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好父母」變成庭上審判——重看1979年電影《Kramer vs Kramer》
文：Eunice@PrideLab (Ig: moviesexual.club)
最近在看一些經典舊電影，駭然發現當中性／別主題放到今天仍然適用。不禁在想，到底是當時的社會太具前瞻性，還是我們的社會在性／別意識上仍然未向前邁進呢？今次與大家分享的是一部1979年的美國電影《Kramer vs Kramer》。
電影開首在Kramer家的妻子Joanna（Meryl Streep飾）決意離開，留下丈夫Ted（Dustin Hoffman飾）與兒子Billy（Justin Henry飾），後來卻回來爭取兒子撫養權的故事。這部電影在當年的第5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中勇奪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及最佳改編劇本，而父親角色及母親角色亦分別贏得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配角，兒子則是史上年紀最輕的最佳男配角提名人，實在是聲勢強勁。以下筆者將會以性／別角度出發，配上2026年的視角，與大家細談電影的一二事。
失去名字的個體：從依附關係到主體性的消亡
首先，繼續與大家討論有關女性主體性的事情。我在早前討論電影《Carol》的時候曾經提過，叫喚名字一事正體現女性如何被不視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這樣的情節在這部電影亦有繼續出現。不論在生活上，或是後來在法庭上為爭奪撫養權的唇槍舌劍，即使所有人都得悉二人已經離婚，Joanna仍然不斷被稱為Mrs Krammer，亦非用她自身的名字或姓氏。更大的諷刺就體現在電影名字當中，彷彿女性一旦進入婚姻，本身依附在父親（另一位男性）的身份就會轉移到丈夫那邊，失去命名自己的權利。
此外，《Carol》一文中亦有提到，在那個50年代的美國，女性常常被教化成為男性的附屬角色，只能跟從丈夫與社會預設的框架前行。這樣的社會背景延續到這部70年代的美國電影。故事開首就提到Joanna離開這個困住自己的「家」，Ted得悉事情後，一開始還在想Joanna只是鬧脾氣，後來則將這種決心怪罪於鄰居Margaret（Jane Alexander飾 ），只因她是一位已離婚的女性。最「有毒」的部分在於，Ted拿出電話簿四出打電話尋找Joanna去向時（對的，在1979年代的美國還未有WhatsApp，或定位這類可以輕易溝通或尋人的工具），他自己也提到：「她不能走得遠的」，或許背後想到的是，過去七年的婚姻中Joanna被迫放下事業而成為全職家庭主婦的事實。後來，鄰居直接登上Ted家，提到「Joanna已經因為維繫這個『家』而十分不快樂，亦鼓起了畢生的勇氣才能踏出這個家門」。然而，Ted仍然未有反思己過，只怪責Joanna忽視他因工作成就的滿足和快樂，並反問Margaret：「那她花了多少勇氣才扔下孩子？」可悲的是，此情此景彷彿在2026年仍不時發生。
女性主體性以外，電影都嘗試反轉現實的性別框架，讓父親Ted體驗工作同育兒雙軌並行的日復一日。電影中的Ted由一開始的不上手（對的，因為他過去根本就從來沒有參與育兒），到後來學會照顧兒子，卻遭遇一系列的事情 — Ted的公司因他要「分心」育兒而開除他、他需要自降身價到另一公司從低做起，只因為他需要收入養家、法庭因兒子一次受傷就視Ted為失職父親，還有更多事例在電影中呈現。觀眾第一刻或許會覺得荒謬，然而，這些卻是現代不少女性的日常。
大家都懂得說，過去社會要求男主外、女主內，這是性別不平等；現代女性已經能夠發展自己的事業了。然而，這代表社會已經性別平等了嗎？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原本由「主內」女性肩負的家庭責任並沒有因此憑空消失；只有演變成一個要求女性能兼顧做好照顧家庭的責任，再發展事業心的雙重壓力。在同一時空下，男性則多數以「幫忙」的心態，說出自己「唔識湊細路」，配合「我搵錢多啲」的事實去合理化自己較少處理家事的狀態。現實卻是，社會的玻璃天花版（Glass ceiling）限制了女性升遷的機會，小朋友在學校有事發生又會第一時間通知母親，並要求他們放下工作去處理。在這個情景下，女性根本難以維持一份全職工作，更遑論升遷及追求更高工資。筆者相信，沒有一種性別一出生就懂得照顧小朋友，正如Ted一開始連簡單的早餐都準備不了，但在日子的洗禮下最後懂得與小朋友合作煮西多士。電影以反轉的方式，將這份框架套入男性身上，以突破性別定型的方式，輕聲地靈魂拷問着觀眾：這樣的「性別平等」還是平等嗎？
扣分制的法庭攻防：性別定型下的雙輸困局
最後，筆者想與大家談談那場精彩的法庭攻防戰。那是一場讓觀眾看得極不舒適，卻似乎又貼近現實的一場戲。在法庭上，雙方為着兒子的撫養權互相找出對方錯處：Joanna情緒不穩定需要尋求輔導？扣分。Ted的收入降低且未必穩定？扣分。Joanna在維繫長久關係上不斷「失敗」收場？扣分。小孩在Ted看顧下仍然受傷？扣分。在法庭這樣的扣分制下，看似在為孩子爭取最好的成長環境，但實際只是將一個人過往所作的每項選擇與過錯放大成證供，然後挑出不合格之處。勝利的一方未必是付出努力較多的一方，卻必然是錯得較少的一方。我們要問的是，是否「錯得少」就等於「對小朋友好」的選擇呢？
將這樣的機制放入性別框架，本質上似乎就會讓女性處於劣勢之中。論收入，已婚女性在職場上經常遇上瓶頸，例如（男性）上司會認為她們下一步就會準備生育，往往不會將長久且重要的計劃交到女性職員手上。論照顧小孩，在比例上女性需要看顧小朋友的時間本來就比男性多，自然出現意外的機會率就更高。更可悲的是，一些「外人」在這個時候就會以固有的性別定型評頭品足，正如電影中辯護律師質問Joanna：「你丈夫有打你嗎？他有酗酒嗎？他有外遇嗎？他有令你在物質上貧乏嗎？都沒有的話，為甚麼你還不滿足？」我們要問的是，一段完整的親密伴侶關係是否止於物質富足呢？另一方面，這個框架除了規範女性要從屬於男性外，其實也同時苛刻地要求男性必須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保護者。這樣的規範對男性而言，其實也是一種無形的壓力 — 要求你與其他男性比較，要求你時刻保持強者姿態，將軟弱和無力情緒收在心坎之中。若你像Ted一樣希望預留時間陪伴孩子成長的話，或許等待你的就是等待你的只有公司無情的辭退通知。這樣造成雙輸的性別框架，何苦要再複製到下一個時代呢？
回望這部1979年的電影，或許不是當時導演特別具有前瞻性，從而窺探到2026年的社會現況。事實或許只代表着，社會在性別平等上仍然有漫漫長路，等着我們砥礪前行。在性別定型的枷鎖之中，我們當然一直關注女性因其性別而被迫面對不公義的狀況，但別忘記，男性們也身在其中。筆者相信真正的性別平等，是有一天，每個人不論性別地都能夠自由地選擇成為自己喜歡的模樣，而非需要討好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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