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施政报告可否改名叫“简朴报告”？
香港本应但没有在这份施政报告妥善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近年社会对施政报告的注意力急剧减低，这与施政质素下降和施政重点改变不无关系。 过往市民会关注施政报告“有咩益到我”（对我有什么好处），现在大多会反问施政报告“仲有咩关我事”（还关我什么事？ ）。 会讨论报告内容的人，不少则将施政报告建议当笑话讨论，如鼓励的士车队提供阿拉伯文资讯以吸引中东游客，将劏房改名“简朴房”当处理了劏房问题，这些建议旋即获各大报章报道和论坛讨论，网民亦制作恶搞图片讪笑。
这种转变其中一个原因，是近年的施政报告已经失去了以香港为本展望将来的功能，令市民已失去期待。 以往市民最关心的发展经济措施，今天亦觉得难以进入讨论。 以今次施政报告为例，几乎所有经济措施都是以不明所以的“概念”包装：低空经济、留学经济、赛马经济、发展大量数不清的XXYY中心等，对整体经济得益仍留于纸上，与十多二十年前的施政报告的相关部份，有天渊之别。 经济政策论述已将近完全脱离发展本土经济改善民生，对最严峻的零售业处境几乎零着墨，难怪市民失去兴趣。
回归基本步，施政报告本身应可发挥为政府检讨过去工作、为来年整体策略定位、给予市民前景和希望、改革社会问题的作用。 香港现正面对近数十年最艰难的困境，亦因而产生了很多急需处理的关键社会/经济问题，本应但没有在这份施政报告妥善处理：
消费“降级” 零售“转营” 路径依赖 如何改革？
零售业、饮食业凋零，政府和业界的思维是“搞活人流”，其取态与“开关后市况会改善”的思维同出一辙——假设人流=钱流。 消费降级和区域融合的大趋势，路人皆见，唯独是不见政府有远见的变阵; 业界对应方法亦缺乏鸿图伟略，例如只懂施压政府减烈酒税等，或者提出“孙女带阿爷落老兰劈酒”、在柏丽大道加灯饰等无聊的建议。
香港商界已偏安多年，不少商人已失去提出具说服力和颠覆性的远见的能力，转型的实际行动欠奉，有实力的可能亦已远走高飞，留下的部份人则在等运到，或要求政府放宽这个松绑那个，期待还能尽享政策红利。 这种心态与2年前等（疫情）开关没有分别，好听一点就叫守株待兔，难听一点就是坐以待毙。
振兴旅游业亦只都是搞活人流，旅客源严重偏侧向内地市场，市面已难见欧美旅客。 将大量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同时对中国整体消费降级、小红书打卡穷游的旅客心理不甚了解，亦只懂得向中央争取更多二三线城市旅客来港而无有效对策; 大举开发南大屿自然资源兴建豪华住宿，打算吸引大湾区游客，却忘了为吸引他们而开凿的新隧道更加方便了即日来回穷游，打完卡返回更便宜的深圳住酒店。
物流业的断崖式下跌，事缘地缘政治格局、区域经济角色改变之故，这并非推出高端物流设施、增加航运税务宽减、发展电子商贸就能突围而出（政府真的以为够与国内的电商竞争？ ）。
地产业更是严重的路径依赖——流标、流拍已经多到不是新闻，发展商自己已放弃在北部都会区囤积多年的土地，不看好未来数十年的土地发展，但官员还在期待减息后，卖地卖楼会财源滚滚来。
政府最有“远见”的经济政策就是将未来全盘押注在北部都会区和创科上，但这似乎只会加深现有问题——北都只会进一步加速区域融合，香港优势何在？ 香港在创科上与深圳究竟是合作还是竞争关系？ 再者我们有何实力竞争？ 让创科产业成经济新支柱需时多久？ 等得及传统四大支柱崩溃前做到吗？ 关于创科发展，业界外的市民普遍不关心，关心的亦会对政策走向满头问号。 北都规划文件内连创科产业研究和规划数据也欠奉，何以令人有信心？
公共财政无底深潭 公众亦愈知愈少
未来公共工程额每年会近千亿水平，但今年卖地收入只有寥寥数十亿，中短期内看不见曙光，长期展望亦不容乐观。 过往库房及基建依赖土地收入多年，经济一逆转而没有准备后路，库房及众多公营机构财政立刻出问题：房委会、市建局、机管局、西九管理局等等，已是名副其实的结构性财赤，但政府开出的药方是借债度日，还列举欧美国家负债例子指香港债务水平安全，无视香港属细小开放经济体而难以比较的事实，另外，借贷亦要讲回报，借钱做回报不明的大白象基建， 届时可能连利息也还不起。
近年公共财政纪律亦迈向崩溃：公帑点洗、值唔值、洗几多、给了谁，变得日渐不透明，关键资料欠奉，公众亦无从讨论自己交的税金值不值回票价（亦开始懒得问这个问题），“令全城开心是值得”，搞盛事夜缤纷成本多少不主动奉告、大型工程的总预算因“敏感”不再公布; 公帑不够出资，就指地产商会融资而强推明日大屿，后来地产商“计唔掂数”不肯参与，就有人倡议透过青年人透过置业储蓄帮人工岛填氹。
