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和政治审查中，失败的雨伞运动如何保存、重组
凝视是欲望，也是政治的运作，对象的意义和呈现会在众人的目光之间以不同方法诠释。
2014年雨伞运动改写了我的生命轨迹，这场运动虽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制度改变，但假若没有这些片段，我很难完整诉说自己往后的人生叙事。 以文化研究学者彭丽君的说法，雨伞运动是”民现”的时刻，当平日隐没于城市的民众在公共空间集体现身，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彼此。 原来港人并不只在乎“中环价值”，在关键时候很多人会以道德勇气凌驾于个人利益。 也是从那时起，我确立了自身的港人身份意识，而我相信在我这一代人之中，我并非孤例。
谈到对雨伞运动的记录，我会第一时间想起由广大新闻工作者（包括公民记者）在运动期间和前后发布的文字和多媒体資訊，这也是市民最常接触到的資料来源; 此外，还有各种艺文创作、纪录片、学术和评论著作。 然而每种文字和影像纪录的保存工作都面对各自的技术和政治挑战。 根据《独立媒体》的报道，在过去10年，至少有21本涉及雨伞运动的书籍被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下架。 档案留存将在香港本土渐趋地下化和私密化，该是一个不难预测的趋势。
在出现这些保存困难前，我就一直好奇，我们有没有可能跨越这些媒介、以及各种形式的“代表”和“被代表”，以最原真的方式来记录这场运动？ 人们在运用哪些创意来接近这种“原真”？ 而曾维持一段时间的“夏慤村”有没有遗下任何碎片，有的话如今又散落在何处？
而当十年后，这些碎片出现在海外，以雨伞符号的方式集体出现时，它们是否足够唤起离散之人的这段记忆？ 又或者，它们是否也揭示出另一些保存上的困难？ 人们如何理解和布置这场运动？ 从现场消失、在展览上复现的物品，最终能编织的会是什么？
被大数据和政治审查淹没的电子文字记录
對運動進行文字及影像的記錄，並不意味著記錄的「成功」——即便現代社會擅長數據化，但資料從被記錄到保存的過程中，還是會遇到不少困難。比如，傘運是香港新聞史的一個關鍵時刻——記者把抗爭現場轉化為資訊，中間就經歷各種制度、甚至肢體上的角力。
2014年10月31日，时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女士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访问，形容占领运动是“香港几十年来出现的规模最大、地点最分散、历时最长的一次抗议活动”。 记协在运动开首的28天便收到足足24宗有关记者遇袭的投诉个案。 其中10月25日尖沙咀“蓝丝带运动”集会上，有记者被参加者围堵，四人被殴打受伤。
除了肢体暴力，新闻工作者也可能面对从属机构的制度压力，例如时任“无线电视”（TVB）新闻部高层袁志伟，曾下令删除7名警察拳打脚踢一名示威者（注：又称七警案）的记者旁述，事件触发80多名TVB新闻部员工联署声援，最终有职员离职以“向高层干预新闻自由表达不满”。
是次雨伞运动的报道工作，与网络流和社交媒体结合，令信息量极为庞大，并通过一些新的即时记录方式悄悄改变着港人的信息接受习惯。 比如，由传统大气电波到网上平台，不少媒体发展出成熟的24小时新闻直播系统; 有些公民组织专页会自发进行网上直播，例如“SocREC 社会记录频道”的脸书专页便紧贴“占领实况”。 这些直播片段令人们对社会事件的掌握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细致，也自然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历史资源，令后人还可以拼凑出完整的时间线，以及每一个运动关键点所牵涉的时地人。
观看新闻亦经此成为某种参与运动的方式，即使不是走进街头，情感仍然被影像画面所牵动。 而在个别例子中，某些历史记录转化成为法庭证据。 如上述发生在2014年10月14日的“七警案”，已被手铐反锁的示威者曾健超遭七名警员抬到添马公园一处暗角殴打，事件经多间传媒拍到并引起大众哗然，在后来的法庭审理中，新闻片段亦被法官接纳为证据，将涉事警员定罪。
不过，若想要完整找到这些网络原生的新闻资讯，是需要系统保存的。 撇除政治因素，信息管理本来就要面对一个恒久难题——“讯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 各大媒体每日都生产新资讯，旧资讯自然被掩盖，仅能通过搜索功能从大海中捞回部分碎片。
