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右翼的崛起：旧金山湾区，两种“退出”的政治
曾经被视为进步主义政治的摇篮的硅谷，如何解释它的“右转”？
硅谷坐落在旧金山湾区，常年是美国民主党的票仓。在 2016 年，来自科技行业的超八百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中，有 95% 都流向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相比之下，当时只拿到硅谷地区1% 政治献金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则被淹没在美国科技中心的一片蓝海之中。
而今年总统大选，一向以进步政治为象征的硅谷科技业，却似乎来了个政治大转向，将政治希望寄于川普及其所在的共和党。六月，知名风险投资人萨克斯（David O. Sacks）为川普募捐一千两百万美元；曾是风险投资人的凡斯（J. D. Vance）在七月成为川普的竞选伙伴。同在七月的川普遇刺案后，曾在 2020 年投票给拜登的企业家马斯克（Elon Musk）公开宣布支持川普竞选；十月初，出现在川普造势大会的马斯克告诉选民，只有投票给川普才能“保护美国的民主”。知名基金 a16z 的合伙人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和霍罗威茨（Ben Horowitz）也加入这位特斯拉创始人的行列，宣布将捐款给川普团队。
美国运输部长、民主党人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表示，科技业对川普的热忱不难理解：挺川的科技大鳄是有钱人，而富裕阶层自然投票给共和党。但此类「经济决定论」却难经推敲：并非一夜暴富的硅谷、曾经被视为进步主义政治的摇篮的硅谷，如何解释它的“右转”，和正在这个领域兴起的科技右翼新思潮？
起源：从公社运动到赛博民主
“新公社”为硅谷留下了文化进步主义的遗产，但这类技术解决主义（techno-solutionism）的“科技—政治”联姻并没有真正争取到社会等级的消除。在另一方面，倡导自由意志主义的“新公社”运动在经济上颇为保守。
要理解硅谷科技业的进步主义政治，必须追溯至旧金山湾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盛行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思潮。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青年意识到他们正在成为工业生产和可能到来的核战争中的一颗螺丝钉。面临日渐军事化、机械化的社会制度与对工人“专业化”的日益苛求，新左派（New Left）通过政治动员与当权政府对抗。他们罢课、走向街头，抗议政府对越南战争的参与并反对美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受到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政治影响和嬉皮士（hippies）文化的冲击，青年人白天参与街头政治，夜间则进行致幻类药物和性解放的尝试。
特纳（Fred Turner）在《数字乌托邦》（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一书中提出，以伯克利的青年嬉皮士为标志的“反文化”与新左派的运动其实是两场不同的社会运动。如果说新左派的社会运动倡导用政治对抗政治，反文化运动中的“新公社派”（New Communalists）则选择逃避政治。从 1966 年到 1973 年，一部分不满于现状的年轻人离开旧金山湾区，来到深山中建立公社。他们和新左派一同反对国家的海外战争，却同时抗拒新左派的动员政治；对其而言，社会进步源于科学技术和意识上的改变。公社是小型社会组织的试验田，而其中小型科学技术——从伐木用的斧头和投影仪到冷战“军事工业复合体”所生产的无线电和 LSD——成为了物质上自给自足、精神上融为一体的工具。
在山区的公社里，技术成为了一种代替进步民主政治的解决方案，其中一本由记者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1968 年创建、旨在去中心化的公社之间传播技术和工具的杂志，《全球概览》杂志（Whole Earth Catalog），影响深远。 《概览》受到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的影响；他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提出，一切生物和社会组织都是可编程的信息系统，在法西斯社会里，作为政治指令的信息从独裁者传达到每一个社会等级，而在没有等级制度的自由社会中，信息可以在民众之间传播，民众也可以向政府提供数据反馈。维纳断言，美国社会并不会走向苏联或德国的威权社会模式。对《概览》的读者来说，在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公社中，技术的不断发展会带来社群的平等、和谐与大同。