现时公共财政的状况，就像一场末日前的盛会，多年来谨守的财政纪律视如无物; 花费急升，但财源又不稳：人口老化、移民潮加剧，引入专才但无法保证能留住人才，税基缩窄下，朝中亦似乎无人敢问“将来点算”，亦无人深入探讨这种犹如玩杠杆、成本大风险大且成果不明的借贷游戏一旦失败，日后债留转移后代怎么办。
土地房屋政策迈向更形倾斜
李家超提出土地和房屋供应“提速、提量”后，大量的松绑政策推陈出新，有些甚至罔顾法例的基本原则和立例原意，或将过往20多年民间争取得来的成果“倒带”，造成更多的分配不公，埋下更多社会的计时炸弹。
只举过去几年，已经有下列松绑/改变：建筑安全标准可以因建筑成本“太贵”而调低; 《保护海港条例》因为过往难以令地产商在维港填海而松绑，将“维港为公共资产”的多年共识抹走; 为加速私人发展商在旧区圈地，将强制拍卖门槛降至亚洲最低; 嫌受发展计划影响的民众“滥用”城规程序“阻碍发展”，削弱他们在申述环节发表意见的权利; 为哄发展商在新发展区补地价起私楼，不惜改变半世纪以来的估价准则，为补地价引入“双轨制”，地价收入减少; 即使不切合基层居民需要，亦不惜向发展商借用新界偏远土储建简约公屋，动用公帑铺好“三通一平”，发展商或坐享其成; 至于真正的公营房屋，虽全速兴建，但出售比例日增，令真正的出租公屋单位数目多年无相应增长，与消灭劏房的目标自相矛盾。
贫穷问题零着墨众多措施继续加剧房屋问题
至于真正要解决的房屋问题，却捉不到痛处：解决劣质劏房的关键不在于单位面积多大，而在有否订立人均最低居住面积; 劏房以前统一叫不适切居所（sub-standard dwellings），现在改名做“简朴房”（basic housing unit），将劏房由sub-standard 变成basic，就当解决劏房问题，但“简朴房”并没有解决挤迫问题; 年轻人不愿置业是因看不通前景和房屋根本仍然难以负担，而政府只顾继续搭建房屋阶梯，继续迫人买楼。
10月初乐施会发表研究报告指香港贫穷人口达139万，贫穷差距急升至81.9倍，显示疫情后基层处境急剧恶化，但今届施政报告并没出现贫穷一词，事关今年中政府已取消贫穷线，政府已不会客观量度贫穷状况。 而人口老化会进一步加剧贫穷问题，但就人口老化，安老政策无做好之际，政府就将其视为“发展银发经济”机遇，而忘了更多的银发族正在为生活而每天挣扎。
大量倾斜企业的“新经济”忽视本土社区经济、输入专才直接拉高租金负责、放宽按揭成数托楼市令房屋继续不可负担、输入外劳与基层“抢饭食”、重启投资移民计划引入热钱炒高资产价格等措施，正是在进一步压缩基层和一般市民收入和生存空间，香港的贫穷和住屋问题，几近肯定会继续恶化下去。
管治水平每况越下
去年李家超施政报告指要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林郑则有“好打得”的称号，曾荫权当年强调“强政励治”，但这么多年下来，管治水平变成如何有目共睹。 大家如何评论政府釐定政策需要、拟定政策细节、执行政策及量度成效的表现？ 数个月前的垃圾征费胎死腹一事，相信毋须多加解释亦知答案。
去年李家超为提升治理能力，在日常决策上引入“红队”概念，但数个月前中学性教育教材丑事冲出香港，其后被爆红队无发挥功效，更令市民不知道所谓“红队”在更重要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又发挥了什麽作用。
另外，李家超指由他引入并引以自豪的KPI（绩效指标），事实上并非新猷，董建华年代的施政报告亦有。 当年的KPI 亦写得比李家超具体、能量度和好（当然不代表实质政策效果）。 KPI是指完成政策工作后量度成果的指标，而李家超的KPI，不少其实不是KPI，仅是交代了工作过程，例如成立委员会之类，连具体工作也没有开展，是不可量度的，亦无从交代政府施政成果。
今次施政报告亦再新成立了至少十几个新的委员会，例如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盛事统筹协调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等，至于去年施政报告已成立的另外十多个XX小组YY专班，工作进度如何？ 公众并不太清楚。
现时整体政府的施政方针，提出的大多是市民无法或没兴趣理解的虚无措施。 官员很忙地开会，但近乎无人知道开会的具体成果是什么，遑论要市民期待政府提出突破性的建议，带领香港走出目前的深渊。 如此简朴，未来施政报告是否也可以改称“简朴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