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6日，歐洲議會批准了新的《移民遣返條例》，進一步收緊了歐盟的移民政策。這項「遣返條例」（Return Regulation）由歐盟執委會於2025年提出，隨後由歐洲議會及成員國共同參與立法。該法案旨在建立統一的歐盟遣返體系，加快對驅逐無合法居留權的他國公民，包括強化強制措施、延長拘留期限，並允許將移民送往歐盟以外的「第三國遣返中心」。

在法律程序上，目前該法案已由歐洲議會內部的公民自由、司法和內政委員會（LIBE）通過其談判立場，並已進入與成員國（歐盟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之間的「三方談判」（trilogue）階段。

在歐盟立法的三方談判中，歐洲議會代表公民並提出政治立場，歐盟理事會代表成員國政府並強調國家利益，而歐盟執委會作為提案者與協調者推動達成折衷方案，三者共同確定最終法律文本。

從時間上看，該法案距離實施仍有至少幾個關鍵步驟：三方談判達成一致文本、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正式通過，以及後續實施準備。參考歐盟類似移民法規的立法過程，如2024年通過、2026年實施的移民與庇護協定等，通常從談判完成到正式生效需要約1至2年。因此，這項遣返條例若順利推進，較可能在2027年前後進入實際實施階段。

儘管該法案尚未正式通過，但由於歐洲議會已確立談判立場，且關鍵條款已在委員會階段成型，條例中明顯的外部化遣返、強制措施強化及權利保障削弱等趨勢，已引發法律界與人權組織的廣泛擔憂，並被稱為「歐洲版 ICE」。ICE指的是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下權力擴張，積極抓捕非法移民的手段引發多起濫權和人權爭議。

遣返條例的改革，將移民的行政拘留期限從18個月延長至30個月，並允許繼續延長。在此期間移民將被拘留，以進行遣返程序或與目的地國協調相關安排。改革還規定，即使對於未成年人，也應實施監督釋放措施，例如佩戴電子定位手環、定期到警察局報到等。

第三國遣返的實例與爭議

此法規中最具爭議的部分，是「第三國遣返中心」（return hubs）的設想，即允許歐盟成員國將被拒絕庇護的移民轉移至歐盟以外的國家，在那裡等待最終遣返。這一機制並不要求移民與該第三國存在直接聯繫，移難民可能被遣返至完全不認識的國家，從而引發了關於「責任外包」的廣泛批評。

一個重要的現實參照案例，是義大利與阿爾巴尼亞在2023年簽署的協議：義大利計劃在阿爾巴尼亞建立「離岸處理中心」，用於安置在地中海被攔截的移民。該模式已被多家媒體以及政策研究機構反覆討論，被視為歐盟正在推動的「外部化邊境」（externalisation of borders）的具體實踐。

國際上另一個時間更長且更受爭議的先例，是澳洲自2001年起推行的「太平洋方案」（Pacific Solution），澳洲政府在太平洋島國諾魯（Nauru）及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馬努斯島（Manus Island）設立「離岸處理中心」——在海上被攔截的尋求庇護者，會被強制轉移至當地拘留中心等候難民資格審核。媒體曾多次揭露，拘留中心提供給難民極為差勁的環境條件，難民更普遍遭暴力虐待或性侵，且拘留期限往往未知。人權觀察（HRW）曾明確指，此政策對數千名尋求庇護者造成嚴重傷害，並警告其他國家「應從中汲取教訓，而非重蹈覆轍」。

該組織亦統計，澳洲在諾魯的離岸拘留，每人每年開支高達550萬澳元，遠超本地安置方案成本。儘管澳洲曾承諾關閉所有離岸中心，此政策目前仍未完全終止。2025年9月工黨政府才與諾魯簽署新協議，將在30年內支付16億澳元，將354名無合法居留權的前難民永久安置於諾魯。 

因此，這一模式已被人權組織廣泛批評，聯合國難民署將其定性為澳洲刻意迴避國際義務的「嚴重失職」，並被視為「邊境外部化」政策的早期範本。

而面對歐盟新法，人權組織的擔憂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法律責任的模糊化：一旦移民被轉移至第三國，歐盟成員國是否仍需對其基本權利承擔責任，存在灰色空間。其次是人權標準的不對等：這些第三國未必具備與歐盟等同的庇護體系與司法保障，可能導致任意拘留、法律援助缺失等問題。最後是長期拘留風險：草案允許延長拘留時間（最長可達數月甚至更久），而在離岸中心裡，監督機制更加薄弱。在類似案例（如英國盧旺達計畫、義大利阿爾巴尼亞協議）中已經可以看出，這類機制可能構成對庇護權的實質性削弱。國際特赦組織與聯合國也指出，這與國際人權法中的「不遣返原則」（non-refoulement）、《日內瓦公約》以及《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相衝突。

