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呈交次年的國家預算草案供皇帝審閱，坦言：國家財政的堅固取決於國民物質福利。但與此同時，國內幾百萬人依然過著家徒四壁生活。帝國的學者們花費多年心血，試圖釐清巨富、赤貧之間收入差別究竟多麼大。

1880年莫斯科統計學家В.奧爾洛夫和И.博戈列波夫寫道：“為了編制年度預算，我們挑選一戶中等收入且戶主詳細記錄其進項和支出的家庭。我們把戶主報稱的收支與同村其他居民進行了核對…… 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自己編制的預算無可置疑”。

這個家庭是19世紀末居住在莫斯科省伏努科沃村的伊萬·多羅費耶維奇·霍多夫一家，1879年收入489盧布50戈比。全家八口人：丈夫和妻子、大兒子和兒媳、以及另四個16歲、12歲、9歲和3歲的未成年兒子。他們有兩間木屋、一間圓木倉庫和一間穀物乾燥室。飼養一匹帶駒母馬、兩頭母牛、兩隻綿羊。家中三個人分得份地，每人4.2俄畝（譯註：1俄畝約1.09公頃）。他們在這12.6俄畝土地上播種了黑麥、燕麥、土豆和亞麻，收成92盧布10戈比。割乾草、收麥秸、砍伐各種灌木燒火取暖。

養殖收入是：賣掉一頭母牛27盧布、兩頭牛犢7盧布，自家食肉宰殺兩隻羊羔價值5盧布，兩頭牛產奶換錢20盧布——共59盧布。

該戶又從本地神父手中租賃一塊耕地，租金8俄斗燕麥（譯註：1俄斗散貨約合26.24升）。播種10俄斗莊稼，收穫40俄斗。扣除種子加租金，這塊地產生19盧布80戈比利潤。割草一次花費4盧布，得到8大車乾草總重15普特（譯註：1普特約16.38千克）。淨收入21盧布60戈比。

去歲戶主在製革廠上班，兼營馬車運輸，掙錢約40盧布。大兒子和兒媳在當地金銀飾帶廠工作，年薪100盧布。二兒子工資40盧布，三兒子12歲剛剛進廠，往家裡掙12盧布。

1879年霍多夫家支出420盧布93戈比。其中用於食物儲備：鹽每普特80戈比、6.5普特合計5盧布20戈比；黑麥麵粉每普特90戈比、合計72盧布60戈比，亞麻油3盧布20戈比，捲心菜5盧布，黃瓜2盧布，自家種的土豆15俄斗價值4盧布50戈比，1俄斗蔥80戈比，3俄斗穀物6盧布，釀克瓦斯之麥芽2盧布70戈比，20俄磅蕎麥麵粉1盧布，40俄磅小麥麵粉2盧布40戈比。肉類：兩隻重約60俄磅的自家羊羔價值3盧布60戈比，過聖誕節購買10俄磅醃肉80戈比，聖周(Святая Неделя)購買5俄磅醃肉40戈比。5月26日教會節日買10俄磅醃肉80戈比。魚類：過謝肉節買5俄磅鯰魚50戈比，10月14日教堂節日買10俄磅鯰魚1盧布，三個節日買10條鯡魚共1盧布50戈比，又買5俄磅茶葉7盧布60戈比，16俄磅糖3盧布20戈比，飲用自產牛奶價值50盧布，全年過節買伏特加1.5維德羅（譯註：1維德羅約12.3升）共6盧布。上列項目合計150盧布80戈比（彼得堡上層階級每年餐飲費600-1200盧布，公費大學生每年領生活費300盧布）。

