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三年前，葉晉瑋（Eric）接到來自英國國家詩比賽（National Poetry Competition）的電話，恭喜他贏得冠軍。那時他不覺得是甚麼一回事，也沒有跟人提起。直至頒獎當晚，他收到大學指導教授的電郵：「Eric, was it you that I heard reading a poem on the BBC?」以及阿媽不久後在訊息群組問道：「阿仔，呢個係咪你呀？」

Eric意想不到。當時，他19歲，此前從未試過把詩作投稿或發表，參賽那首詩〈Fricatives〉是他的第一次與外界分享作品。裡面提到學習英語時注重 ”free” 與 ”three” 的發音分別，也有電視播放被捕學生獲釋的畫面。Eric坦言，寫作時完全沒想過有香港人會讀這首詩，甚至一度引起翻譯熱潮與討論；他對於超乎想像的迴響感到驚恐，所以婉拒了所有中文媒體的訪問。

直至去年，他出版了詩集《Exposure》，20首詩作曝光於人前。他形容，寫作如同攝影的曝光：「其實這本詩集裏有很多東西，都是一種隱藏或不想被見到的狀態，但同時它所做的，又是展示一些比較脆弱或複雜的心理。曝光，就是讓人見到『你不想被看見的東西』。」

那些詩作的底片，來自酷兒被冷眼的難受、與人修好的幻想、政治空間的收窄，題材大都來自香港。Eric說，自己與香港的情感連結較深：「我的『錨』仍然定在香港。對於英國，我的情感沒有深到想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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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母語書寫 紅白藍袋與豬膶麵

Eric自小喜歡閱讀英文書籍，接觸互聯網時也習慣以英文瀏覽，所以跟這種語言結下更深的認識。升高中之後，他躲在自己的房間悄悄寫詩，沒有向人提起，也不曾參加文學詩會。那時，寫詩只是讓他逃離現實世界的方法。

到了2021年，從未踏足歐洲的他因為想探索世界，前往劍橋大學讀書。憶述當時的情景，他也覺得很魔幻：「短短24小時內已經由香港去到倫敦，再直接搭車去劍橋大學。」他既感到一點不適應，又想念香港，卻不擅長在親友面前表達。

他分析自己的心理狀態，認為促使他把〈Fricatives〉投到比賽的原因，正是渴求有人會讀自己的詩並作出回應，即使機會渺小。正如他所寫到，沒人有興趣聆聽自己——“You must be given/ a voice before you can speak.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a spectacled boy with a Hong Kong accent.”

最後，他以最年輕之齡（19歲）奪得英國國家詩詞比賽冠軍。轉眼間，所有媒體的鏡頭、認識與不認識的眼睛都面向著Eric。他有些不知所措，唯有拒絕訪問、保持低調，希望專注自己。

幾年後，他大學畢業，留在英國工作，並於去年出版詩集《Exposure》。掀開內頁，詩句之間充斥香港元素 —— 紅白藍袋、天星小輪、油麻地戲院、豬膶麵⋯⋯ 住在倫敦的Eric，卻在書寫香港？他認同是「有些奇怪」，但解釋自己與香港的情感連結較深，尤其是很多回憶相關的片段都是香港發生；他以用來固定隻船的重心比喻：「我的『錨』仍然在香港。對於英國，我的情感沒有深到想寫。」

這種香港與西方的情感對比，不單在選材上體現，還有語言。他引用另一位香港英詩詩人黃裕邦：「英文不是我的母語，我不覺得它會愛我，所以我可以對它做甚麼都可以。」這種抽離感令Eric覺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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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與liberty？雨傘都要削皮

對於英文這種第二語言，他也讀得很認真：「英文主要由日耳曼語組成，但也掺入了拉丁及法語的元素，同時具備兩種特徵。例如人們常問 liberty 跟 freedom 有甚麼分別？雖然它們的字面意義（denotation）實際上一樣，但它們字源的根不一樣，導致這兩個字所附帶的內涵意義（connotation）不一樣。。」在寫詩的時候，Eric也會以字源作為其中一個思考方向，因為這樣會奠定整首詩的格調——如果同一首詩用很多拉丁文演變出來的詞彙，感覺就會比較正經或高高在上。

