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羅冠聰（資料圖片）

（獨媒報導）已失去自由逾6年的黃之鋒，原訂明年1月7日服畢47人案刑期後出獄。但他早前再在獄中被捕，控罪指他在2020年與羅冠聰等串謀請求外國制裁。黃之鋒早前承認一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今於高院被判囚10年。黃之鋒的刑期起點13年，雖有三分一認罪減刑，但因被指屬「情節嚴重」，即使減盡亦只能減至10年；法庭再將47人案餘下的2個月零2日刑期，與本案同期執行。即使如此，估計黃之鋒服畢刑期出獄，屆時已達40歲之齡。

國安法指定法官譚耀豪認為，本案發生於政府處理後2019年社會動盪之時，被告和已身在海外的羅冠聰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勾結外國勢力請求制裁，裁定案件屬「情節嚴重」的量刑範圍。譚官又指黃之鋒與羅一樣屬案中主腦，性質與黎智英案相類，惟量刑起點是13年，不是黎智英案的18年。宣讀判刑後，譚官更稱雖然對被告而言，判刑是很重，但法庭需要表達社會對被告勾結行為的厭惡，兼對其他人起阻嚇作用。


今早有多國領事到法院旁聽。

官：沒有追溯力 非懲政治想法

判刑理由全文長82段。在早段，法庭稱《國安法》沒有追溯力，被告在該法生效前的行為和政治想法，不會被直接懲罰，而只會作為控罪的背景。接著的近四分一內容，法庭羅列被告從2016年11月至2020年10月的行為，例如黃和羅分別擔任「香港眾志」的秘書長和主席，法官稱該組織以實現香港「民主自決」為政治目標，組織透過「國際線」游說不同政要，促請外國制裁香港和中國官員。

在國安法生效後，法庭進一步列舉「國際線」如何繼續運作，而被告只是「調整」危害國安的角色。法官形容「國際線」續由被告的海外「戰友（comrades）」倡議制裁，包括羅冠聰和其他關連人士，而本土則要有人與香港示威者聯繫，提升國際關注。

以色列供應商停供貨港警 列敵對行為

判詞續羅列一系列紀錄，指黃之鋒和羅冠聰各自承認彼此角色，羅在外國呼籲制裁和敵對行為，而黃之鋒則在本地進行「地下支持（underground support）」，將羅的國際倡儀在本地透過社交媒體和接受外媒訪問而強化。法官指，被告和團伙施壓和游說的對象包括美國政府、英國官員、以色列警備供應商Cellebrite、以及在美英瑞典和加拿大的公司，促請制裁香港。

譚官指，黃在認罪的承認事實中， 同意美國國會在2020年7月14日通過《香港自治法》，美國總統亦簽署了行政命令，撤銷了在美國法律下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與中國內地的差別待遇。另外在2020年8月至11月，有15名中國和香港政府的官員被制裁；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先後分別取消與香港的逃犯移交協議。

對於是否將被告視為「情節嚴重」，辯方主張被告角色次要，串謀計劃狹窄而且不夠成熟；另外被告已還柙多時、5年延遲檢控對被告造成不公、被告真誠地錯解法律、外國政府的制裁與被告行為無關。

羅海外繼續明目張膽 黃在港「地下支援」

不過譚官稱從整體考慮，仍認為本案性質屬「情節嚴重」，例如指案發之時，香港正陷於2019年反對逃犯修訂條例示威的混亂之中，香港面對很高的國安風險和法治風險。法官指正值當時，被告和羅冠聰等人勾結外國勢力，明目張膽地促請制裁中國和香港官員。

譚官又指，在《國安法》生效後，被告和羅等人沒有改變目標，繼續與外國政府高層會面，促請制裁。而向外推廣的方法，除了在個人社交帳戶發帖外，還包括接受西方媒體訪問，企圖傳播到國際觀眾。譚官指，被告和羅冠聰刻意調整兩人角色，身在海外、即香港司法管轄權以外的羅冠聰提出明目張膽的制裁倡議，而黃之鋒則在香港提供「地下支援」，透過網上發布加強訊息。

譚官不同意被告角色次要，指他和羅冠聰同屬「主腦」角色，兩人與其他人有協議同謀，法官稱根據案例即使一個被告在串謀計劃擔任很細角色，但基於串謀行為性質嚴重，即使角色很細，也不是計算罪責的考慮，特別是黃清楚知晰羅在海外倡議制裁的行為。

控方未證背後財勢 法官稱仍感「不尋常」

譚官指，顯而易見，被告終止串謀行動並非因為他選擇撤回，而是因為黃涉及的包圍警總案在2020年11月23日裁決，他當日罪成還柙。從他事後一副公然反抗（defiant）的態度可見，若非他被還柙，法官「沒有懷疑」他會繼續實施犯罪行為。

譚官在量刑理由書特別提到，雖然控方未有證明被告背後有任何組織和資助，但法庭認為羅和黃可以持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特別是勾結外國政府和機構高層，對此感到特別「不尋常（remarkable）」。法官又指案件顯然是有預謀，他不同意辯方所稱，案件只牽涉黃和羅兩人，從黃的公開訊息可見，他有其「戰友（comrades）」。

雖然，辯方稱美國在今年7月解除了15名中國和香港官員的制裁，但當法庭細問後，辯方澄清美國政府只是將14名官員從「特別指定制裁名單（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List，SDN List）移到「非特別指定制裁名單（Non-SDN Sanctions List.  ）」，譚官認為無助求情，因為有14名官員仍受制裁。譚官又指，雖然最終制裁未必全因被告的游說促成，但被告的行為為制裁帶來機會，尤其是當時的地緣政治環境。

辯方在求情時建議法庭參考黎智英案中非主腦被告的量刑為15年。但譚官認為黃之鋒和羅冠聰是本案的「頭目（ring-leaders）」或主腦（masterinds），兩人與黎智英一樣，在國際的前線倡議制裁中國和香港官員。不過法官稱，他不會套用黎智英18年量刑起點，而是採用13年作為起點。

至於黃之鋒有沒有酌情減刑的空間？法官指基於控罪的嚴重性，被告的背景、他在獄中良好的更生進度，都不構成求情，他最強的求情理由只是認罪，可在13年減去三分一刑期，但由於勾結罪「情節嚴重」最少要判10年監，他的扣減最多只能去到10年。

案件編號：HCCC 18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