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弗蘭克·加西亞·埃爾南德斯（Frank García Hernández）

2024年9月10日

斯萊  翻譯


帝國主義大國試圖不僅在經濟上，也在文化上對他國施加影響。

古巴研究人員指出，古巴唯一一個黑市幾乎不存在、國家幾乎滿足所有需求的時期，是在1975年至1989年的十五年間。這十五年對應於古巴最受制於蘇聯的時期，也是其大部分時間參與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的時期，該組織包括蘇聯、其東歐衛星國、蒙古和越南。然而，這些社會經濟指標並非源於古巴的工業化，也不是因為該島實現了糧食主權；而是由於古巴對蘇聯非常危險的依賴。古巴66%的對外貿易是與蘇聯進行的，若算上整個經互會，這一比例上升到77%。

雖然在某些方面，古巴被迫將其對外貿易集中在蘇聯和經互會——在冷戰最嚴峻的時期，大多數拉丁美洲政府與哈瓦那斷絕了關係——但這也是甚至被菲德爾·卡斯特羅本人所承認的事實，從蘇聯獲得的資源本可以用於國家的發展，而不是全部用於消費。剩下的我們都知道：蘇聯解體，而古巴陷入了至今仍未完全恢復的危機。

蘇聯解體三十年後，俄語重新在古巴出現。最近，古巴一所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取消了英語的必修地位，開始教授俄語。在一所並非外語或斯拉夫文化的專業型公立大學強制教授俄語，已是一種政治態度，而取消英語則是荒謬的舉動。但這也只是以往事件的延伸：在古巴與蘇聯結盟的幾十年裡，古巴學生停止了在學校接受英語課程，轉而只學習俄語。事實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古巴學習俄語比今天更有實際意義：成千上萬的古巴人在蘇聯學習和工作，包括工人、工程師、軍人，以及今天著名的知識分子，如拉斐爾·普拉（Rafael Pla）和魯本·薩爾多亞（ Rubén Zardoya）。即使在蘇聯解體後，勞爾·卡斯特羅仍在他的辦公室裡保留著身邊蘇聯軍事顧問的畫像。

然而，英語正在悄然滲透。六七十年代，英語音樂被指“意識形態滲透”，從而在古巴被默認地禁止。但八十年代成是監管放鬆的十年，雖然英語音樂沒有在電視或電台播出，年輕人卻敢在節日上演奏皇后樂隊的歌曲。由於國家壟斷教育，英語學習資料極其有限，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所謂的“敵人的語言”。當年輕人哼唱著不懂歌詞的英文歌曲——並且含糊地唱著與實際歌詞相差甚遠的副歌時，激進的古巴共產黨黨員們警告他們的叛逆子女，他們可能在唱一些反革命或不道德的東西。因此，那些被認為對學習英語有強烈興趣的人被視為政治上的可疑對象。

其他少數會說英語的人是“蛆蟲”：古巴政府的反對者，他們收聽從美國廣播的短波電台，從而接觸到少量的英語課程。一個幾乎可悲的事實是，在蘇聯解體、英語重新成為古巴課堂的必修科目後，年輕學生們發現他們那些顛覆性的鄰居幾乎不懂“敵人的語言”。大多數所謂通過收聽秘密電台課程而精通英語的“蛆蟲”，只知道零散的單詞和一些披頭士或邁克爾·傑克遜歌曲的歌詞，他們也同樣不懂歌詞的意思，只是發音更好。

蘇聯方面也試圖通過短波廣播教授其官方語言。從莫斯科廣播的“廣播俄語”（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 радио）節目，古巴學生可以免費訂閱，他們還免費提供教材和筆記本。同時，在六十年代上半葉，當古巴尚未在中蘇分裂中站隊時，收聽北京電台的古巴聽眾——該電台也提供中文廣播課程——有所增加。在哈瓦那與莫斯科結盟後，中文也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偏離”，北京電台的教材也被扔進了垃圾桶。與此同時，那些沒有前往蘇聯的“廣播俄語”學生只學會了說“да”（是）、“нет”（不）和“девушка красивая”（漂亮的女孩），用於和蘇聯技術顧問調情。在蘇聯解體後，一種集體的意識形態失憶症籠罩著古巴，而由於俄語是馬列的語言，這次垃圾桶裡裝滿了來自“國際書籍”（Mezhdunarodnaya Kniga）出版社的書籍。

