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爱与尊敬不可兼得

在许多文化中，传统的父亲形象往往都是十分威严的，在孩子面前从来不显露出温柔、而总是让孩子感到尊敬；这被称为“严父”。

不知大家是否好奇过，为什么父亲的形象非得是威严的，为什么不能是温柔的呢？

反倒是母亲的形象往往是非常温柔慈祥的。

在传统文化模因中，孩子扑到母亲怀里撒娇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但换成父亲就有些别扭了；

孩子与父亲之间的形象往往是一高一低的：父亲非常威严地教导孩子。

但是，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在许多描写传统父亲的文学作品中，不会只是单纯地把父亲塑造成一个令人害怕的“暴君”，而是会加入许多细节以表现父亲对孩子隐晦的爱。

比如在经典课文，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从头到尾没有对“我”表达过直接的爱或不舍，而是通过一个艰难翻越站台去买橘子的情节，来沉默地、隐晦地表达出来。

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别扭的：明明心底很爱孩子，却从来不能直接地表达，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找到了答案：

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否则，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就别无办法。但是，一旦大家敢于对你讲真话，他们对你的尊敬就会减少。

这就要回到我之前提到严父让孩子对他有种尊敬：这种尊敬的底层情绪是什么呢？

是恐惧。

所以“尊敬”还有个同义词：敬畏。

如果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太近，处成了哥们儿一般，那么孩子就不会再对父亲抱有恐惧，也因此不会再尊敬父亲。

现实中，男生和哥们儿之间是怎么处的呢？互相骂对方、口头上占便宜是家常便饭的；而且双方交流起来也是平等的，只能说是思想的交换，而不是说一方要对另一方言听计从。

如果一个男生要对他的哥们儿耳提面命，那么就会激起反感。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上级才能对下级发号施令。正常的朋友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大差不差，你凭啥指挥我？

因此，如果父亲想让孩子听自己的话，可以去命令孩子，那么就必须时刻保持一个威严的形象，让孩子对自己时刻保持一些恐惧。

2、小利维坦

如果仔细阅读历史人物传记，我们便不难发现，那些领袖级别的人物，往往都会让身边的感到一些恐惧。

比如刘邦、朱元璋、凯撒、拿破仑，当我们想到他们时，除了敬佩往往还有点恐惧；脑海中想象出的画面还带些威压。

虽然他们一开始的队伍中都是他们的“哥们儿”，但是这些“哥们儿”可从来不会去占他便宜、开他玩笑，或者去骂他。

相反，这些“哥们儿”往往是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内部是存在着某种秩序的，而这些领袖就是秩序的维护者。

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利维坦。

利维坦的出现，不是说这些人想成为利维坦，而是团体中的其他人，或者说这个小社会，需要一个利维坦，而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当。

一个传统家庭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家庭是社会在基层的统治基础，都是被同一个经济基础再生产出来的上层建筑，见《家庭制度发展史》、《劳动力再生产》），而这个社会内部，由于其成员之间很多时候不是利益共同体，所以会存在一定的无政府危险。

也就是说，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需要这么一个利维坦来维持秩序。

而作为管理者，如果要让其他人听从自己的管理，那么就必须要让其他人害怕自己——正如我在《论道德：利维坦》中提到，权力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

所以很多传统家庭的教育方式就是暴力，不管是语言暴力还是肢体暴力。

但我们知道，一味地使用暴力，只会激起反抗；这无疑增加了管理成本。

所以历朝历代高明的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的，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在使用暴力之后，再给出一些好处和柔情，来抵消被管理者心中的抵触情绪。

从行为主义的角度看，这个其实是一种驯化手段：惹我生气会遭受惩罚，但我本质上还是爱你的，所以你最好的选择是对我言听计从，这样我会给你好处。

但是直接表达歉意是不可能的。上级不会对下级认错；当下级发现原来上级也是会犯错误的，而且还对我态度那么低，岂不是说明这个上级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吗？

那么，上级的统治就会被动摇。

正如马基雅维利在那句话的后半段所说：

他实施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坚决不改变自己的决定。如果人们不这样做事的话，那么他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想法多变导致变革不断，最终他也不被人敬重。

3、爱的前提是平等

到这里，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释：利维坦的形式多种多样，为什么严父们的统治方式非得是最严苛的“集权君主专制”，而不是“城邦共和议会”、“游牧原始民主”、“地方分封诸侯”或者是“曼荼罗式羁縻统治”？

原因其实很明显了。

后面四种政治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点：雅典公民、蒙古王公、西周诸侯和缅甸土司们，都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他们在经济和日常政治上并不依赖中央领导，中央领导也无力去取代他们原有的社会服务。

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经济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不是不想搞君主专制，而是没有能力搞。

那么再回看传统（甚至现代很多）家庭中的经济结构时，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孩子在成年（在今天，甚至要等到成年后6、7年）之前，经济上完全依赖于父母，日常生活在成年之前很少能够完全自理。

这种身份，在社会学上，一般称为“奴隶”（无贬义）；在经济学上，一般称为“投资品”；在心理学上，一般称为“宠物”；在哲学上，一般称为“客体”，也就是物品。

而支配客体的父母也就成了主体。

好，套公式：客体发挥其工具性符合主体的利益，而客体发挥其动物性则是单纯消耗主体的资源。

因此，主体对客体有听话的刚需：客体在此时是作为一种投资品存在的，而客体对主体的“听话”本质是主体需要规避风险与亏损。

因此，父母在与孩子的相处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驯化”，对应了我在上面所说的东西。

但除此之外，不可否认父母对孩子也是有“爱”的，但正如我在《爱客体》中所说，这个爱是有条件的。

我在《论死亡3: 存在的本能》中指出，爱的本质是“创造小我”，因此，父母也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价值。

换句话说，父母希望孩子能够肯定自己的投资，对自己表露出感恩与肯定。

但是由于他们错误的教育方式+社会资源不足以为孩子兜底+暴力教育导致的对抗，孩子会本能地排斥父母的控制。

这时候，权力的两极居然发生了颠倒，父母才是有需求的一方；所以他们又会给出孩子一些好处，目的是讨好孩子。

证据就是，如果孩子拒绝甚至更加排斥他们给的好处，他们就又会愤怒了。

综上所述，所谓的“严父”，实际上是建立在私有制的专偶制，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异化成了物的关系，但又无法抹杀人性中存在的本能，从而制造出的一个别扭的形象。

什么时候这种“严父”形象会有所减弱呢？就是当孩子长大后经济独立了，父母也没能力施加暴力了，没法再实行“集权君主专制”了，只好搞搞“游牧原始民主”。

反倒是这个时候，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才会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