買出遠門穿的鞋花銷26盧布64戈比，衣服57盧布9戈比，牲畜飼料、墊料130盧布80戈比，各種生活用品25盧布60戈比。

三個人共繳稅30盧布。全年開支合計420盧布93戈比。伊萬·霍多夫略花小錢買“孩子禮物”。剩餘40盧布存起來以備修繕房屋。

統計學家在莫斯科近郊波多利斯基縣克列諾沃村農戶Т.Н.沃爾科夫家也記錄了大體相同的收支。該戶夫妻二人及五個孩子不僅從事農業勞動，還制帽販賣。家庭全年收入約440盧布，支出221盧布，其中買服裝約70盧布，日常開銷約50盧布，剩餘每個錢都用在燃料、繳稅、租賃割草場、支付牧人工資上面。

這就是不嗜酒的中等收入農民生活水平。但並非人人如此幸運，能夠擁有土地、成家立業。長期以來鄉村剩餘人口普遍進廠打工，漸漸地一些大型企業有經驗、吃苦耐勞的男青年月薪50盧布，代價是每天在毛紡廠機器前勞動14個小時。織布工的收入從7盧布到30盧布不等。但按照慣例，這些收入大多花在工廠自營的店鋪了。

當過騎兵的小說家А.Д.阿普拉克辛寫過不少當時上流社會人士的消費情況。在他關於1880年代彼得堡貴族生活的作品中有一個角色：Г.Н.斯維爾斯基伯爵，業已成年，每年靠著三萬盧布過日子。因為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前監護人告訴他：“這裡是屬於你的兩份產業的全部文件。現款不多，因為我監護你三年，以你名義在銀行只存了不值一提的四萬二千。但你每年可有三萬固定進項，憑這筆錢，我的朋友，你必不至於饑寒而死”。

於是年輕伯爵用起錢來特別謹慎。阿普拉克辛寫道：“由於他與生俱來的‘端正品行’，他無法理解那些輕佻、放浪的狂歡：一個晚上花幾百盧布喝名貴酒，豪擲幾千給羅姆人合唱團，甚至砸鏡子、摔碗盤，揮拳打向餐廳老闆和僕人的臉”……

斯維爾斯基搖著鉛筆算計每月能在住宅、僕役、馬廄方面消費多少，又能剩下多少供自己零花，確信將會衣食無憂。那麼多的軍官——甚至就在他那個數一數二的團——收入還不及他一半，卻四處誇耀。當然，那些人出門沒馬騎，而伯爵除了兩匹必須的侍從馬，還養著一對雙套車役馬和另兩匹單獨拉車的馬。這筆錢按照他的計算不成問題，所以，當兩年後銀行活期賬戶空空如也時，斯維爾斯基呆若木雞。

誒，發生了什麼？也許是供貨商故意欺瞞誆騙他，也許是一時興起送了美女貴重禮品，反正在這兩年間，斯維爾斯基的賬戶見底了。

誠然，對於一般貴族家庭，把年輕兒子送進軍隊實屬沉重負擔。昂貴的制服、馬匹，盛大宴席和酒會，每月一次舞會，給戰友和上級贈禮——凡此林林總總不是軍官薪餉所能承受的。整個近衛軍的軍官每年花銷高達200萬盧布，騎兵軍約50萬，其他軍種約100萬。

另一個大出血項目是出國旅行，因為貴族家庭不出國旅行的話會被認為不體面。曾有一本關於俄國貴族貧困化原因的小冊子呼籲放棄這種愚昧傳統，作者署名“史季格里茨”，寫道：“經年累月毫無意義的出國旅行是一種惡習…… 我提醒諸位，生活在境外也就是歐洲主要國家的我們俄羅斯人數量如下：德國53000、奧匈22000、法國14357、英國47500、意大利1387，總計約138000人，其中三分之一為貴族，即46000人。如果把後一個數字換算成家庭，意味著每年至少11000個家庭花銷不低於5000盧布，相當於俄羅斯大地每年流失5500萬盧布…… 人居然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追求一種想象的快樂，懷著某種痴迷，從我們國家帶走幾千幾百萬，那當然會變窮了。這種先生我們見的足夠多，大家都認識不少，他們不是暫停工作稍事休息，而是把虛度光陰、消磨閒暇認作時髦——不能再幫助這種人了。已經有太多貸款、單名期票和優惠被投入此類旅行，而非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和日常福利”。