同一種語言，不同的體系（非教學體系）

如果說蘇聯有帝國主義的特徵，那麼今天的俄羅斯就是一個明確具有帝國野心的強國。新的“全俄羅斯沙皇”普京一世，儘管機會主義地在被佔領的烏克蘭領土上揮舞著紅旗，但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圖，克里姆林宮與哈瓦那的關係也不具有國際主義性質：這只是一個資本主義大國試圖對新國家進行新殖民的意圖。帝國主義的實現不僅通過領土擴張，更重要的是通過資本輸出。如今在古巴，唯一的外國銀行是俄羅斯的——有趣的是，它是在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離開後隨即就登陸島上的。

帝國主義沒有好壞。受制於任何帝國主義大國——或處於成為帝國主義大國階段的國家——都會導致更嚴重的欠發達以及負面的政治影響，或導致捲入外國戰爭。哈瓦那尚未成為像盧卡申科的白俄羅斯那樣的俄羅斯衛星國，這可以從古巴雖然表示支持莫斯科，但從未在聯合國投票支持普京入侵烏克蘭這一事實中看出。然而，古巴政府正日益向俄羅斯傾斜，這不僅僅是讓俄語成為大學必修課。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已經學會了普京的政治語言：古巴總統及其下屬多次告訴克里姆林宮官員，他們支持俄羅斯對“西方的鬥爭”。亞斯·卡內爾大概率並不真正理解“對西方的鬥爭”的意義，部分原因是古巴本身就是所謂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但事實是，他毫不猶豫地重複這一點是為從克里姆林宮獲得幫助。同時，採用這種政治語言也表明，古巴政府現在並非一般地對抗資本主義，而是其民族主義的表達使其與其他極端沙文主義言論結盟，這些言論與華盛頓的一樣，具有帝國主義性質。普京是特朗普的崇拜者並非巧合，國家電視台“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對特朗普的支持再明顯不過了。普京對“西方”的鬥爭，無論在克里姆林宮的言論中還是在實踐中，不僅是對威權主義的正常化，也是對LGBTIQ群體權利的冒犯，將建立異性戀父權制霸權作為官方政策，逐步消除政教分離。但實際上，古巴政府並不關心西方或莫斯科：如果卡馬拉·哈里斯（賀錦麗）帶著類似於奧巴馬的解凍關係政策回來，這位潛在的美國總統將在革命宮受到與歡迎普京時一樣甚至更多的歡迎。

有人說，就像1971年那樣，古巴領導人唯一的選擇是與莫斯科結盟。確實，今天任何試圖建設社會主義的努力之初都會被幾乎完全孤立——假設它可能引發更多的革命——但古巴政府並未試圖推進革命項目。它已經決定轉向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執政的官僚機構也在這方面有直接利益。然而，美國對哈瓦那實施的經濟制裁阻礙了鄧小平模式在古巴的實施：古巴不融入國際金融體系，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復辟就無法實現；這將成為像老撾那樣的災難性試驗——社會主義陣營中被遺忘的兄弟、試圖應用中國模式而徹底失敗的典型。

古巴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對此心知肚明，但他們選擇保持沉默。他們只要求古巴政府進一步經濟自由化。他們忽視了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資本積累，無法讓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購買主要的生產要素：甚至自2012年以來，古巴政府提供給私營部門的12,000家國有餐飲中心都還未被私有化。執政的官僚機構不僅打算融入國際金融體系或屈從於俄羅斯：古巴資產階級也需要進行國際層面的貿易以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和一國的社會主義一樣都是虛假的。

位於哈瓦那的經互會大樓從未完工。隨著蘇聯解體，經互會消失，沒有古巴領導人想到給那座未完成的建築賦予其他用途。即使在今天，距離革命廣場幾米之遙，你仍能看到一座未完工建築的廢墟，幾乎沒有人記得它的用途。這有些遺憾，因為它地處中心位置，可能成為工人們很好的住宅樓。然而，如果有一天傳出消息，在經互會大樓的廢墟上，他們開始建造一家由某個俄羅斯跨國公司經營的酒店——或它最終成為哈瓦那的喜來登，也不足為奇。

原文鏈接：https://www.comunistascuba.org/2024/09/cuba-el-came-y-el-idioma-del-enemig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