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墓地：宏福苑大火后，寻访印尼家务工的遗属
“一个人命没有了，背后整个家庭都会受影响，有很多人受伤，我很想她们不只是一个数字。”
香港宏福苑大火中，共有10名外籍家务工罹难，其中9人来自印尼，1人来自菲律宾。大部分遗体被发现时，都与其照顾者身处同一单位或相近位置。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当中，这些移工的名字却鲜少被提起。语言、身份和资讯等隔阂，令她们的死亡更容易被忽略。
火灾发生后，工业伤亡权益会干事谢欣然先后联络移工团体及领事馆，很快便收到来自印尼方面求助——有家庭无法联络上在港工作的亲人。其后，一连串工作随之展开：遗体辨认、联络中介、处理捐款，与政府沟通，以及协调遗体运回母国。
1月下旬，谢欣然登上前往印尼的航班，展开为期大半个月的探望殉职者家属行程。出发之前，她坦言自己相当忐忑和感到愧疚，“自己心里都会觉得，是我们香港人这边做得不好，才令到火灾发生，这个代价不应该由他们承担。”
然而大多愿意受访的家庭，却是拿出了丰盛的饭菜和糕点，去迎接她这位来自香港的陌生人。
在爪哇岛24天，她从东到西走访12个城市，探访8个家庭、30名移工直系亲属，完成14次家访。走过一场场的道别，这趟旅程超过2000公里。
家庭支柱崩塌
10个家庭各自承受突如其来的断裂，不少遗属得知消息后情绪崩溃，甚至需要送院治理。对他们而言，噩耗来得太快，也太遥远——至亲客死异乡，连最后一面也无法见到。
谢欣然观察到，不少移工出身基层，来自偏远地方，家境相对拮据。她说如果是首都或较先进城市的人，一般都不会选择离乡背井，到一个陌生城市做家务工。而这些离世的移工，大多是家庭唯一或主要的经济支柱。
在火灾翌日，谢欣然和外籍家务工Yayuk曾现场寻找42岁的姐姐Sri Wahyuni的消息，最终确认她与照顾的婆婆一同罹难。Yayuk 随即辞去工作，说要亲自做姐姐遗体的 Body guard，送她回印尼安葬。
回到印尼之后，Yayuk几乎每天都会到姐姐的墓前拜祭，和姐姐说说话。按照当地习俗，人们不会在墓前哭泣，Yayuk一直强忍泪水。到谢欣然到访后，她们在坟前浇水，水沿著墓碑流下，Yayuk的眼泪才终于跟著流了下来。
谢欣然形容，家访时仍能感受屋中弥漫压抑的悲伤。她曾尝试与 Yayuk 妈妈说两句，老人家却已经马上离座，一度哽咽：“不好意思，想到女儿，心里还是很难受。”
“去的时候要健健康康，回来也要健健康康”，这是妈妈最常和 Wahyuni 说的话。妹妹解释，因为 Wahyuni 是妈妈的第一个女儿，因此份外疼爱她。妈妈回忆说，以前和 Wahyuni 视像通话时已常常看到大厦外有纱网罩住，女儿也常说觉得“好焗”。她当时已经开始担心，提醒 Wahyuni 如果有火灾就“什么都不要管，第一时间就走”。
“但结果就是回不来了。” Yayuk 伤心地说。“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火警钟会不响？为什么大厦没有准备火警时，该怎么办？”
Wahyuni原先计划今年会回乡参与二女儿的婚礼，已经准备好礼物了。
同样为支持家庭生计、只身赴港工作的，还有32岁的 Novita 。 Novita 的爸爸因脊椎问题长期卧床，连站起来也要靠拐杖支持。为了爸爸的医疗费用，Novita 离乡工作，惜最终魂断宏福。
为协助家属处理后事，谢欣然从不同雇主处收集移工的生活照片，整理成相册带到印尼交给遗属。她们也即场为家属打印相片，一位移工Khotimah的姨姨便拿著照片爱不释手，亲了照片一下。
然而，有些家庭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合照都没有，48岁的 Darwati是其中之一。在她过身后，她23岁的儿子用AI拼凑了一张全家福——这是他们唯一的全家福。数前年 Darwati 丈夫过世，大儿子在印尼独自照看两个弟弟。大儿子说，“以往有什么问题都会找妈妈商量，现在我不知道可以问谁了。”
Darwati 在平安夜当日下葬，晚上谢欣然收到消息， Darwati 90多岁的老父因悲恸过度，在女儿入土后不久离世。
必需工作，必需坚强——宏福苑大火后，外佣们带伤的日常 — “没有人需要用死去明志。不应该是去到死的一刻，大家才明白她们的真心。”
