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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蝦餃
編輯：兩蚊、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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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翁子光執導的跨性別題材電影《超風》於10月2日在香港正式上映，公映兩周，獲得不少正面評價。影帝梁朝偉應邀觀影後，亦形容演員表現自然，電影令他思考生命、存在意義、命運與自由，回家後更「諗咗好耐瞓唔着」。

電影由順性別男性執導、順性別女性飾演跨性別主角，不禁令人好奇這份質感從何而來。其中一名關鍵人物，是兼任編劇和親密指導的跨性別女性李嘉怡（ Anna ）。G點在電影於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不久後訪問 Anna，談她如何從一位帶著戒心的受訪者，一步步走進創作團隊，與劇組一起改寫對白、設計親密戲，參與塑造銀幕上的跨性別角色。

從防備開始：初次見面，要求劇組簽保密協議

Anna 最初只是田野調查的受訪者。《超風》團隊在構思初期，透過倡議團體跨青時刻總監 Liam 的引介，認識了 Anna。

在初次接受劇組的田野調查時，Anna 對創作團隊帶著防備和恐懼。她擔心自己的經歷被當成奇聞，或跨性別人士被刻畫得扁平而單薄。於是，便「先下手為強」，直接拒絕自己的生命故事作爲電影的藍本：「我要求他們簽署 NDA（Non-Disclosure Agreement，保密協議）及 Consent Form（同意書），不可以用我的故事。」

然而，在創作過程中，Anna 感受到創作者並非想消費一個標籤或議題，而是渴望理解跨性別女性如何面對和克服生活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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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超風》團隊透過跨青時刻總監 Liam （右二）的引介，認識了 Anna (右一)。（相片由跨青時刻提供）

一句即興對白，讓受訪者成為編劇

做完首次採訪後，沒有消息大約半年。直到某天，編劇 Thomas 發訊息給她，說導演看了採訪的精華覺得「很正」，於是想邀請她到工作室聊聊。

回憶起那個空間時， Anna 興奮地笑了起來。那個煙霧繚繞的狹窄空間，是她眼中典型的編劇室，放了很多機器，桌上不是煙就是酒，還有一隻貓走來走去。而甫走進去，Anna 就感受到製作團隊很珍惜她的意見。

團隊拿出劇本，直截了當地問她：「你覺得這場戲真實嗎？好不好？如果是你，會怎麼改？」聊著聊著，Anna 順著直覺拋出一句她認為角色會說的對白，導演便邀請她：「其實你都幫我寫了，不如我們就黑字白紙，給你一個編劇的角色。」

Anna 加入修改劇本時，電影大綱已經確立，部分戲亦已拍攝。從劇本修改到製作，她逐漸參與親密指導，甚至出鏡演出。在她看來，這些崗位並沒有劃分得很清楚，而是在長時間相處、反覆討論之中，逐漸延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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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nna 在《超風》內參演了心理輔導員一角。（劇照由劇組提供）

親密戲裡的超風：為了做自己，要犧牲多少自我？

雖然《超風》不是 Anna 的個人故事，但在創作過程中，Anna 可謂毫無保留地將自己最私密的經歷拆解並交付了給團隊，包括與摯友之間微妙的曖昧關係，在父親喪禮上不被承認的家庭創傷，以及個人對於愛情的感知與反思。

她亦會揣摩跨性別角色的心理 —— 為了生存和被認同，她們進行了多少自我談判（self-negotiation），又會因而逼迫自己到什麼程度？這些思考，反映在超風與自身身體的關係之中。

電影裡，超風為了籌錢接受性別肯定手術，在性交易中違背意願、犧牲女性的自我，使用那尚未切除的陰莖。Anna 認為，這場戲呈現的是角色的痛苦掙扎：為了做自己，到底要犧牲多少自我？到了與摯友小梅的親密戲，超風則採取背對、被動的姿態。Anna 解釋，這些由她參與設計的姿態，呈現了角色對身體的重新理解：在小梅的接納下，超風感受到自己已是一個女人，不再需要向世界證明甚麼，因而能放下對陰莖存在的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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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nna 透過對白與親密戲的姿態設計，呈現角色的內心掙扎與關係中的權力拉扯。（劇照由劇組提供）

改寫親密戲對白：從「不舒服」到「沒用」

Anna 亦以另一幕電影情節，分享她的創作意念。那一幕，小梅的手在超風身體上游走，快要觸碰到她的陰莖。本來超風要說的是「不要碰這裡，這裡不舒服」，Anna 改成了「不要碰這裡，這裡沒用」。

在 Anna 看來，這微小的改動不只增加前後劇情的連貫性，也將超風物化自我的心理機制立體地攤在觀眾面前。對白設計亦展示了兩組截然不同的身體關係 —— 小梅與自身身體的關係是疏離的，她視肉身為滿足他人、賴以生存的賺錢工具；而超風即使也是物化自己的身體，動機卻是為了滿足自我的主體凝視。

身份經驗餵養出電影的血肉，在銀幕上化作了一面面鏡子。在鏡子前一次次拔鬍子時的痛楚，跨性別者在社會中找工作時遭遇的壁壘……這些種種細節，正是社群共同經歷過的、最誠實的日常。Anna 相信，社群在觀影時，定能感受到這些心靈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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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nna 認為，小梅（左）的接納，讓超風（右）不再需要向世界證明自己是女人。（劇照由劇組提供）

拒絕成為政治正確和道德潔淨的「免死金牌」

《超風》在電影節首映後，已引起不同評價。有觀眾質疑電影過於渲染性與苦難；性／別小眾社群內有觀眾覺得電影太過裸露、殘酷，令人感到創傷。談及這些反應，Anna 表明，她想參與創作的，本來就不是一部讓人看得舒服的電影。符合主流的溫情敘事、抽象地逃避議題、追求道德上的潔淨、以電影教化世人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好……這些「目的」從不是 Anna 的意願。

她說，若觀眾感到不舒服，甚至質問為甚麼要拍這套電影，她會反問：「你覺得你為甚麼有權力去告訴我如何描述我和我姐妹的故事？為甚麼我們寫的故事要滿足你的安心？」觀眾感到不適時可以隨時離開影院，回到主流的安全區；但對正在掙扎的性／別小眾而言，這種不適就是他們避無可避的日常。

Anna 亦提到，跨性別成員的參與，有時會被視為一種「象徵式多元化（Diversity tokenism）」 —— 彷彿劇組只要掛上跨性別顧問的標籤，電影就拿到了品質保障；只要請了親密指導，就證明電影成功繞過了男性凝視（Male gaze）的陷阱。Anna 直言，她不甘於當片場的擺設，也不認為自己的參與，是為了替劇組提供政治正確的防護罩。由此至終， Anna 都十分清楚，自己只想呈現一個誠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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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導演翁子光（左二）與 Anna 出席跨青時刻舉辦的社群放映會。（相片由跨青時刻提供）

將跨性別社群的底片，沖曬成有血有肉的梅超風

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放映結束後，Anna 回到後台，意外看見媽媽衝了進來。媽媽一把抱住她，兩人都哭得很厲害。Anna 說，媽媽看著她走過這個過程，她相信媽媽看電影時也有很多感想。「所以看見她那麼開心，聽見她說拍得很好，其實我也覺得，我真的做了一樣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從起初不願讓劇組使用自己的故事，到參與改寫對白、設計姿態，Anna 把生命經驗帶進電影的創作。她以菲林上一層細細的砂，比喻這種參與帶來的影響：「這種質感很細，但是導致整件事變得立體和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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