正是这一在反文化运动结束后淡出视野的“新公社”，成为了硅谷政治文化的基石。七十到八十年代，个人电子计算机进入历史舞台，与之而来的还有网络和后工业经济的兴起。 1985 年，布兰德建立了“全球电子连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在线论坛之一。在“连接”的虚拟空间里，真实社会中的地理、种族、性别、性取向的差异被用户名掩盖，就像六十年代的公社一样提供了现实里社会不公的庇护所。这个被记者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称为“电子民主社会”（electronic democracy）的平台，后来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雏形。
曾在俄勒冈州公社待过的乔布斯（Steve Jobs）将《概览》比作圣经。在 1984 年，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在“超级碗”投放电视广告：如同乔治·奥威尔以该年份命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情节，视频中面无表情的民众盯着荧幕中的独裁者讲话，而一位穿着苹果麦金塔（Macintosh）电脑标识的女人从放映厅外走来，将锤子甩向屏幕中的老大哥——拯救自由的不是民众的觉醒和暴力抗议，而是信息技术的到来。
在 21 世纪硅谷的进步主义中，布兰德的“技术解放政治”也随处可见：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想象一个通过信息传播而创造的“更开放的世界”，而脸书似乎能够让人们跨越国界、自由表达。
“新公社”为硅谷留下了文化进步主义的遗产，但这类技术解决主义（techno-solutionism）的“科技—政治”联姻并没有真正争取到社会等级的消除。恰恰相反，上世纪末的平等主义成就，包括民权法案的通过和女权运动的成功，更应归咎于反文化运动中新左派的动员政治和有效的政府干预；而无视“政治”的技术解决主义者只是在虚拟世界中掩盖了这种差异。直到本世纪初，全世界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参与“电子民主社会”，而就像在公社中自我筛选的参与者一样，软件行业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仅向少数人开放。
在另一方面，倡导自由意志主义的“新公社”运动在经济上颇为保守。他们反对政府干预，倾向于基于共同意识的社会自我组织，而这些组织方式会被去监管化的、自由市场下的技术发展稳固和优化。肯尼迪总统在 1961 年就职演说中发表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国家做什么”，对此布兰德和《全球概览》的读者们则拒绝了二元选择：有了科学技术，自己社会自己管。反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 1996 年的《网络独立宣言》中宣布：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在赛博空间中“没有主权”。
彼得·泰尔的文化战
如果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一切关于团体的经济和政治选择皆为“呼吁”和“退出”之中二选其一，那么 2009 年的泰尔面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无疑将赌注放在了“退出”中。
如果说硅谷将右翼自由市场下的技术革新当作左翼平权运动的替代方案，八十年代席卷英美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则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左右。美国两党的竞争不仅仅是基于税收高低、大小政府的经济政策，更是对“谁是美国”的身份竞争。从1964 年的民权法案到越南战争的终结，左翼运动盛行近二十年，也在共和党的里根时期受到了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抗衡，里根及其支持者推行反同性恋、反平权、反堕胎和反文化多元的政策。在八十年代，美国又经历艾滋病爆发和女性主义运动兴盛的社会背景，去监管化的大众传媒将种族和性别的多元化通过有线电视一次次放大。历史学家亨特（James Davidson Hunter）将此形容为：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断裂的两种政治极端不留余力地争抢国家的“道德权威”。
这次抗衡中，硅谷校园成为了文化战场。1988 年，斯坦福大学的五百余名学生游行抗议该学校的“西方文化”本科必修课。对左翼学生示威者而言，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核心的大一基础课展示了“欧洲—西方与男性偏见”，而大学应该主动推动多元化和全球文化的视角。以《美国精神的封闭》（美国思想的封闭）作者、哲学家布鲁姆（Allan Bloom）为代表的保守派则认为，左翼多元文化本质上肯定了道德相对主义，摒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对政治正确的追求使得大学校园思想更加封闭。
