侣，我的妈妈在港多年，已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生活。 有一周时间，我和妈妈甚至各自出远门旅行，独留爸爸在家。
在新年前，我算是找到一项可以全家参与的活动：写挥春（春联）。 记忆中爸爸写的字很硬朗好看，于是我买了可爱的猫猫红纸给爸爸写。 下笔那一刻，我便发现那不是我记忆中的字体。 爸爸说已多年没写字，快连字也不会写，遑论写得漂亮。 但经过试笔练习，爸爸到底在肥猫的肚子上，写上“身心舒畅”几个大字。 我很喜欢，把它贴在厕所的门上。
只是当时不知道，几个月后，我又把它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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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喜欢观察的人
确诊那晚，从肠胃科医生诊所回到家，我们仨坐下来如常晚饭，但我们知道，熟知的生活已然结束。
一团愁云住进了我家，但日子还是要过，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事。 我看到一个癌症病人的贴切比喻：“就好像坐在一艘小船上，有人告诉我前方有个瀑布，上岸不可知，但他妈我不知道这个瀑布到底有多远。” 其实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
接下来的日子，只能接受治疗，减少痛苦，然后回到做人的基本：尽量吃好睡好，常做运动，维持生活品质。 然而确诊像是按了一个加速键，爸爸的腹痛严重了，睡得不好，消沉了很多，但看病却是慢动作的等待：排公立医院新症要一周，到真正开始治疗还要再等一个月。
这样漫长的等待，像是把不安、恐惧、焦虑拉长的过程。 我们又去看了私家肿瘤科医生，当作是看政府医院前的医疗意见。 我永远也记得那位女医生，她用坚定的语气跟我们说：“年纪大当然会病。 情况是严峻的，但有得医，我们一起医。” 在希望匮乏的日子里，这位女医生的话弥足珍贵，稍微驱除头上的乌云。
不过她也带来另一些困惑。 没有人想捂着银包看医生，但现实是我们最后要回到公立医院才能负担。 她的诊所翌日就可以开展治疗，方案是化疗加标靶药，一个疗程的化疗药要30多万，而标靶药还要另做一个大概两三万的基因测试，后续的标靶药价格更贵。 这个方案可以衔接到公立医院吗？ 医生说可以。 那公立医院可以做基因测试，把检测费用省下来吗？ 她不知道。
在求诊过程中，我才明白，公私营医疗中间有信息的鸿沟，私家医院不知道公立医院的情况，政府医院也不清楚私人医生的情况。 寄望在两边医疗体系治疗的病人，常常都有这样那样的障碍。
回到家中，我重拾斗志，才想起没有问医生拿具体的药物名称，难以做进一步的资料搜集。 但爸爸没有那么乐观，反而有一种清醒：“她是私人执业，要赚钱，当然说有得医。” 我们还是等了一星期，见到公立医院医生才决定治疗方案。 在这期间，恰好是爸爸的生日，我们一家人终于去玩，拜天坛大佛。
那一天，我们仨坐观光缆车上去，妈妈忙着拍大屿山的风景照，爸爸则一边抬头观察缆车，一边跟我讲解他的发现。 我已经第三次坐昂坪360缆车，经爸爸提点才留意到缆车原来有两条缆，一条拉动，一条承托。 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和爸爸都是喜欢观察事物的人，只是他喜欢观察器械，而我喜欢观察人类社会。 后来，我们还吃了豆腐花和斋饭，登顶天坛大佛，爸爸又跟我说天坛大佛的结构和工艺，推断这庞然大物是如何拼装上去。 我觉得很好玩，有种小时候听爸爸讲故事的快乐。
