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編輯所擬。

ViuTV劇《COURT!》第三集的劇情中，控方在開案陳詞後才臨時申請呈交WhatsApp對話及銀行轉帳紀錄，企圖證明被告曾向性侵受害人道歉並轉帳1,000元（編按：以及在案發當日在附近便利店購買避孕套的收據）。儘管辯方強烈譴責控方進行「突襲」，裁判官最終仍接納了遲來的新證據。

在現實的香港法庭中，控方能否在訴訟後期才補交證據？法官的裁決又是否合理？

一般而言，法庭極不鼓勵控方以「擠牙膏」的方式提交證據。根據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 YHM》[2019] 2 HKLRD 790 案的判決（第125-126段，其中引用英格蘭權威案例 R v Anthony Stanley Scott (1984) 79 Cr App R 49），控方若一開始應能合理預見需要某項證據來舉證，就不應等待辯方舉證完畢後才提出該證據。（另參見HKSAR v Tsang Kai On [2017] 2 HKC 178 (CA) 第 18 段）

此外，英格蘭上訴法院在 R v Grocott [2011] EWCA Crim 1962案第16段中亦強調，控方純粹因「疏忽」而漏看關鍵證據，並非遲提證據的正當理由。特別是當遲提證據會剝奪被告在主問階段，以自身方式應對及處理該證據的機會時，法庭理應更為審慎。

儘管有上述限制，法官在考量「審訊公平性」的大前提下，仍享有一定的酌情權。早年香港上訴法院案例The Queen v Chan Ming-luen [1987] HKLR 1099 (CA) （第1002-1003頁）指出，若新證據客觀且難以爭議，法庭均有權酌情接納。

正如英格蘭案例 R v Elroy Simmonds [2006] EWCA Crim 691（第76-77段）所確立的原則，無論控方在披露證據上的失職是否應受批評，核心問題始終在於法官是否有權批准其呈堂，以及該證據在配合其他案情下，是否會對陪審團（或法官）的考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再者，若被告日後提出上訴，上訴法院的首要考量將是「定罪是否穩妥」。以《Grocott 案》為例，倘若案件的整體證據已極為充分、新證據（如通訊紀錄）的真實性無庸置疑，且被告在庭上亦有充分機會作出回應，那麼即使程序上存在瑕疵，定罪依然會被視為穩妥。

回到劇中情節，裁判官實際上面臨一個需要精細平衡的兩難局面。

一方面，控方在開案陳詞既已提及道歉一事，理應能輕易預見並及早檢視雙方的通訊紀錄，直到審訊中途在法庭提醒下才提出，實欠缺合理理由。同時，辯方的抗辯核心本是指稱被告「從未因性侵道歉」（辯稱道歉僅為阻止投訴人離開時發生的肢體衝突而作出）。這份伴隨轉帳的「第二次道歉」紀錄無疑重創辯方的抗辯方向，使其陷入被動。

另一方面，WhatsApp與銀行轉帳紀錄屬於客觀、難以竄改的實質證據。縱使辯方律師事前不知情而被打個措手不及，但被告本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必然心知肚明。從實質意義而言，這對被告來說很難稱得上是完全的「突襲」。

在這種兩難情況下，法官行使酌情權的關鍵，或在於是否有足夠基礎，確信案件現存的其他證據已經足夠強大。只要這項遲來的證據不會動搖審訊的整體公正性及定罪的穩妥性，法官基於尋求事實真相的原則，傾向接納該證據的裁決，在現實的法律框架下或許是有理可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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