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就能自由嗎？——科技初創、淘寶村與代購KOL的尋索
農村公路沿線的廣告（張琳提供）
（獨媒報導）現時穩定工作愈發罕見，「一人公司」隨AI興起，越來越多人被鼓勵創業。這與2010年代中國的創業潮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海外市場萎縮，約兩千萬人失業。國家投資四萬億公共項目刺激經濟，後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強調以創業帶動就業，以創新促進經濟轉型。
當時淘寶電商崛起，一班在城市發展不如意的中國年輕人到農村創業，將農村產品放上淘寶銷售。他們在家中張貼馬雲的海報，相信努力會成功。至2020年，中國有超過5400個淘寶村（以電商個體創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村莊），累計創造約830萬個就業崗位。
除了淘寶村，科技初創也吸引很多中青年人。跨國代購也隨中國奢侈品消費迅速增加，一班華裔女性在社交媒體推銷西方奢侈品，以擺脫沈悶的白領工作、兼顧家庭，或補貼生活費。
自己做老闆的光鮮背後，過勞、風險與激情並存。創業熱潮並未持續很久，2010年代中後期，這三類創業者都面對重大挑戰。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副教授張琳的新書《創業打工人——中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個體、市場與國家》描繪了這三個群體的故事。他們一方面是創業者，希望工作更自主、生活更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在平台規則、缺乏保障下掙扎的「打工人」。
張琳在2010至2020年訪問了過百人，通過田野調研和歷史梳理，分析他們的生命軌跡如何受市場、國家、家庭影響。她7月4日在過濾氣泡工作室的新書沙龍分享。
圖：張琳在新書沙龍
青年返鄉創業，見證淘寶小商戶興衰
張琳調研的山東W村是一條知名的淘寶村，賣手工草柳編織品為主。在2008年以前，該村許多年輕人出去周邊城市讀書和工作，年長婦女在家裏編織和照顧兒孫，部分男性從事手工藝相關的創業或商業活動，產品外銷為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海外訂單驟減。同時，城市就業市場也陷入低迷，迫使許多外出人員返鄉謀生。其中一些人將手工藝品放到淘寶銷售，直接面向國內消費者。
W村一位年長婦女在編織（張琳提供）
W村的編織品（張琳提供）
肖和玲是其中一對返鄉創業的夫婦。他們曾在城市受過高等教育，但因「農業戶口」，在城市國企只能做臨時工。眼看職位前景黯淡，兩人辭職嘗試小本生意，但都未長久。後來玲留意到淘寶賣家論壇，發現開店無需成本，還讀到許多普通人改變命運的故事。肖也得知老家W村電商發展勢頭強勁，於是他們決定到W村創業。
他們的生意是家庭作坊形式。肖的母親是熟練的編織工，父親是退伍軍人，二老支持他們創業，會幫忙收貨、送貨，也承擔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工作。張琳指出，這樣的形式在W村很普遍，她在調研時看到「東奔西跑，不如在家淘寶」的宣傳標語。對很多人來說，返鄉除了是商業機會，也是家庭團聚。玲說以前在外工作時，把大女兒留給公婆照顧，每次離開前都要婆婆帶女兒去遊樂場、免得孩子哭鬧，又想到孩子回到空蕩蕩的房間會難過。開網店令家人終可相聚。
肖和玲曾在城市讀書和生活，在美學和營銷策略上更貼近城市中產的消費偏好，也對國家政策更敏銳，很快成為W村最成功的電商企業之一。在品牌網頁「關於我們」部分，開頭是一幅特寫畫面：一雙粗糙的手正專注地編織著蒲團，旁邊是品牌的標識。企業願景寫道：「振興鄉村手工業，幫助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這既回應了國家「鄉村振興」戰略，也調動了城市中產消費者的道德情感。
在W村許多受訪者眼中，2006至2013年是淘寶的「黃金時代」，部分人收入可達城市中產水平。其後市場競爭愈發激烈，2013年全國有二十個淘寶村，至2021年有超過七千個淘寶村。淘寶平台也從免費模式轉向注重盈利，引入搜索排名競價等付費廣告形式。小型家庭企業利潤大幅下降，甚至無以為繼。
W村的編織品（張琳提供）