这时，出生于1967 年的德国、在加州长大，后来成为如今的硅谷右翼的重要推手的泰尔（Peter Thiel），成为了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对校园左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嗤之以鼻的他创立了保守派杂志《斯坦福评论》（The Stanford Review）。
在“西方文化”辩论的背景下，《评论》在 1988 年 12 月刊登了主编泰尔撰写、题为“西方是否值得捍卫？”的引言，批评学校管理层无法“理解西方独特的知识遗产，以及对其保护的必要”。泰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产生了空前成就，但“在这个充满了极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等人的世界里，西方的理想和制度需要得到坚定而积极的捍卫。”而这种对于左翼身份政治的批评则成为了《评论》日后的主旋律；1993 年 1 月，时任主编萨克斯写到，“就像前苏联那些被误导的乌托邦主义者一样，斯坦福的激进多元文化主义者与人性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他们的失败将不可避免。”
萨克斯与泰尔二人毕业后很快合着《多元性的神话》（多样性神话）一书，以批评校园左翼政治正确对学术、言论以及思想自由的遏制，甚至对学校性侵案作辩护。（泰尔后对此道歉。）在 80 年代末期，《斯坦福评论》仅是全国文化战中保守主义网络的众多节点之一：在东海岸的常青藤校园里，《达特茅斯评论》和《康奈尔评论》扮演了类似的政治角色。但以泰尔为核心的斯坦福保守派，却享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他们处于正在从冷战军工复合体脱颖而出的硅谷。1998 年，离开律所工作的泰尔与工程师列夫琴（Max Levchin）组建了一个网络货币公司，后来与竞争对手马斯克的 x.com 合并，成为了知名的在线支付服务 PayPal。
二十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热潮不断升温，科技行业延续了《斯坦福评论》的右翼政治遗产。虽然 2002 年 PayPal 被 eBay 收购，其早期员工在退出后还是参与创建了多家成功的互联网公司，被《时代》杂志称为“PayPal 黑帮”。除了泰尔的军工科技企业 Palantir 和马斯克的特斯拉与 SpaceX，“黑帮”成员还创建了领英、YouTube 和 Yelp 等知名企业。曾在斯坦福校园辱骂同性恋教师的拉布瓦（Keith Rabois）后来在 PayPal、领英和泰尔的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陆续任职；泰尔的合著者、PayPal 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斯后多次创业，并成为了成功的早期投资人。2003 年成立 Palantir 后，泰尔本人在 2004 年投资脸书 50 万美元，成为其首个外部投资人。
泰尔在风险投资的成功并未停止他对保守主义政治的浓厚兴趣，但随着奥巴马上任，他意识到文化战的胜负似乎已决。泰尔在 2009 年文章《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育》中回忆 80 年代末《评论》的成绩“如同一战西线的堑壕战：许多人伤亡，但我们并没有转移舆论的重心。”随着奥巴马上任，自视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泰尔认为保守主义已经在传统民主政治战场失去动能。在茶党（Tea Party）运动崛起之际，他强调经济自由主义者如想掌权，不能再通过辩论和选票，而必须“超越”目前的政治制度。在泰尔眼中，逃离被左翼政治腐蚀的政治现状需要“新的、迄今为止尚未尝试过的过程，引领我们到尚未发现的国度”。
和六十年代逃避政治的“新公社”成员类似，泰尔把逃避政治体制的希望寄托于新科技之中。文中，他提出三个科技探索的前沿：赛博空间提供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庇护所；外太空殖民将允许新的政治制度的产生；第三条线索是海洋移民（seasteading），即在公海上建立永久居所，建立新国家。为此，他投资了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之孙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所建立的海洋移民研究院（Seasteading Institute）。
如果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认为一切关于团体的经济和政治选择皆为“呼吁”和“退出”之中二选其一，那么 2009 年的泰尔面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无疑将赌注放在了“退出”中。2010 年，对大学多元文化教育不满的他推出了泰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鼓励精英大学生退学创业。与其政治观点相似的投资人斯里尼瓦桑（Balaji S. Srinivasan）在孵化器 YCombinator 演讲时提出，硅谷应该“退出”美国，成为一个科技业管理的社会，不受华府和纽约的精英约束；而他和泰尔均视虚拟货币和不受国家政府约束的“特设城市”（charter cities）为“超越”政治制度，即躲避传统监管的工具。