Liberty 與 freedom，也是其中一個Eric寫詩會觸及的主題。

《Exposure》裡有一首題為 [First they began cutting the world] 的詩作，由標題左右的方形括號開始，仿佛已暗示了一種限制規範。一直讀下去，「他們」開始移花接木、把各種東西切割成正確的角度、為雨傘削皮，又沒收水樽。

雖然詩有些超現實元素，但Eric說，他覺得這件事是挺恐怖：「當一個地方或社會，嘗試去營造一種⋯⋯ 怎樣說呢，一種所有東西都要跟隨的統一性，那過程是可以多麼暴力。」他提到，這首詩也受德國牧師馬丁 · 尼莫拉二戰後所寫的詩作〈起初他們〉啟發，當以為事不關己時，其實壓迫會漸漸擴散，最終無人倖免。

另一靈感來源，他說是蘇聯政治笑話：「有些好笑的東西，它其實背後形容的社會是很地獄的。我挺喜歡那一系列的東西，好像從一個完全好像不關自己事的出發點，但突顯到事情的荒謬。」

詩作這樣收結：“until a state of order was restored until/ there was nothing left to carve/ but the eye”。Eric解釋：「這句是很visceral、很噁心的。因為當那樣東西去到你自己的眼，是一個很入侵性的感覺，同時亦有一種pun，因為”eye”（眼睛）又跟”I”（我）同音，即是你自己individuality，你自我的身份，最後都會被傷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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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鏡頭觀看 同時有所遮蔽

自小就一直戴眼鏡的Eric，有600度近視。他在詩中也經常提到眼鏡，以及電視、鏡頭、攝影、窗框等視覺有關的意象。例如在〈裂／Tear〉這一句“our last meal together, the ceiling fan/ chopping light above us, when he asked/ if I would ever forgive him, how slowly/ he took off his glasses and wept.”

對他而言，詩總在選擇保留與捨棄甚麼，就好像拿著一部鏡頭，左右移動搖來搖去，把東西放在相框的甚麼位置，又無可避免裁走了其他周邊的部分。Eric說，representation是他經常思考的議題，也即是從甚麼角度、甚麼距離去注視和捕捉一件事情或一個人物。

他說：「這些二次的 representation，其實很抽離。定格是一個很非自然的東西，但攝影令到所有人都可以這樣做，但其實在人類的歷史裏，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東西。 」他又認為，自己雖然不在香港，卻努力回憶並書寫香港，其實必然有一層的過濾——他寫的詩，並不是事物的本身，不過是那件事物的一個代表；就好像一幅相片，但相片不是真的等同那樣東西。

他慨嘆：「當你望著一幅相，你就知道你改變不了裡面的世界。」

“They’re releasing the students arrested five years ago. Just a tad more soy sauce please, thank you. The television replays yesterday on repeat.” 在〈Fricatives〉裡，Eric就提到當母親來訪英國時，在一間中餐廳裡隔著電視目睹他人的苦難，然後往嘴裡送一口白飯。Eric說，寫詩對他來說是一種抽離，他總是隔著一重去看這個世界。

又例如〈Broadway Cinematheque〉，提到「我」跟母親在油麻地一間老舊咖啡店，她說要跟父親離婚，而「我」那刻只是觀察四周： “Accordion blinds filter streetlight onto turquoise tables. If I were a cinematographer I would want the shot to be from outside looking in so my face would be half-hidden.”

家裡發生劇變，但「我」聞見亦不動聲色，甚至從導演角度去思考鏡頭放置哪裡才好，是不是很抽離？Eric說，這樣反映了心理狀態：「其實這本詩集裏有很多東西，都是一種隱藏或不想被見到的狀態，但同時它所做的，又是展示一些比較脆弱或複雜的心理。曝光，就是讓人見到『你不想被看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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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馮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