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克薩娜·寶琳娜

在布列斯特東郊有一座花園環繞、精心維護的兩層白石私宅，明顯不同於千篇一律的板樓。寬敞的廚房、寫字間和帶家庭圖書館的會客室位於下層，莉莉安和尼古拉·普羅科波維奇住在裡面。尼古拉驕傲地說：“自己蓋的，雖然花了很長時間逐漸完工，但是比住高樓好多了”。莉莉安點頭同意：“我父親在法國也有兩層小樓，在波蘭還有兩棟。爸爸過去可有錢了”。

莉莉安-讓·莫尼特1946年生於勃艮第小城鎮埃里蒙庫爾，父親叫米哈伊爾·莫尼特，母親叫雅妮娜——都是白俄羅斯移民。莉莉安說：“我媽媽出身布列斯特州扎拉加村，爸爸是格羅德諾州卡采維奇村的。1920年代他在波蘭軍隊當兵，然後去了法國，因為人人都想尋找更好的生活。他在法國居住20年。父親是優秀的裁縫，手藝高超，回頭客很多。後來故鄉呼喚他回去，他是家中老幺，姐姐、哥哥都在白俄羅斯。他給每個人準備了禮物，入境的時候全沒收了。一切行李和禮物都沒了”。

— 除了您父親老家的親戚，還有其他原因促使他返鄉嗎？
— 他曾打算到波蘭生活，之前在那邊購置兩棟兩層小樓，但戰後他確信這些房產已經毀於戰火了。那陣子蘇聯的宣傳十分美妙，許諾金山銀山。他就問，如果去蘇聯，生活條件有在法國一半好嗎？
人家答覆他：“瞧您說的，烏斯季諾維奇，好得多啊！”
他說，戰爭年代法國每個兒童每月能得到兩或三千克白糖、麵粉和穀物，成人只有一千克。這可是打仗的時候啊！所以他想：作為勝利國，那邊人民的生活肯定更好。就因為誤信這種宣傳他回來了，後悔終生。以前他常說：“法國人都挺開心的，面帶笑容，並不是蘇聯媒體反覆講的遍地乞丐。沒有叫花子”。這就是為什麼他不愛看蘇聯報紙，他說：“都是些假話，都是些謊言”。他就這麼被矇騙了，而且不光是他。

— 您全家怎樣從法國搬到蘇聯的？
— 我們是1947夏天坐火車離開的。長路漫漫，爸爸記得我在火車上學會走路。然後我們到達平斯克（譯註：白俄羅斯南部邊境城市），全體人員下車，分給我們房間——五個人一個房間。所有行李都被沒收，全拿走了。爸爸本想來這兒也開個裁縫鋪，他以為這邊能比法國更好，所以帶了不少裁好的料子。我記得我們有一張大桌台，布料成捆成卷。他在桌上縫衣服，料子都是高檔的，各種顏色。結果統統沒收了。

— 爸爸有沒有對您說過，他什麼時候意識到被蘇聯的宣傳員騙了？
— 他剛到平斯克就知道了。他看見衣著簡陋的婦女打掃車站，立刻就全明白了。一夜白了頭。

— 他是否想過離開蘇聯？
— 他試過。甚至有一份遷移和遣返回國部門的通知書，說“我們不能簽發出國通行證，因為這是警方事務”。估計他沒去找過警察，沒意義。

— 他是在那個時候決定穿越國境的嗎？
— 條件難以忍受。他本想在家做裁縫，但東西都被沒收了。又找不著工作，所以他感覺別無出路。他認為如果能夠越過邊界，就可以把全家接去。他就是這樣考慮的，就是這樣夢想的。他以前住在自由國度，不知道蘇聯有鐵幕。1948年10月他和幾個人試圖穿越白俄羅斯-波蘭國界，都被抓住，嚴刑拷問。1949年夏天判刑十年，指控他從事間諜活動。

— 送去哪兒了？他怎麼描述勞改營的？
— 送去北方，科米。他在那邊的生產車間工作，縫製勞動手套、棉襖和帽子。他還給勞改營各位領導的老婆縫衣服，這大概是他活下來的原因吧。他說有一次晚飯人家給他一條大麵包，不可能藏在枕頭下面，會被偷，所以他吃光麵包之前不敢睡覺。
還有一次他親眼看見警衛拽著一個半死之人，那人哭喊：“我還活著！”警衛說：“醫生比你明白”。直接把他拖進大坑了。他講的就是這些：在哪兒工作、怎麼挨餓、怎麼白白死掉。許多許多科學家、知識分子冤死在那兒。他非常遺憾，說：“好人白死了”。而且完全不受懲罰。不過他很少談細節，因為很難記住。

— 您小時候知道父親在古拉格嗎？
— 不知道，我聽說爸爸在西伯利亞，僅此而已。媽媽沒工夫告訴我任何事，她全力忙生活。但我記得其他蘇聯小孩不允許跟我一塊兒玩，因為我是“人民公敵”的女兒。我從牆縫後面看院子，甚至不准我站在門口，打發我：“回家去吧”。高爾基街拐角住著上校家，如果他家姑娘突然跑出來找我，保姆就會很生氣。隔壁住著帶倆孩子的官員，我不能從他家柵欄往裡看。還記得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在街上跑，有個男的看見我手腕的金鍊子，問我：“你手上什麼東西閃閃亮”？我高興地伸出手炫耀，他當場把金鍊子摘走了。我才三歲，還帶著法國的手鍊。這事兒怎麼記住的？這麼清楚，甚至記得我站在高爾基街人行道的位置——就在我家住的房間外面。