民主党与硅谷的爱与恨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曾看起来无害的风险投资行业和信息产业逐渐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形成挑战。2018 年，《经济学人》预测了一场“科技反弹”（techlash）。如果奥巴马是首位“社交媒体总统”，川普则是第二位。
2010 年，随着一场场民主革命席卷全球，从摩尔多瓦到埃及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对抗集权政府，包括“阿拉伯之春”的运动也被一些媒体和学者称为“推特革命”或“脸书革命”。如果冷战的结束和本世纪初的军事干预没有“终结”历史，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硅谷互联网企业似乎可以推动美国霸权下的“全球民主化”进程。
奥巴马（Barack Obama）任期的民主党拥护了这场信息革命。竞选期间的奥巴马善用推特和脸书，并保证在白宫设立“联邦首席技术官”（CTO）职位；他被称为首个“社交媒体总统”。脸书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休斯（Chris Hughes）在 2007 年离开硅谷，参加奥巴马竞选团队。他在任内推动了“网络中立”政策，禁止运营商（ISP）对不同网站进行差别待遇：这一政策削弱了传统网络基础设施供应商对硅谷新贵的影响。时任国务卿克林顿在 2010 年提出，小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还应包括“连接自由”（freedom to connect），而美国外交战略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一个民主、自由的互联网，保障外国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获取信息、组织运动的能力。这类论述不仅呼应了扎克伯格对互联网民主性的政治雄心，也同时迎合了布兰德、维纳和 1984 苹果公司广告中“技术解放政治”的幻想。
在奥巴马的科技乐观主义（techno-optimist）政策之外，民主党平台也切合了硅谷的经济利益和文化政治。旧金山湾区的创业公司和“大厂”依赖高技术移民，并支持通过全球化获得廉价产业链和国际市场；急需人才的硅谷重视政府对国民教育的投资。信奉技术进步主义的软件公司和其背后的风险投资人自然将民主党视为其盟友：大到全球民主化和节能减排，小到零工经济，民主党无法通过政策实现的社会目标，留给自由市场下的科技业来解决。
然而，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曾看起来无害的风险投资行业和信息产业逐渐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形成挑战。2018 年，《经济学人》预测了一场“科技反弹”（techlash）。如果奥巴马是首位“社交媒体总统”，川普则是第二位：在 2016 年的总统大选中，推特和脸书等平台成为了右翼民粹主义的风暴中心。在川普“俄罗斯门”和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闻背景下，社交媒体不再被天然认为是「地球村」的枢纽了，而被认为是把个人数据卖给外国政府的“假新闻”（fake news）的培养皿。随着零工经济的普遍化，逐渐形成垄断地位的平台降低劳工分成，在榨取利润的同时拒绝为事实上全职的司机和外送员提供应有的社会保障。 2015 年，谷歌公司重组，将“不作恶”（Don’t be evil）的理念从其行为准则中删除。
民众和监管机构都逐渐认识到，曾经小而美的硅谷创业公司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承诺的去中心化、人人平等的数字乌托邦，反而在迅速发展成为巨头、占领垄断地位后，造成了新的社会不满。
因此，自 2016 年以来，民主党和硅谷的联盟逐渐瓦解。许多民主党人将川普获胜矛头指向互联网平台上的“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因此呼吁修改“用户言论，平台免责”的“230 条”（Section 230），并试图推动全国性的在线隐私保护法案。拜登任内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则更是对各大科技巨头进行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反垄断审查。
随着虚拟货币产业的扩张，拜登政府开始加强监管；而其内阁面对人工智能的新挑战亦采取谨慎措施，强调保障 AI 技术的安全和可信度。Covid 疫情期间，随着远程工作的科技从业者搬离城市、经济衰退、房屋供给不足和左翼政客对犯罪从轻处罚的政策，民主党统治的旧金山市一度成为无家可归者、瘾君子和砸车犯罪的庇护所；不少科技公司举家搬离高税负的加州，前往共和党执政的迈阿密或奥斯丁。民主党不再无条件支持科技行业，而两者的密切关系产生了诸多摩擦。
虽然不少共和党人也对硅谷寡头有所不满，但他们至少名义上扛起了「去科技监管」的大旗：例如，2024 年的共和党平台强调，共和党人将终结民主党的对加密货币“非法且反美的打击行动”，并废除拜登“阻碍 AI 创新发展的危险行政命令”。（川普本人在竞选期间也发行了自己的加密货币，挑起争议。）今年给川普捐款的风险投资人、网景（Netscape）浏览器创始人安德里森及合伙人霍洛维茨称，自己支持川普的一大原因是共和党或对虚拟货币的开放态度。