反對新《遣返條例》的行動已持續一年多。今年2月，70多個人權與移民權利組織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在公民自由與司法委員會投票前否決該條例。自2025年3月起，已有200多個組織對該條例表示反對，認為其「不人道」、「令人痛苦」，並侵犯基本權利。

2021年2月12日，在距離利比亞海岸122英里的地中海國際水域，來自不同非洲國家的移民和難民擠在一艘擁擠的木船上等待援助，西班牙非政府組織 Open Arms 的援助人員正向他們靠近。攝：Bruno Thevenin/AP/達志影像十

在移民議題下，歐洲政治光譜顯著右移

與此同時，這項投票在政治層面引發的震盪同樣顯著。歐洲媒體與評論者將其視為一個「危險的轉折點」：中間偏右勢力開始在移民議題上突破長期以來對極右翼的「防火牆」，並與後者形成事實上的政策聯盟。在歐洲議會中，來自歐洲人民黨（European People’s Party，主流中右陣營）的部分議員，在移民遣返與邊境管控問題上開始與「認同與民主」（Identity and Democracy）等極右翼集團立場趨同，共同推動更強硬的政策框架。這種「議題性結盟」被解讀為歐洲政治光譜右移的體現。

德國案例之一頗具象徵意義。在國內政治中，德國主流保守派長期堅持不與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合作，這一原則被視為戰後民主秩序的重要防線。然而，在歐洲議會層面，來自德國保守陣營（如CDU/CSU所屬的歐洲人民黨議員）卻在具體政策投票中，與極右翼議員形成一致立場。這種「國內隔離、歐洲層面合作」的雙重標準，使批評者認為，歐盟正在成為極右翼政策理念「去污名化」的實驗場——即透過技術性法規，將原本被視為極端的移民控制手段，逐步納入主流政策工具箱之中。

反對者將這項遣返條例稱為「歐洲版 ICE」不僅僅是一個類比，更指向一個具體的現實：過去幾年裡，歐洲多國右翼與特朗普及其政治圈之間，一直保持相當密切的互動。在這次投下贊成票的政黨中，不少都與特朗普政府或其支持網絡來往密切，並表達過支持。從「邊境安全」「打擊非法移民」到「反全球主義」「國家主權優先」，這些在美國被不斷強化的敘事，已經被歐洲極右翼吸收並重新包裝進各自的國內政治語境。其中，移民問題成為各極右翼黨派動員選民的核心議題。

從數據上看，歐洲人往往高估了本國社會中的移民數量。根據2022年最新的歐洲晴雨表關於移民融合情況的調查，68%的受訪者高估了移民在人口中的實際比例。歐盟各成員國情況有所不同，但平均而言，歐洲人認為本國人口中有16%是非歐盟公民，而實際比例不到7%。

實際上，歐盟境內超過93%的人口仍是歐盟公民。歐盟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歐盟境內約有2900萬非歐盟公民，占總人口的6.4%。這一數字較2019年的2100萬（約占5%）有所增長。

與2015年以中東戰爭難民為主的結構相比，當前歐盟移民來源已明顯多元化，既包括戰爭難民，也包括來自拉美、非洲的政治和經濟移民。

以2024年為例，歐盟共收到約91萬份庇護申請，比上一年下降了16%，是十年來首次下降。其中敘利亞仍為最大來源（約14.8萬人，占16%），但委內瑞拉與阿富汗各約7萬人（各占約8%），顯示拉丁美洲與其他地區比例上升。同時，約440萬烏克蘭人透過臨時保護機制留在歐盟，未進入傳統庇護體系。

與此同時，歐洲人口老齡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歐盟數據顯示，到2070年歐洲人口將下降約5%，其中勞動年齡人口（20—64歲）將從2.65億減少到2.19億。屆時，每位退休人員對應的勞動人口將不足兩位，這將對養老金體系構成巨大壓力。歐盟每年發放數百萬份居留和工作許可——包括數萬張發放給高技能工人的藍卡——以緩解從建築業到護理業等多個行業的勞動力短缺，但這仍遠遠不夠。

西班牙科米利亞斯宗座大學（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國際移民與發展合作博士塞西莉亞·埃斯特拉達在接受《國家報》採訪時表示，在歐洲，非法移民議題已成為一種選舉工具。移民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結構性辯論議題，是因為它構成了高度政治化、且具有動員潛力的競爭場域。

移民是機會還是危機，這場辯論仍會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