失去母亲的孩子
在9个受访的罹难家庭中，有7个都有未成年子女。他们除了要承受失去至亲的痛苦，还有往后生活细碎而长远的缺口。
40岁的 Siti Khotimah 离世时遗下一个17岁的儿子和9岁的女儿。为了节省开支，Khotimah 在过去6年都没有放假回印尼探亲，即使合约到期也仅是短暂出境澳门便回港。她原本打算，今年回乡看看家人。
“等了妈妈6年，最后还是等不到。”Khotimah 的妈妈说，孙女每次挂念妈妈，就会偷偷穿妈妈的衣服，或是翻看妈妈在中介训练学校用过的书，那是她唯一能感受到母亲的触觉联系。直到谢欣然第二次家访时，女儿才小声的说，妈妈答应过会送一条刻了自己名字的手链给自己。
但手链始终没有随遗体运回，或许仍留在警署被当作证物，又或是在大火中熔化了。
在宏福苑大火当日，Suyitno 则在印尼隔著视像电话，目睹34岁的妻子 Erawati 被浓烟淹没，Erawati 到最后仍照料著雇主孩子，惟二人最后双双离世。
在最后时刻，Erawati 心里挂念的，仍是6岁的儿子、丈夫和双亲。她在视像里对儿子说：“如果我过去做错了什么，对不起，请原谅我！”
Erawati 在香港罹难的报导刊出后引来不少反响。谢欣然探访前也担心小朋友的心理状况，她形容她的儿子是个比较少说话、很聪明的小孩，这次家访她带了些模型给他，没想到他很快就砌好了，而旁边却多了一对仓鼠——那或是家人买给 Erawati 儿子的寄托和陪伴。
同样遗下儿女的，还有43岁的 Yasmiati。大火当日，Yasmiati 因不忍丢下负责照顾的婆婆，最终一同葬身火海。
遗属除了要面对失去至亲至爱，怎样和未成年子女解释妈妈的离世，亦成为不少家庭难以开口的问题。
谢欣然造访其中一个家庭时，两个小孩刚刚放学，丈夫细声叮嘱她，不要在小朋友面前说妈妈的事，“他们不知道妈妈死了”。谢欣然当下感到愕然，后来却得知，原来女方家人早已将消息告诉小朋友。
“为什么无缘无故有个香港人来？为什么妈妈这么久都不和我 Video call⋯⋯”她说其实小朋友或多或少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但爸爸未必懂得如何和子女开启这个话题。面对突如其来的失去，惊愕与悲伤在家中盘旋，难以言说。
是母亲，也是女儿
来到 Dina 的家，谢欣然能感受她们和其他移工的经济差距——她家里的地还是水泥地，塑胶和地席充当地砖。在探访时， Dina 的父亲刚从农地回来。谢欣然心里一酸，同行义工叹道，若不是每天要维持农作，他的时间或许更难过。
38岁的Dina，后事由父亲筹办。当时捐款没分到他和妻子手上，他只好向店家賖帐，为女儿下葬。来到 Dina 的墓前，谢欣然看见墓地撑起一把紫色的伞，伞上印着一圈郁金香和桔梗花，阳光透过伞照下来，映出的光和煦细腻。Dina 父亲每次来到，都会把墓地整理一番，再一次次的架好伞子，仿佛仍在照顾女儿，免得她被太阳晒著。
对许多家务工的家庭来说，长时间的分离是常态，有些人多年未曾回家，有些则在计划回乡之际，遭逢了劫难。
在香港工作20年的Desy Widyana对上一次回印尼已是2015年，在这10年间，Desy 没有见过父母和弟弟。起初，她出外打工是因为家人生意失利、帮补生计，后来状况好起来后，家人经常劝 Desy 回家，她每次都说下年就回来印尼。她也的确买好了家品、厨具，把房间堆满，打算今年辞工回家。
Desy 的弟弟同样在外工作，他和姐姐感情深厚，把她的照片放在手机保护套中，时常可见。他笑道自己老婆都没有这样的位置，老婆也深知他对姐姐的爱。
得知姐姐去世的那天，他感觉自己整个人像麻痺了一样，愣了整整两个小时。弟弟甚至不敢将死讯告诉父母。但随著香港的消息不断传到印尼，新闻也不停在播，直到中介公司打给 Desy 父母，两人激动得哭晕了过去。
Desy 弟弟叹道，其实很多家务工深爱他们照顾的对象，更希望其他雇主可以对工人“好一点”。“我的姐姐完全可以自救，她也愿意陪伴奶奶走到生命的尽头。有那么多移工死了，都是因为他们太好人。”
“我想跟在香港工作的移工说，不要忘记你乡下的父母，不要离开太久。”他说。
同时，Desy 弟弟亦很想知道一切是如何走到这一步。当初姐姐之选择到香港打工，是因为觉得香港安全，有健全的制度，他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灾难发生。“我想问，是不是有人故意或者做错事令火灾发生？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想知道是谁做错。”