在此期間，村內的人際關係也出現裂痕。為爭奪流量和利潤，商戶們瘋狂模仿爆款設計，打價格戰。張琳指出，像淘寶、拼多多這樣的電商平台，其搜索排名機制與算法並不獎勵原創和質量，而是推崇「爆款」邏輯——高銷量、可複製、易推廣。商戶擔心如果不模仿「爆款」，就不會被看見。
W村電商生意不可持續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村內編織女工在老去。她們大多是50-60歲的女性，數十年的勞動令許多人患上嚴重的關節炎，手指變形、腰背疼痛是常態。年輕一代不願接班，她們寧願去縣城做服務員，工作較輕鬆，而且收入差不多。
W村一位婦女的手（張琳提供）
兩種科技初創，展現背景和選擇的重要性
城市在2010年代也掀起一股創業潮，其中北京的中關村曾被譽為「中國矽谷」，孕育了字節跳動（抖音的母公司）、滴滴出行等科技巨頭，也鄰近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頂尖學府。2015年，中國約32%創業投資流向中關村。許多希望創立科技企業的年輕人聚集在那裏，其中一些技術能力強的精英不願做國企或跨國公司的螺絲釘，草根出身者也想改變命運。
2021年的中關村（張琳提供）
丹是其中一員。他出生於沿海城市一個中產家庭，從小展現數學天賦，2007年赴美國加州讀博士，並曾在Google實習。他喜歡Google的工作氛圍，工程師有自主決策空間，辦公室有好吃的免費零食。不過，2008金融危機時，許多在矽谷工作的華裔移民工程師首先被裁員，因他們是「外籍員工」。其後中國經濟強勁復蘇的消息傳來，丹決定到清華深造，並創辦一間加密芯片設計公司。
丹創業初期並不順遂，由於芯片這種資本密集型項目週期長、回報慢，多數私人投資者不願支持，他們更熱衷外賣平台等「O2O」（線上到線下）項目。最困難時，丹賣掉了一套家裏的舊公寓以支付員工薪酬。後來丹入選了國家的支持計劃，獲得資金扶持、稅收減免，以及與政府部門合作的機會。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讓丹的公司融資更順利。2019年張琳見丹時，丹笑著說：「我還得感謝特朗普——如果不是他制裁華為和中興，中國科技企業永遠下不了決心在芯片領域自力更生。」
不過，很多中關村的創業者沒有丹的技術和資源，尤其是草根出身者。他們更多投入到「O2O」等互聯網項目，並在市場泡沫破裂時退場。
比如孟，他出生於一個普通農村家庭，從小成績優異，因家境貧困，選擇就讀免學費的師範院校。畢業後他曾回鄉教書，又做過工程機械代理商。2013年他看到中關村創業咖啡館的廣告：「買一杯咖啡，就能見到未來的投資人。」這句話吸引他到了北京。經過無數次嘗試後，他找到一個有前景的方向：做一個工程機械租賃平台。那時正值「大眾創業」熱潮，他獲得一些融資，很多媒體報導他「底層逆襲」的故事。不過孟對前景一直不樂觀。他在2016年訪談中說，「O2O」競爭激烈、贏家通吃。
「我知道至少有三家和我做同樣事情的公司。有一家是前阿里巴巴的產品經理，還有一家是國企出身，資源、人脈全都有。」他說，他沒有這些資源，「人家因為你出身懷疑你，而你也慢慢開始懷疑自己。」
孟的公司在2018 年底因資金耗盡而宣告解散，孟也深陷債務。2019年張琳再見他時，他正參與一個加密貨幣初創項目，寄望「賺點快錢」償還舊債。
中關村的車庫咖啡，曾是一個對草根創業者友善的空間，但隨著競爭增加、股東要求更高利潤，轉向商業化模式。（張琳提供）
中產女性代購：生活也是商品
《創業打工人》還描繪了一個經濟體量頗大、卻較少討論的創業模式——跨國代購。2000年代中國中產階級崛起，代購也開始萌芽。2008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強勢反彈，迅速成為主要的奢侈品消費國。2016年，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銷售額來自中國消費者，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發生在中國境內。
張琳訪問了約40名代購者，她們是一班居住海外或頻繁往來中外的華裔女性，來自中上階層，年齡多在20至40歲。她們從小被全球化的商品及消費觀念包圍，很多人有出國讀書和工作的經歷，有些人在海外結婚和定居。
多數人是在外國時偶爾進入這個行業，一開始是幫親友買東西，後來客群擴展至社交媒體的「粉絲群體」。她們穿梭於精品店，與銷售人員閒聊、獲取店裏的內部折扣消息，並將商品放上微信朋友圈與微博帳號出售。