网络基建的设计，会影响我们能否找回旧资讯。 以《明报新闻网》为例，”昔日明报“只能追溯至2021年。 即使是在2014年依然流行的Facebook，由于没有按照日期搜索的功能，只能通过关键词收窄范围，因此我们要找回2014年某年某月自己分享过什么新闻，已经难上加难，更遑论每天更新的新闻专页。
网络基建的设计还会随着各种商业考量而转变，一些主流报章（例如《信报》和《南华早报》）纷纷加设“付款墙”（Pay Wall）功能，很多旧有文章已无法被免费参阅，传媒机构又未必投放足够资源于“搜索引擎优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令到很多文字记录难以被搜索。
政治原因亦令找寻记录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因为一连串的国安法拘捕行动而被迫停刊，很多资料亦因此散失。 我试图通过“慧眼舆情”（WisersOne，舆情检控数据平台）点按一篇题为《曾撑雨伞运动罢工》（苹果日报网，2014年12月31日）的文章， 但结果自然是“找不到 ww99.nextmedia.com 网页”。
虽然，通过信息科技，也有把电子记录尽可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希望。 《苹果日报》结业不久，就有网民成立“果灵闻库”，抢救《苹果日报》电子新闻档案。 到2021年12月，《立场新闻》也停运，这班网民再做拯救。 2022年5月1日，“一群希望保留香港历史的香港人”宣布成立“闻库”，成立宣言指出：“希望香港的一部分重要历史不会随着《苹果日报》的消失而被抹去。”整个档案库收集了超过230万篇《苹果日报》文章和9万篇《立场新闻》文章。
“闻库”也因此保留了不少雨伞运动的片段。 这些记录并不单是冰冷的史实，更是一个“情感档案”——各界市民躁动的心情都定格在文字之中，令人想起这场抗争除了牵涉政客、社运明星、警察、政府官员，原来还曾经有艺人在微博留言，感谢市民对抗不公义的制度，有货车司机会在万人占领弥敦道的时候义送物资。 在“撤回831决定，要求落实真普选”的宏大口号以外，普通市民提供了一些更人性化的答案：“他们没有烧车胎，只是和平示威，警方施发催泪弹反令我决心留在示威场地。”
可是，网上数据库也可能比想象中脆弱。 2021年1月，香港警方以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下令互联网供应商于香港境内限制浏览一个名为“香港编年史”的网站，该网被指记录了部分警员和亲建制派人士的信息，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网络实施限制。 在2023年9月21日至22日，闻库也曾一度传出封网惊魂，有香港、台湾、日本等地的用户指无法浏览网站，并显示错误代码“451 UNAVAILABLE FOR LEGAL REASONS”。 后来，《独立媒体》向“闻库”查证，才确定是虚惊一场，后者回复指是《苹果日报》一篇有关亚姐的报道被投诉违反《数字千禧年著作权法》（DMCA），移除有关内容后，网站也重新上架。
当然，抗争者也会升级自身技术来应对风险，例如采用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 其中被较多媒体报导过的LikeCoin项目，就致力推动“内容去中心化”和“出版民主化”，把一些珍贵的文章、照片、书本、短片上传到区块链。 当资料上载到区块链数据库，资料会被存放、链接于同一链的区块中，资料在时间顺序上具有一致性，在没有网络共识的情况下，不能删除或修改此链上的数据。
可是，这类新技术同样衍生自身的道德问题。 档案学除了强调保育文档，也讲求“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当资料难以被删改，永久存在于虚拟空间，谁有权上载该些资料，该上载什么资料，才能平衡记忆保存和被记录者的人身安全？ 要知道由新闻报道到法庭文件，很多被记录者在过程中都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可能因为这些记录而被改写。
我另外要强调的是，归档工作本身——究竟什么东西值得被永久保存——亦都隐含价值取向。 对于《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一类受到更多媒体关注的传媒平台，自然吸引更多有心人花心力保存。 然而，雨伞运动存在“和勇之争”、泛民与本土之争。 即使在抗争阵营本身，《苹果日报》是否反映所有政治光谱，亦都是一个大疑问。