突破民主政治的加速？
可见的趋势是，一度在美国政治中被边缘化的科技业，今后将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扮演前所未有的角色。而硅谷的下一次“退出”，会否是美国民主制度本身？
如果技术是一切政治的解药，那么不难理解如今的不少硅谷大鳄们将美国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归因于左翼对科技发展的遏制。安德里森在 2023 年 10 月发布了《科技乐观主义宣言》，批评公众对硅谷的悲观态度；他认为，科技必须无条件、不受阻碍地发展。他写道：
我们当今的社会已经在过去六十年间经历了一场针对技术和生命的大规模道德瓦解运动。这场运动以各种名义展开，如“生存危机”、“可持续性”、“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预防原则”、“信任与安全”、“技术伦理”、“风险管理”、“去增长”、“增长的极限”等等。
安德里森提出“有效加速主义”（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视一切阻碍美国技术发展的因素——包括民主过程中的社会决策——为敌。
而这篇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的《未来主义宣言》的文章，同样迎合了安德里森好友泰尔长期以来对民主政治的不满。与通过信息技术追求小规模民主的“新公社”运动不同，深受施密特（Carl Schmitt）影响的泰尔认为经济与政治自由远比民主过程重要：“我已不再认为自由与民主兼容，”他在 2009 年写道，认为市场自由无法在美国政治中实现。
此类“民主—自由”对立，在一场影响力逐渐扩散的“黑暗启蒙运动”（Dark Enlightenment）中上演：该运动的主要人物、与泰尔关系密切的雅文（Curtis Yarvin）认为民主制度已经过时，而应该回归君主制政治。“如果美国人想改变他们的政府，则必须克服对独裁者的恐惧，”他在 2012 年一场演讲中提到。在雅文的理想国中，国家的界限应被打破，而社会应被拆分，交给由具有绝对权力的科技企业统治。而这一切，都以穿破体制的牢笼为前提。
也许受到雅文的影响，“退出”政治的泰尔选择在川普参政后“渗透”政治。2016 年，保守主义作者安东（Michael Anton）撰文《93 号航班选举》，将川普大选比作 9-11 中恐袭者开向华府，却被乘客制止并在宾夕法尼亚坠机的航班：在美国政治被左翼“劫机”之际，保守主义者只有选择川普才有生还的可能。（泰尔将安东介绍给了川普。）
虽然泰尔的政治哲学实际上与川普的民粹主义有不少差异，他还是在 2016 年向川普捐款一百万美金，并在共和党全国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上发言。他未在2020 年总统选举中捐款，但于2022 年中期选举时支持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候选人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即他《从零到一》一书的合著者和泰尔资本（ Thiel Capital）的首席运营官，以及当时俄亥俄州参议院候选人、曾在泰尔的基金Mithril Capital 工作过的凡斯。泰尔给两人的竞选各捐款一千万美元，再加上他所支持的2018 年当选的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坦福评论》前评论员霍利（Josh Hawley）⋯⋯《纽约时报》称泰尔为“右翼的下一个造王者”。
泰尔的右翼网络无疑是川普竞选伙伴的选择中的关键一环。凡斯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后，硅谷资本看到了科技利益进入白宫的捷径。“我们有一位前科技风险投资人入驻白宫，”泰尔的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合伙人阿斯帕罗霍夫（Delian Asparouhov）发帖称。
十一月份这场大选，民主党仍最有可能赢得旧金山湾区选票；以泰尔为核心的右翼政治，或许还未能触及硅谷大多普通民众。州政府数据显示，在硅谷所在的圣克拉拉和圣马特奥两个县中，民主党选民在所有注册选民中持续过半，而共和党注册选民从 2010 年的 23% 跌落到 2023 年的 16%。在马斯克、萨克斯、安德里森等人拥护川普的同时，包括领英创始人霍夫曼（Reid Hoffman)、风险投资人柯斯拉（Vinod Khosla）和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等不少科技业领袖依旧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Kamala Harris）。
但可见的趋势是，一度在美国政治中被边缘化的科技业，今后将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扮演前所未有的角色。而硅谷的下一次“退出”，会否是美国民主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