也许我们太早出门，爬楼梯又消耗体力，回家后我们饱睡了一个午觉：这次旅程特别完满和美好。
差一点说“为你好”
几天后，我们终于见到政府医院医生，正式进入公立医院的体系。 虽然等了两三个小时，但这位政府医生很耐心、透明，给了我们一份清晰的治疗方案，又安排了基因测试，转介医务社工申请标靶药津贴。
未来虽不可知，但一切仿佛都可以按部就班，只是政府医院开始治疗还要再等一个月。 我们只好拿着方案，首先到私家医院开始第一次化疗，然后在公立医院衔接治疗。 化学治疗是吊针和吃药，一开始比想象中顺利，爸爸回到家还说肿瘤没那么痛，振奋地说第二天可以做运动了。
于是我订了几天后的球场，想和爸爸打球，但最后变成我和妈妈对打。 吃了一段时间化疗药，旧症状加上副作用累积，爸爸开始感到头晕、反胃，腹痛、肠胃紊乱。 原本午饭是爸爸做给我吃，他也吃得比我多，现在却连下床都好累，食量变得很少，令人担心营养不良。 午饭我煮他喜欢吃的山药面，恨不得把所有有营养的食材都共冶一炉，幸好爸爸能吃一小碗大杂面，然后我下午茶再买碗豆腐花一起吃。
我自以为找到一点饮食的窍门，但几日后当我煮好面条，正要喊爸爸吃饭，他却说了一句：“我不吃面了，想吃小米粥，小米粥养胃。” 我当下很泄气，忍不住内心说了一句，“为何不早说呢？” 当然我很快就煲了一锅小米粥，爸爸能吃下，只是我又担心营养太过单调。
伴随着病情的转差，爸爸的脾气越来越差，说话很恶，难以平和沟通，我有点害怕。 有一天我们叫他吃饭，他大声地说，“都要吃得下先得，你们不明白我！” 其实爸爸说得对，我真的无法体认他的痛苦，莫说是癌痛，平日女性朋友的经痛我也难以感同身受。
但我有时还是生气，妈妈悉心照顾爸爸，但他常常对妈妈颐指气使，还发妈妈的脾气，而不是同为照顾者的我。 我安慰妈妈，没想到她跟我说了一个秘密：多年以前，我还未出生，爸爸对她的脾气就这么差; 直到我出生后，妈妈才母凭子贵，获得更好的对待。 我无言以对。
对不舒服的病人来说，平日普通不过的活动都变得举步维艰。 去医院尤其艰难，从搭车、排队、见医生到取药，每一步都要等。 第二次去公立医院，爸爸的情况差了很多，在医院的时间简直如坐针毡。 到终于见到医生，他也只是流水作业问了几句，然后开一堆化疗药和各种缓解症状的药物。 我说担心爸爸营养不够，医生便给了我一张营养师的转介单张，说排队要一个月。
医院的冷气很冻，爸爸即使身穿羽绒背心，也难以忍受。 后来我才想起，化疗药的副作用正是对冷特别敏感，那种冻的感觉直入骨髓。
看完医生后，又等了很久才见护士和拿药物。 期间一直沉默不语的爸爸突然问了一句，“其实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愣了一下，意识到这是一个认真的问题。 我说，我们将继续化疗，现在等医院安排下一两个月的治疗日程。
“既然医不好，为什么还要医？” 爸爸晦气地说，“不过你们一定不肯，你们要负责！”
我差点回一句“这是为你好”，但我确实被这个问题难倒，更确切说是不知如何回应爸爸的不安：原来作为病人，爸爸感知到的是身不由己，自己是疾病的局外人。 于是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看病的过程是否有充分的知情同意呢？ 还是我将自认为正确的做法套在爸爸身上呢？
看到医生安排的治疗日程，每一两个星期就要抽血、看医生、化疗，我感到头痛不已，无法想象怎样再带爸爸来医院。 如果治疗癌症是一场战争，那么当事人已经军心动摇，意志涣散。