比如11月18日晚，有占领者以阻止“网络廿三条”之名，号召群众冲击立法会，有人以铁马和砖块击破玻璃门，最终与警方爆发冲突。 翌日《苹果日报》仅引用一些泛民领袖的谴责声明，例如引述陈方安生指“批评冲击只会打击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而不会带来任何正面效果”。 但十年前，显然有与支持冲击势均力敌的批评。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史研究者崔永健接受访问时指：“在雨伞运动前后（2013 – 2014），最具代表性的本土派舆论基地是《辅仁媒体》。”崔永健自己也曾经是《辅仁媒体》的作者，以笔名“毛来由”分享战后香港史，并从历史角度分析2014年当下的政局。 他形容：“《辅仁媒体》是素人、非主流网媒的始祖，盛载了早期本土派的思潮。”从历史角度，他认为社会思潮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些文献的失落，令后人无法还原当时民情。”
他续指：“既然雨伞运动和后来的反送中运动是一场无大台的社运，我们更加需要了解素人的想法，才能全面理解整场运动的根源和动力。”然而，《辅仁媒体》已经在毫无公告的情况下结束营运，人们只能从“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的网站时光机（Wayback Machine）打捞一些残骸。 而《辅仁媒体》资料的散失，也提醒我们归档工作也隐含一套权力关系，本来被边缘化的声音，会更容易堕入历史黑洞之中。
伞落各地的碎片
不过，文字和影像并不必然客观中立，而且充满偶然性，记者当下的镜头摆放在何处、用什么叙事，是“雨伞革命”还是“雨伞运动”，都会影响到后面寻路人的认知。 于是，我一直希望寻找昔日“夏慤村”的一些原真碎片——当我们把人工叙事抽离掉，这些物件还能够散发情感动能吗？
人们在各个雨伞占领区，不单止是生存，更加是生活。 其中在金钟“夏慤村”，街道犹如一座360度的公共艺术画廊，到处都是公众创作的海报、标语、雕塑、装置艺术——这些物件不会凭空消失。 2014年12月11日，警方动员约7000名警员，花了约7小时把金钟清场。 很多市民都把焦点放在坚持留守抗争现场的示威者身上，他们筑成人链，一排一排盘坐在地上等待被捕，以完成整个公民抗命的过程。
其实与此同时，路政署亦配合警方行动，出动多架大型车辆，包括9架夹斗车，将“夏慤村”的大型物件，如自制路障、帐篷、栏杆、具标志性的黄色巨伞等等，统统运往中环填海区地盘内。 当时《苹果日报》这样写道：“（地盘内）杂物堆得如一个个小山丘，面积大如一个七人足球场。 位置毗邻香港摩天轮及快将开幕的AIA中环欧陆嘉年华，喧闹的场景与现场的一片孤寂，形成强烈的对比。”
然而，在警方清理现场之前，已经有一班热心人士抢救这些珍贵文物，当年媒体着墨较多的是“雨伞运动视觉库存”（Umbrella Movement Visual Archive）。 10月初“夏慤村”逐渐成形时，已经有艺术家和学者思考如何在运动结束后保护社运物件。 他们在社交媒体呼吁群众参与，在最高峰时期，义工人数多达200人，分成小队在各占领区考察值得收藏的艺术品。 其中在12月10日，亦即是“夏慤村”清场前一晚，天下着滂沱大雨，义工们通宵达旦地收集占领区各处的物品，并以卡车转运至收藏点。
根据2016年，《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雨伞运动视觉库存最终从三个占领区收藏了“将近400件物品和超过1000张海报”。 在2015年9月26日至10月16日，“雨伞运动视觉库存”于活化厅和富德楼举行“其后：雨伞运动中的物件”展览。 当时，《立场新闻》引用参观者的话：“满目情感式的回应，我没有失望或者感伤。 毕竟，一年是太短太快，一切还来不及去消化。 看着’雨伞运动中的物件’，我无法像看着唐朝文物那么有距离地去理解。 又或者，库存将’物件’再陈示的意义，不在于参加者的凭吊，而是未知者了解的开端。”
不过在现实政治之下，这道“开端”的大门瞬间便关上了。
“雨伞运动视觉库存”的社交媒体网站已经在2016年5月15日停止更新，最后一次正是转载《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访问。 昔日雨伞运动视觉库存的主要人物，都已经淡出社运圈，开展新生活。 2022年《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刊登的一篇研究论文，是对“雨伞运动视觉库存”最后一篇有系统的纪录。 文章指出，早在2021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雨伞运动视觉库存”的收藏品已经被运送离开香港，但文章并没有指明该批藏品的下落，除了政治因素外，文章也提到在雨伞运动的热情减却后，“雨伞运动视觉库存”失去义工支持，早已面临人手短缺和财政困难。
这是参与全球社会运动档案工作的人普遍面对的问题——亦呼应2016年《纽约时报中文网》一位受访者的话：“它们（藏品）中的大部分都是人们为了参加示威活动而制作的，只有在被用于示威活动之际，它们才是有生命的。”当运动退场，藏品沉睡在仓库之中，物质盛载的意义会慢慢掏空，直到重新被看见。