— 您還記得房間什麼樣嗎？
— 是個大房間，櫃子隔開。我和媽媽、哥哥、姐姐住半邊，租戶住另半邊。他們也有三四個人。共用一個爐灶燒飯。基本上除了鐵床、床頭櫃和媽媽的縫紉機，再沒別的什麼了。我們的經濟收入就是把一半房間租出去，媽媽縫衣服。媽媽不能出門工作，因為她是政治犯老婆。我不知道我們怎麼熬過來的。全靠媽媽給軍官妻子們做衣服。她是個好裁縫，沒黑沒白工作，節日前尤其忙。我家很窮。姐姐上醫學院純屬偶然，因為鄰居家女兒落榜了。哥哥擅長音樂，所以去了布列斯特音樂學院。有一次他的鞋磨破了，沒法上課。於是曠課好幾天，校長自己掏錢幫他買雙新鞋。

— 您哥哥姐姐說沒說過法國生活？您什麼時候知道全家從法國來的？
— 大概是我上學那會兒吧，但根本沒人談這件事。我哥哥雷諾1934年出生，姐姐埃絲特莉亞1935年，比我大得多，會講法語，經常用法語聊天，所以我不了解他們。我跟他倆溝通不多。我甚至不記得有過家庭午餐或晚餐。父親從古拉格回來才開始對我講法國的事情，他告訴我法國多麼美好，人人善良、快樂，每天夜晚街頭總有音樂，大家跳舞、唱歌。他十分後悔返回蘇聯。一直懊惱自己被騙了。他也不指望再回法國，因為明知是不可能的。而且讓我永遠別考慮回法國，太危險。甚至我丈夫都不准去法國旅遊——岳父還活著呢。然而又能怎樣？這就是命啊。所以青年人一定要關心政治，一定要。爸爸在法國生活舒適，對政治不關心不了解，對蘇聯也不了解。我上學的時候沒人知道我在哪兒出生。後來斯大林死了，社會更加自由。可即使我工作後也沒人知道我在哪兒出生。我沒告訴過任何人。直到我55歲那年，人家偶然在我上班的學校發現了。我一點兒也不高興，我畢生都在隱藏這件事，因為害怕。這種恐懼從童年時期就開始了。

— 您記得父親什麼時候從古拉格回來嗎？
— 記得，斯大林死了以後1954年放出來的，所以他服刑六年而不是十年。我記得斯大林死後媽媽在紅旗上縫了這麼寬一條黑紗，鎮上別人家都沒有。倒不是哀悼斯大林，而是恐懼和盼望爸爸早釋放。我從小到大一直有這種恐懼，至今害怕所有人，尤其怕警察。就這麼戰戰兢兢長大了。媽媽總是早晨六點第一個去投票，她以為如果最先投票父親就能早放出來。
斯大林死後不久，一個出獄的人到鄰居家做客。不知什麼心理，他們告訴我那是我爸爸，我直接摟住人家脖子，他說：“孩子啊，你爸爸也快回來了”。這要麼是鄰居，要麼是我哥哥姐姐惡作劇。而我撒開腿拼命跑過去！爲甚麼糊弄我？至今不明白。後來爸爸真的回來了，他們反而找不到我了。我不敢信。我根本不想看到他，以為又是騙局。所以他回家的時候我躲了好久沒相認。
1959年爸爸平反。他又開始工作，成了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榮獲各種證書、表揚信、獎狀。再後來他退休，拿80盧布養老金。退休之後人們依然來找他，請他幫著縫衣服——我記得有個鄰居任何價錢都接受。因為爸爸是專業人員！可惜他1980年第三次心臟病發作死了。

— 您從未去過法國？
— 當然沒去過。怎麼去啊？說起來我挺害怕的。我也沒這能力，跟旅遊團？那要一大筆錢。我沒賺這麼多。而且人家肯定去巴黎，去大城市。我只想去我出生的地方。我曾夢見在受洗的教堂禱告。不知道我能不能去那兒。我總得學法語，對吧？

— 您覺得自己身份是？
— 我？我是白俄羅斯人。我在這裡成長，在這裡受教育，我的丈夫、兒子、孫子孫女都在這兒。我現在當然是白俄羅斯人。怎麼能是法國人呢？雖然知道我出生地的人基於某種原因都把我看作法國女人。就讓他們這樣想吧，我樂意。大兒子已經去過幾次法國，非常開心。小兒子也嚮往去一次。有夢想挺好，哪怕溫暖人的靈魂。這些法國照片，它們已經……對，72年了。看這質量。

尼古拉拿出一本大相冊，裡面是舊檔案：莫尼特家在法國和蘇聯的照片、莉莉安的出生證、她父親在古拉格的照片、他的犯罪記錄、平反通知及各種文件。莉莉安指著照片說：“我還留著媽媽這個胸針，她從法國帶來的，這是她唯一一件珠寶。媽媽很善良，人人都對她很好。她1957年癌症去世，許多人來參加葬禮。我當時10歲。這枚胸針是我對她和她法國生活的唯一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