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拉拉”、“没有性少数就没有新中国”、“妈祖托梦，拒绝骗婚，追求自己美好gay生” 。

今年6月，这些简体中文的手写牌出现在曼谷骄傲月游行上。这是活动复办的第四年，华人已经成为主要的海外参与群体之一。但当华人面孔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曼谷、东京等地的骄傲游行中时，中国境内的骄傲月线下活动却接连被取消——也是发生在这个6月，中国国内好几个彩虹NGO的微信公众号被封号。

作为全球最多的 LGBTQ+ 群体所在国之一——有研究估计，中国的性少数群体人数达4000万到7000万人——政府的态度常常消极，但也有暧昧和张力。一个积极的官方信号在5月引起热议：一张网传截图显示，5月8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回复了一位网友的信访建议，回复提到“法律禁止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的歧视，法院对性少数群体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保护”。

这是中国国家司法体系首次书面明确这一主张。很快地，这张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端传媒根据知情人核实确有其事。6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也提及此事，将其视为进步信号。

但坏消息随之而来：事件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关注后，相关信息迅速被审查删除，发布消息的微信公众号被炸号。“先让你看到希望，再让你明白希望本身就是违规内容”，有网友评论。

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些在同一个语境中出现的矛盾信号，在不同语境中出现的同一种人群？如何理解中国LGBTQ+群体的权益现状？我们邀请两位常年关注这些问题的嘉宾来讨论：Tom现为香港大学研究助理，专攻性别和法律，熟悉中国LGBTQ+法院判例的状况。任浩是中国民间同志社群的组织者，有多年的行动经验。

对谈先从事实的层面出发，讨论中国的法院是否做到了信访回复中提到的保护性少数权益，在过往LGBTQ+相关的司法案件中，有哪些灰色和弹性空间？从行动的角度看，在环境紧缩的当下，关心性少数权益的中国行动者们在做什么，发展出什么新的行动策略？

结合研究和行动的视角，我们不放大悲观论调，但追问行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