而我相信“雨伞运动视觉库存”当日所收藏的对象，可能只是世上现存的雨伞遗物之一部分。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的文章就指出，在运动期间，“雨伞运动视觉库存”的义工也要面对前线示威者的猜疑，一些艺术家也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交出展品。 而其中最具标志性、高3.6米的雨伞人雕塑便一直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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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很多组织和个体也曾参与整场雨伞运动的存档工作，在世界各地，偶尔也会见到以雨伞运动为主题的展览和特藏。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的“Hong Kong Umbrella Revolution Collection”也收藏了一些印刷品、相片和纪念品。 2015年9月20日至9月28日，洛杉矶香港论坛筹办了“命运自主：雨伞运动一周年展览“，展品包括占领者的艺术品。 2019年11月30日，加拿大卑诗大学举行了A Vancouver Archiv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开幕展览，艺术家 Tammy Flynn Seybold 于2015年离开香港到温哥华时，也带同一些自己在”夏慤村“创作的作品离港。 到2023年9月16日至2024年1月14日，法兰克福的德国建筑博物馆也举行了”Protest/Architecture. ”展览，当中包括部分雨伞展品。
再现
有一天，朋友告知我位于荷兰海牙的艺廊“我地”（NGO DEI），会在2024年9月26日至10月13日举办大型的雨伞运动纪念展“伞后拾遗 – 香港抗争文物展”。 于是，我只身飞往海牙，看看当这些物件重新被展示，会是怎样一回事。
海牙并不是欧洲热门的艺术重镇，但是荷兰政府、议会、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所在地，非常适合进行国际人权倡议。 “伞后拾遗”举办的前一晚，是“我地”的开幕礼，主办方邀请多位港人熟悉的面孔，例如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前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同时也邀请了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KW）研究员邱美根（Megan Khoo）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表次仁贾帕（Tsering Jampa）。 “我地”的 Instagram 专页形容开幕礼是他们“结合艺术、文化与正义的使命中”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次“伞后拾遗 – 香港抗争文物展”共展出40多件抗争文物，全部由“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及其他私人收藏提供，“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创立于1935年，是世上其中一个最知名的社会运动档案馆，多年来拯救全球各地、与社会抗争有关的濒危档案。 《光传媒》报导，该研究所自2020年香港实施《国安法》起，开始收集有关雨伞运动的物件，至今已经收集逾300件，以“防止这些重要的历史见证消失或被摧毁”。
在9月26日的中午，我下机后前往“我地”，希望赶在开幕典礼前先看展览，然而我到达的时候，艺廊已经塞满群众。 “我地”楼高四层，但空间相对狭窄。 某些抗争文物体积庞大，部分横额和直幡目测接近三米，每个展出的帐篷也足够两人居住，然而大型物件之间又夹杂着一些细小而脆弱的展品，例如相信是初代版“连侬墙”的便利贴，有些海报也有被浸坏的痕迹。
展厅的空间界限、藏品的物质性，都会增加策展的难度，不过我仍隐约见到策展人尝试把展品重新连结到港人熟悉的文化和政治符号的小创意。 例如善用地下楼梯转角，摆放一幅毛泽东形象的梁振英遗照及香炉灰，营造街头祭祀的感觉; 在二楼的暗角处，也挂上了一道写有“停止冲击，否则暗角打镬”的红旗，影射七警案。