后来我才思考，其实打仗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治癌比喻呢？ 因为经常搜索癌症信息，神奇的算法推送一些抗癌勇士的故事给我，他们乐观、积极、励志，像是无所畏惧的正能量战士。 我有一念想过，爸爸怎样才能这样？ 但我慢慢明白，在巨大的病痛面前，愤怒、厌恶、退缩才是常态，迎难而上固然是美好的品质，但不应该是对病人的要求吧？
仿佛一切只剩痛
正当我为前路焦头烂额之际，形势急速恶化。 爸爸看完公立医生后，持续癌痛，伴有严重腹泻。 我多次提出去医院，但他听到医院两字就害怕，强硬拒绝，只想留在床上。
又一次，我们误判了看医生的时机。 在家磨了两三天，我们才叫救护车去医院。 医生很快注射了止痛药，爸爸恢复精神，我松了一口气，然而到傍晚时分，护士突然打给我，说病人尿很酸，急性肾衰竭，问紧急关头做不做心肺复苏。 我知道爸爸不强求续命，强忍着震惊道倾向不做，后来知道爸爸还清醒，改说“看病人意愿”。
我浑身发抖下来到病房，到病房看到爸爸却有一种反差感。 尽管鼻子和腰间都插上管道，他还很精神，不像是鬼门关前的人。 看到我来，爸爸熟练地调整病床，还跟我说期病床的机关原理。 我问及急救的决定，他语气间竟有一丝轻快，“千万不要，快快就好。” 爸爸还能流畅说话，我问他要不要和亲人朋友通话，他说“不用啦，没什么好说的。”
自确诊以来，我屡次问爸爸要不要和亲人朋友交代一下，但他一直不说。 至今我仍然不解，究竟是恐弱，对死亡的忌讳，还是其他个人经验和社会文化，令爸爸始终不愿启齿半句。 后来我逐家报丧，每个亲戚的第一反应是“这么大件事干嘛不早说”，听起来像有怪责的意味，我有口难言。
但我和爸爸还是有好好道别。 在父子俩的最后谈话，爸爸显得从容，他叫我不要太伤心，说“你像我一样，喜欢看小说，是感性的人。” 他说自己这辈子“没什麽遗憾”，不责怪我还没结婚生仔，“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忆起往事，他很得意于从小就给我零用钱，也得意于一直对我放养，给我自由发挥。 我只表示感谢，谢谢他在我小学时搬去小区，到我中学时又送我到香港，让我有机会找到自己的兴趣。
谈起身后事，爸爸想葬在乡下，说一来可以和亲兄弟葬在一起，二来想我对家乡有“念想”，每年都回乡拜祭。 最后，爸爸还交代了一些旧屋的水电杂事，就像一个要出门远行很久的旅人。
父子俩相处了30年，最后30分钟便说完要说的话。 我并没有趁最后机会表明心迹，说清楚自己并不追求结婚生仔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才知道，爸爸也没有趁最后机会，把埋在心底的话跟我道明。
后来，爸爸又跟妈妈和从大陆赶来的两位姐姐讲遗言，他着我们“好好生活”，不要太伤心。 爸爸越说，声音越少，后来更闭眼休息。 我以为死亡就是这么一个“油尽灯枯”的缓慢过程，但当死神来到，疼痛令爸爸变得很有力。 他跟说遗言时判若两人，在床上不断翻来覆去，仿佛一切只剩疼痛。
“癌症病人不该受疼痛之苦，他们有摆脱痛楚的权利。 以治疗消除痛楚，正是重视病人这项权利。” 世界卫生组织这么论及临终照护时减轻癌痛的必要。 但再猛的止痛药也有时限和极限，爸爸不断命令我们找护士开止痛药，“有责任我背”。 我们一开始真的去找，但护士说开药有指引，按时就开; 后来爸爸再催促，我们只好佯装去问，谎称再忍多一会就会有药。
看到至亲受苦，我算是明白什么叫“煎熬”和“无力感”。 我不忍直视，很想离场，但只能在病床边发抖、陪伴、安慰。 然而安慰的效果成疑; 又或者说，再厉害的安慰也比不上一针令爸爸安睡两小时的镇静剂。
这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知之后发生什么，但已身心俱疲，犹豫不决是否回家休息。 我问护理员姨姨，类似的病人多久才离去。 “很难说的，有人是几天，有人是一两个星期，还有些人是几个月。” 病房的悲喜并不相通，这位姨姨正在刷淘宝看衣服，被我问到才放下手机，我听到回复后心凉了半截。