弟弟却说，如果他见到那个人，他会和对方说，“我原谅你”。
谢欣然当刻感到愕然。后来，她追问弟弟为何会选择原谅？他回答：“那个人也一定有他的家人，Desy一家已遭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想其他人再经历这些痛苦。上帝也会宽恕，为什么人类不可以呢？”
“如果你们香港的法律制度会惩罚他们，那他已经得到应该有的惩罚，我不会继续去憎恨。”
后续
Wahyuni的妹妹 Yayuk 跟著谢欣然探访了几名家属，她跟其他家属分享了一个梦境，说梦见到姐姐跟其他女人在一起。
“她可能是跟你们家人在一起，你不用怕她们自己一个人。”探访、聊天、进食，是他们互相慰藉的方式，Desy 的家人也因此回应，曾梦见过 Desy 交托他们好好为她看管她的衣服 。
虽然10名移工均已下葬，但对家属而言，事件远远未结束。
2025年12月2日，劳福局局长孙玉菡表示，每名丧生移工家庭可获约80万港元补偿，其中逾50万为法定劳工保险。然而在实际操作上，跨境申请、文件核实、款项分配，以及发放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
由于涉及香港与印尼两地制度，不少保险与赔偿安排仍需反复协调。例如未成年子女的赔偿，是一次性发放，还是交由法院分期管理，在跨境情况下仍未有清晰方案。
与此同时，补偿金亦衍生出新的问题。谢欣然指出，部分家庭出现分配纠纷，甚至有遗属遭诈骗，被要求支付费用以协助处理香港事宜。但由于这属于领事馆之间的沟通，她在得知情况后也只得向劳工处反映，再由局方与印尼领事馆交涉。
有见及此，谢欣然在处理民间捐款时收集了每个遗属的资料和银行户口，再把善款平均地分发至每位直系家属，尽量减少争议。
除家访外，工权会亦在印尼举行了工作坊，向家属讲解移工在香港的权益，说明整个赔偿程序。她希望能帮助遗属对未来有多一点掌握，纾缓焦虑情绪。
同时，她亦希望组织援助小组，为遗属做一些储蓄投资的教育，作长远规划：“80万对印尼人是天文数字，怎样去找正确的人，不会被人骗呢？”都是他们关心的事。
回到香港，谢欣然自觉仍有很多事要做，她曾向劳工处提出，最终的大火调查报告能否翻译成印尼文和菲律宾文，好让遗属清楚知道事件的全貌；她亦希望能为家属转介心理辅导，慢慢让遗属接受家人的离去；除此之外，她更想在香港举办有关印尼文化的展览和分享会，令香港人能更完整地理解移工的处境和遭遇。
在印尼，丧礼是一个延绵数年的过程：遗体在返回母国后立即下葬；第40天，村里的人会一起吃饭，为逝者祈祷；在第1000天再次祈祷，慢慢学习与逝者告别。
在廿多日内，谢欣然穿州过省，随著汽车在爪哇奔驰。沿途见得最多的，是无边无际的天空。
每到一处家访，谢欣然都会带上鲜花到殉职者墓前拜祭。她觉得印尼的拜祭是一个很温柔的仪式：大家把依兰和玫瑰撒到墓上、再慢慢为墓地浇水，一切都是静默而克制地进行。在过程中，逝者灵魂被净化、超渡，对生者亦是一种排解和抒怀。
“你放心去吧，我会看著你爸爸妈妈，看著你的子女，让他们有书读有饭吃。”她在拜祭时对死者说，也跟死者的子女说。
她说 Khotimah 的女儿听见后哭了，后来才知道她担心妈妈离世后，没有人再供她读书。“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什么，但是一直观察著他们，会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将来真的有一份担忧。”
“赔偿和捐款对小朋友来说是很陌生的事情。”她们鼓励未成年的小孩努力读书，会尽可能支持他们，“对这班小孩就算许一个十年的承诺，我都觉得是不夸张的。”
这并不是谢欣然第一次讲述这些外籍家务工的故事。她说，最初她难以控制悲伤，总是无法说下去。现在她较能说出这些故事了，但你仍然能听见她提到愧疚时的哽咽，看到她讲起家务工的小孩时，眼眶盈满泪水。
她再三强调，不想移工只是新闻上的一个数字：“我不想她们像废纸一样，在香港做到事时就用一个很低的人工请你，但到你做不到事，就被人用完即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