可是，当金钟夏慤道的巨型横幅、铜锣湾自修室牌、旺角关公像直幡通通被压缩在地下大厅中，各占领区的个殊性被消磨压碎，再搓成一团属于香港民主运动的图腾后，个体的情感难免会在过程中流散。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压缩重构的方式，或许是必要的——毕竟，经历过雨伞的人，后继的寻路人，在海牙的国际同路人，他们对对象再现的方式会报以不同期望，有人是怀旧并渴求治愈，有人要自我认同和满足英雄式想象，有人单纯地好奇窥视，也有人希望从历史资源中撷取政治动能。
看到一半时，开幕典礼便开始了，众人急忙到楼下去。 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前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民阵前副召集人黎恩灏以及香港行动档案成员Sienna Lau，四位讲者在一块写有“我要真普选”的黄色手绘横额下进行对谈。 那幅横额是展览中我最喜欢的作品，“我要真普选”五个大字下面是一把黄色大雨伞图像，大雨伞从血雨之中，保护了无数花朵和小雨伞。
与会者坐下来时，椅子和身躯刚好把那些笔触细腻的花朵和小雨伞遮挡了，只露出“我要真普选”。 其中一位演讲者在发言时指向后方，指标语反映港人对真普选的坚持。 与会者由自己在伞运时期的角色，讲到过去十年自身的轨迹，以及他们对香港民主运动该如何走下去的看法。 当天旁听的市民挤满了整个艺廊的大厅，整场对谈长达一个半小时。
我坐在地上，不由自主地分神，眼睛四处张望，不知道人群中有没有当年的左邻右舍。 但这份期待好像没有实现，我亦没有主动求证。 因为腰痛，我站起来走到后方，仔细看，发现很多展品都被贴上“不能触碰文物”的标语——曾经影响我的生活痕迹，这一刻真的已经成为历史文物。
也许我是上述提及的第一类人，观看展品的方式是怀旧的; 而做政策倡议的人是要望向未来，现实不容许他们的步伐停留。 种种错对，令这场事隔十年的“再会”渗杂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语感。
档案也许注定是悲伤之物——当对象抽离于原生时空，就会被困锁在一个触不能及的状态。 对于经历过的人，它永远被定格在一个我们回不了过去; 而没有经历过的人，对象通往的只是同理心拼凑出的幻想。 不过，我相信幻想也可以发挥出强大力量，同理心可以把经历过和没有经历过这些日子的人拉到一起，问题是人们活生生的经验如何能被有效地被述说出来。
数天以后，离开荷兰以前，我再次回到“我地”。 那天下着滂沱大雨，艺廊刚好成为避雨站，展区近乎空无一人。 我走进正门，在没有人群的情况下，首先看到一道巨型蓝色横额，示威者以白色双面胶纸模仿香港公路路牌字体，并写上“抗争路”，下面是人称“夏慤道一号”的帐蓬“藏狮阁”，右边则是“我要真普选”直幡。 我戴上耳机，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就是静看一件又一件展品，只剩下自己和过去。
看到当年的帐篷，想起第一次在街上通宵留守。 伞运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正在罢课，从电视见到年仅17岁的黄之锋号召学生冲入“公民广场”，有约200人响应。 警方很快架起铁马包围示威者，并拘捕黄之锋，有市民见状随即赶到现场声援。 那也包括我。 然而当日大家都只是席地而睡，要到后期学联、学民思潮发起“一人一帐篷”运动，方便长期留守，人们才开始搬进帐篷，并且有人为自己的帐篷命名，加设信箱，营造家的感觉。
看到地下展厅的红十字白色救护头盔，想起9月27日清晨，警方在靠近“公民广场”一带进行小规模清场，有警察在没有警告下喷射胡椒喷雾，我亦中招，眼睛感到十分灼痛，额头被防暴盾击中。 在双眼看不见东西的情况下，我最后是匍匐爬行离开现场。 有人把我扶起，我双眼再次打开时，看到一名与我年纪相约的男医护，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二楼墙上有一副仿钞票绘图，银码是“689/7200000”，人像变成狼头（象征花名“狼振英”的梁振英）——刻画狼毛的笔触细致，当时的画家究竟在想什么？ 在地下有一幅黑色水笔画作，绘一男一女，雨天中有太阳和彩虹，“哥哥姐姐加油！”，画上稚嫩署名“四岁半SP”。 我不由在心里和SP对话起来：今天的你应该已经十四岁半，很抱歉这个城市暂时未必如你所愿，有些哥哥姐姐倦了，有的离开了，但仍然有很多哥哥姐姐在努力加油，也希望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自己心中所想的大人。
我也不免想和本文的读者询问：十年寒暑，大家过得怎样？
也许有一天，我们能跨过种种媒介记录、历史执念和未来幻想，再次在一个时空看到彼此，拥抱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