我们继续留守，只是最后仍有遗憾。 在清晨时段，爸爸在病床翻转，医院职员着我们暂时出外，他们要清洁病房。 隔了一会，护士说病人快不行了。 我们回到病床，爸爸已不能说话，眼睛半闭，呼吸和心跳缓慢地消退。
护士拉上布帘，妈妈调高唸佛机的声音，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就这样，我们目送爸爸走完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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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功课
在这几个月，我和爸爸常常一起坐车。 首先是看医生的的士，后来是急救的救护车; 之后是移送遗体的灵车，最后是带骨灰回乡的包车。
在香港做完佛事后，我们又在乡下找道士做了一场法事。 喃呒师傅是仪式的当然权威，单向指令，所有事情都被推着走，我感到战战兢兢，唯恐犯错被说，不是很喜欢。 见到家族成员，我原想把这几个月的经历说出来，但仪式一片忙乱，根本没有好好说话的机会。 我后来才意识到，传统丧礼的重要之事不在言说和纪念，而是祭祀。
丧礼最重要的环节是下葬，爸爸的山坟在县城的城郊。 那天下着雨，我们踩着泥泞的山路，穿过重重灌木草丛和别人家的墓穴，来到爸爸的新居。 这里也是陈氏的祖坟，背山面水，我已多年没来。 在道士的喃呒下，我捧着一只鸡公鞠躬拜祭——它和我们一样，这几天在烧衣的呛鼻和唢呐锣钹的吵耳下，在束缚之中参与了丧礼的不同环节。 这是我第一次触碰公鸡，它身体发热，长满羽毛，不容易捉紧，最后拉了我一身鸡屎。
当所有的仪式完成，我们才终于松一口气。 在纓红宴上，亲戚间互道家常，相谈甚多，反而我难以插话，像是家族的陌生人。 然而我也听到自己的身世之谜，以及爸爸没有和我说的心里话。 我的诞生在两个姐姐之后，那时候爸爸因为生了女儿被大队干部笑到脸黄，抬不起头做人。 后来，爸爸和妈妈才终于怀上了我，但因为“走计生”而藏匿在多个亲戚家，唯恐被妇女主任抓到落胎。 到我出生，妈妈便被强制上环。
堂哥跟我说，爸爸找他串门子，谈起一生人最后悔的事。 这件事是送我到香港，令我心往外跑，不然我会留在县城，每天一起喝茶，找份安稳的工作，早婚早育，生一两个小孩给他带。 在旁人口中听到爸爸的心里话，我既恍然大悟，也心存感激，很感谢爸爸没有在我面前直接道明，给我压力。
我相信，我们都是历史、环境和经验的产物，但我们不止于此。 爸爸对我的偏爱，一半是父权制度的红利，另一半是他由衷希望我快乐自由地成长。 但我们都有自己的功课，爸爸大概已心满意足，完成了父权宗族交给他的功课; 然而我实在无法继续他的功课，大人的父权文化期望不是我的目标、我的功课。
最近我突然想到，多年来我都没有认真看过爸爸的朋友圈贴文。 于是我开始爬梳，有段时间他转载健康保健信息，有段时间他转发民族主义小号，有段时间他转载风水命理，但最底下的第一则贴文是关于我的，多年以前我还点赞。 这则贴文是爸爸在10年以前拍了我在报纸写的文章，但没对上焦，还反转了，贴文写着“杰仔发表的文章”。
我早已忘记，多年以后潸然泪下。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仅以马奎斯（García Márquez）的这句话，纪念我和爸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