全職投入的人多為專職代購者或家庭主婦。有人是因為不想做沉悶的白領工作，有人是因為移民後，受限於簽證和昂貴的託兒服務，需要暫別職場，而代購可以賺錢之餘，還能擴大社交圈子、獲得認同。
不過，代購要求高強度的情感勞動甚至身材規訓。賣家需要展示自己作為「時尚博主」、「母親」、「老闆」多重身分，其中一個代表性的口號是「做辣媽不做大媽」。她既要維持精緻外表，又要精通廚藝、善於佈置家庭環境，還要懂得「科學育兒」、培養具競爭力的下一代。
她們要展示生活，把商品嵌入其中、變成情感與品味的象徵。她們要在直播展現「真實的自己」，卻要時刻斟酌語言、調控氣氛，以維持客戶黏性。有人在分娩後強迫自己健身，說「只要有一點贅肉，我就不敢發圖」。她們既是銷售者，也是商品。
過勞非常普遍。她們獨自管理龐大的客戶群，幾乎沒有任何僱員，有些僅靠另一名家庭成員（如母親或姐妹）的支持。為維持客戶關係，她們要求自己隨時在線。最初的興奮常隨著重複性勞動而變為倦怠。
此外，代購是灰色地帶的行業，有被控「逃稅」的隱憂。中國在2018年推出《電子商務法》，此後所有代購經營者都需要營業執照、依法納稅。平台巨頭也加碼跨境電商業務，消費者渠道變多。有代購者轉向經營個人化妝品品牌或其他事業，而無法適應這些變化的個體代購，要麼被市場邊緣化，要麼面臨利潤驟減。
在內卷時代，福利國家是出路嗎？
《創業打工人》一個核心觀點是：個體被要求以創業方式承擔市場風險，但不同人的階級和資源不同。創業是一場不公平的競賽，市場競爭激烈，而失敗者沒有社會保障托底。
沙龍上，記者問張琳，是否覺得中國要成為福利國家？
張琳說，很多學者受左翼思想影響，會覺得勞動者應該有更多權益和保障。不過她更多是想提出問題，坦言自己也沒有答案。
她指在一個內卷時代，中國需要思考，到底要走一條怎樣的路。中國曾有30年實行社會主義，後來改革開放，要走新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入市場機制，也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並借助家庭填補社會福利的缺口。張琳說，中國當時踏上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主義道路，經濟上特別成功。
「我也不是完全反對發展主義。我是80後一代，我們見證了中國的轉型，某程度也是中國發展主義的受益者。」張琳說。
張琳在新書沙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不過現在很多人都感覺到內卷。張琳說：「我們學者也是創業打工人，非升即走。尤其在中國，終身教席其實已經不存在了，都是有KPI的。」
張琳觀察到不同代際的人對勞動有不一樣的想像，年輕人更多去思考「怎樣過更好的生活？」她也希望提出這個問題。不過，她看到全球（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都在競爭的焦慮裏，擔心中國提升工資和福利，競爭力會降低。
在場對談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林健指出，北歐的高福利國家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極少數的，這種高福利模式要持續，必須把低附加值製造業轉移到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比如中國、東南亞，而勞動力成本必然隨著經濟發展不斷提升。
「中國今天的勞動力成本已經不便宜了，跟東南亞比的話。如果中國要提高最低工資、有更好的社會保障，當然我們都希望如此，但如果這樣做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競爭優勢是否會丟失？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林健說。
張琳和林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我覺得在政策層面是一個宏觀的問題，每個人的微觀體驗又是一個問題。」張琳說，希望大家放寬視野，看不同國家和維度的經驗，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慢慢能找到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