俄帝國首都上流家庭每年最低預算7000盧布，相當於一名高級官員年薪。如果在彼得堡擁有可獲利的房產，大概也能收入這麼多。北方之都屬於個人擁有的7840套住房中6894套常年出租，想在市中心租套像樣點兒的住宅每年要1500盧布。而維持所謂“體面”的花銷比這更大：一輛漂亮馬車售價850盧布，最時髦的衣裳600盧布，狐皮女斗篷700盧布，彼得堡大劇院包廂席位6-14盧布，冬季一束鮮花10盧布，御用珠寶商Л.澤夫季根的鑽石動輒數千盧布。

“史季格里茨”的小冊子警告女人們：“我國許多婦女以這樣的方式安排家庭生活，使得丈夫逃離她們奔向一切單身漢和失意者鍾愛的場所：俱樂部、餐廳、酒吧等。妻子們則把全部時間花在舞會和交際…… 這種毫無意義的生活對丈夫和妻子來說都是災難性的，不僅在道德層面：前者約狐朋狗友到餐廳大快朵頤、後者購買錦衣華服，無不需要巨額開支；花錢如流水一般，不理智消費越來越多，一點點侵蝕家庭經濟…… 奢侈並不總是合宜。富人家奢侈一次很正常，甚至可說是必要的。而一個條件平平的中等收入者追求奢侈著實可笑…… 很多過日子的房間簡直變成珍寶館：堆滿昂貴家具和大量金銀擺設……”

日月如梭，多年後此種情況有增無減。1904年經濟學家Б.Ф.勃蘭特寫道：“如果我們比較十年來最重要大眾消費品價格的變化，就會發現1895-1899年較之1890-1894年，物價漲落如下：黑麥-24%，棉線+1%，茶葉+1%，砂糖+4%，煤油+12%，煙草+16%。西歐這些產品的價格都下降了，而我國惟有糧食跌價；莊稼人所必須的各種產品一概變貴，就連我們跟西歐一樣都從亞洲進口的茶葉，以及我們對外出口的煤油和糖，在我國的售價也比外國更高……”

儘管如此，特權階級的消費水平同樣有增無減。例如特維爾棉紡廠老闆之一М.А.莫羅佐夫1901年支出196675盧布用於個人需要，其中：“三餐飲食”9889盧布10戈比，葡萄酒12008盧布15戈比，辦晚會7607盧布42戈比，租用三角鋼琴153盧布，租用鮮花850盧布，殺滅蟑螂100盧布，購買油畫、聖像之類12142盧布60戈比，馬廄維護費10823盧布，看劇、聽音樂門票595盧布20戈比，出國旅行18364盧布5戈比，在普羅斯庫洛夫（譯註：赫梅利尼茨基市）的別墅2398盧布25戈比，在克里木半島的別墅4977盧布40戈比，房屋供暖3619盧布34戈比，照明6305盧布15戈比，以及其他各種開銷……

反觀平民階級，二十世紀初地方自治會聘用的教師每月靠著30盧布度日，這筆錢使他們能夠負擔：20俄磅白麵包，30俄磅黑麵包，22俄磅肉，30瓶牛奶，2.5俄磅黃油，3俄磅植物油，30枚雞蛋，5俄磅蕎麥，4俄磅黍米，3俄磅大米，1俄磅豌豆，1俄磅通心粉，10俄磅捲心菜，1俄磅葡萄乾，3俄磅砂糖，4.5俄磅碎糖塊，半俄磅茶葉和半俄磅咖啡——上述合計17盧布。（莫斯科省）茲韋尼戈羅茨基縣教師告訴統計學家：如果他們被迫減少這些食品開銷，健康狀況會立即惡化，因為工作壓力太大。有位年輕女老師年薪156盧布，省吃省喝擠出錢來購買與職業相符的體面服裝。但冬鞋售價6盧布，夏鞋售價5盧布，高幫、矮幫套鞋6盧布，三條日常頭巾20盧布，一件漂亮連衣裙31盧布，十二雙長襪5盧布，內衣17盧布，床單11盧布，冬季厚呢子大衣30盧布，夏季外套10盧布，帽子5盧布。

