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宋怡明的《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台灣聯經版，中國版更早出版但有刪節)，雖然是一本歷史學術著作，但讀起來很有感觸，談的是明代軍戶家族的微觀歷史，但其中很多現像和背後的宏觀概念，在今日各地的華人社會仍是如此。

書名是致敬James C. Scott的重量級著作《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台灣五南有繁中版)。雖然作者應該沒有這樣的意圖，但這書名對中國人/華人就是充滿諷刺和批判性，相比東南亞高地族群能抵抗國家力量不受統治，中國人/華人善於也樂於處於被統治者的位置。

書裡強調的第一個概念就是“宗族”。宗族作為的被統治者，和朝廷/體制/帝力作為統治者，存在博弈和共生的關係。如書裡明代的軍戶，面對朝廷的武力徵召，要選擇宗族裡的男性去從軍，和從軍的男性因為替宗族做了相關的犧牲，因此會得到宗族裡其他人的尊敬和各種好處。所以“個人”真正效忠和認同的對象往往是宗族的利益，而不是“國”，或某種理念。

相較於西方王室和教廷的相互抗衡，中國的皇帝/天子雖然同時扮演政治實權和宗教/精神領袖的角色，但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和士大夫以外，很少中國人對皇帝有強烈的信仰和認同，皇帝很多時候就是一個“有能力砍我全家的頭的人”，比較接近一個需要被預防的“災難”，多過一個值得自己犧牲奉獻的“神”。中國又不像日本的天皇萬世一系，因此沒什麼神聖性，皇帝人人可當而且會換，朝代也會換，只有宗族的延續才是永恆的事情。

經過數百上千年，這種思維已經滲入文化和骨子裡，因此中國人/華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裡，在意的第一件事是生存，第二件事是得到“自己人的認可”，所以人生樂事是“光宗耀祖”，“衣錦還鄉”，一切努力和辛苦都是為了這個，重視這個結果和目的，多過理念和過程本身。

即使1911年之後帝制崩塌，但“皇帝”這個統治者的概念並沒有消失，而是換成黨國或某個權威領導，宗族/家庭仍然在很多時候是社會運作的最基本單位。因此多數的華人政黨基本上都是“自己人政黨”，而缺乏西方政治哲學和理念。

從帝制到殖民時期到後殖民民族國家，華人宗族還是常有策略性的盤算，明代軍戶宗族裡“分工”的概念，在今日還是可見，比如讓孩子A經商賺錢，孩子B當醫生/學者有社會地位的專業，孩子C從政，這樣全方面的維持宗族在社會裡的階級和發展。

西方希臘羅馬“公民”的概念在華人社會還是相對缺乏，更多時候還是“官民”也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政府部門和體制菁英還是會成稱呼多數為“民眾”，而不視自己為一個“服務提供者”，因此“民眾”多數更期望被“明主”領導，而不認為社會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

這種觀念的結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比較是一種應付，多過於認同投入和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而投入多少不在理念邏輯，更多時候取決於提出的是不是自己人，或這件事可以給宗族和自己帶來多少利益和好處。

書裡提到另一個重要的觀念是“制度套利”，中國人/華人善於從統治制度裡找漏洞，而替宗族和個人找好處，因為對宗族的認同大於國和社會，這樣做合情合理。而統治者很多時候為了繼續統治怕造反，也只好對這種制度套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後結果就是系統性的腐敗和貪污。

書裡並沒有討論明朝的制度最後為何失敗，但有以上的現象和價值觀，失敗也不奇怪。朱元璋自豪的“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衛所制發展到最後，懂得制度套利的就用力地貪，被剝削撐不下去的就逃。到最後逃兵數量居然高達五到八成，衛所形同虛設，只好改採募兵制，但最後只是加重公共財政負擔，而且都成為將領的“自己人”私兵。

沒有共同的認同，理念，信仰，再立意良善的制度最後都變成“能混就混，能撈就撈”。明朝覆滅的歷史後來在不同大大小小的華人社會樣本裡一再重複。以上多純屬心得，不是書的內容的複述，但閱讀和分享中國史，就不能不對其中的中國性和華人性悲劇批判和反思，這是最深刻的無奈和矛盾。

但這也可以是一種走向進步和現代社會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