至於餐具、沐浴、理髮、洗衣、書籍、報紙等項，每年預算僅10盧布，即每月不足1盧布。

農民的購買力甚至更低。例如某家庭手工業者除了土裡刨食果腹之外，還花費150天製作20000個勺子，以每千個3盧布的價格售出，賺回60盧布。原材料成本20盧布，利潤僅40盧布每年。冬季一天工作15小時。

地方自治會頭頭Ф.Ф.克拉索夫斯基在烏法省緬澤林斯基縣生活八年，他如此描寫二十世紀初農民生活：

“首先，哪怕只看最表面，人們也會驚訝於村莊幾乎赤貧的景象。這種貧困顯然易見：殘破的房舍使人不得不懷疑50-65平方米空間怎麼容得下全家老小居住活動，牛群瘦弱、馬具簡陋、農具原始。再看看他們日常飲食，即使最好年景，村里最寬裕人家的飯桌也罕見肉類、牛奶和雞蛋，全靠麵包茶水充飢。極個別家庭的主婦能給午餐增添一道飲品，但僅限於把茶炊擺上桌……有必要設法降低一些必需品的價格，例如鐵，否則鐵煙囪、鐵柵欄、煎鍋、犁耙等務農必不可少之物將變成奢侈品。”

農民如此，工人也強不了多少，畢竟他們終日只在車間和工廠集體宿舍兩點一線。

然而內需不足並非俄帝國經濟的唯一不幸。大部分上層階級家庭的財富實際建立在損公肥私基礎上。國庫出一筆建廠補貼，首先被廠主挪用花天酒地，剩下的錢才拿去蓋房子、買機床。一旦工廠建成，發現預計的盈利要麼“算錯了”要麼“達不到”。1903年春帝國技術協會舉辦“鐵業代表大會”，工程師А.А.沃爾斯基作報告說：“全俄120家煉鐵冶金企業，銷售管理得當者甚至不足10家。毫不誇張講，熟悉我國鋼鐵市場情況的不超過5家企業”。

同一年莫斯科大學教授И.Х.奧澤洛夫寫道：“欠缺商業考慮的貸款往往發放給我國難以為繼的企業，後者拿到貸款便不再操心自己生意的經濟狀況，因為他們確信，如果企業拿了國家銀行貸款後陷入困境，要麼銀行再次伸出援手，要麼國庫會為了挽救國家銀行的損失，給予企業優惠價格之政府訂單”。

隨著國庫日漸空虛，政府增加了對農民和工人的苛捐雜稅，內需進一步不足，形成惡性循環。上層人士年復一年討論下層人士岌岌可危的經濟狀況。正如本文開頭所寫，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早在1898年已經指出：“國家財政的堅固，無論其組織如何得當，最終取決於國民物質福利”。直言：“目前鄉村百姓的經濟狀況仍不穩妥”。

奧澤洛夫教授解釋箇中原因：“我們在農業俄羅斯身上建立工業俄羅斯，靠借來的資本過活，目前通過大量人為干預勉力支持這個俄羅斯喝酒吃飯、穿衣打扮。培養工業的俄羅斯進一步吸乾了農業俄羅斯。我們給俄羅斯穿上金色外衣，可她的小木屋正在倒塌、人民正在挨餓——這件衣服確實華麗，但對我們而言有些昂貴了，為了追求滿身珠光寶氣，不得不咬緊牙關，大量出口糧食、雞蛋，甚至出賣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