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以北的海岸山脉上，常常能看见巨大的海岸红杉。这些世上最高的树，暗红的树干，深绿的树叶，不经意间从路边贸然升起，指向天空。

到了洪堡红杉州立公园，我们拐下高速，顺着一条叫“巨人大道”的小路，径直开进了红杉林。穿梭在巨人的脚下，硕大粗粝的树根在车窗外掠过，我放慢速度，摇下车窗。天上细叶婆娑，细碎的声音让林子显得更加安静。小路弯弯曲曲，爬过山丘，越过小河。我们寻找洛克菲勒森林，一片最大的、未被破坏的海岸红杉林。

一下车，双脚就踩上了红色、松软的大地。大地是层层叠叠的树皮，降解成了细细密密的地毯，每一步都搅动起杉木的味道。头顶枝叶遮天蔽日，四周巨树笔直，如教堂里的立柱，撑起开阔的空间，守护静止的空气。有光柱穿过枝叶，穿过林间的薄雾，把林下静默的蕨叶打得透亮。倒下的树干高大如房屋，嫩绿的新枝从半朽的树干上兀自长出，依旧指向天空。林冠层上掉落的粗枝，卡在了树干上，重新与树干融合，像一条河流汇入另一条河流。生命从地下源源不断地涌出，汇成这一棵棵立柱，和这座生的圣殿。

这条南北四百多英里的狭长地带，是海岸红杉最后的生境。湿润的海风吹向大地，海岸山脉将海风抬起，成为降雨。充足的雨水、充足的阳光，让红杉在两千年的寿命中，笔直而持续地生长。但海岸红杉的保护区并不是一整片，而是切割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区域，散落在山脉间。破碎的生境背后，是近两百年来许多力量的拉锯。

原先居住在这里的，是那些崇尚平等的加州原住民。在当地人的信仰中，红杉是神圣的。人们无法砍倒红杉，只能从倒下的树干中取材，筑屋、造船、生火。红杉木轻盈而耐腐蚀，木纹笔直，是建造房屋的好材料。一直到两百年前，这一片区域没有欧洲移民踏足，人与自然的关系千百年来几乎未变。

1850年，附近的小镇上发现了金矿。此时，加州淘金热已经开始，美国本土的欧洲移民后裔，加上从欧洲、夏威仪、中国、拉丁美洲等地新来的掘金者，已经大批涌向了加州。红杉林金矿发现后，淘金者们掉头北上，来到红杉的脚下，并在加州政府的支持下，屠杀、强暴、奴役和驱赶当地居民。这仅仅是当时遍布加州的大屠杀中的一小部分，但对于经历的人们则是灭顶之灾。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杀戮、疾病和同化，大一点的部族，比如 Yoruk 人，失去了75%到95%的人口，而小一点的部族，比如 Chilula 人，则完全消失了。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掘金热慢慢退潮，矿业公司把目光转向红杉。最开始，人们用手锯和斧头，花费几周时间锯倒一棵红杉，然后用牛车将杉木拉到河道和铁路。等到蒸汽机车和柴油车技术成熟，为了让机器们进入山地，人们开始皆伐，砍倒路上所有的红杉。于是成片的红杉林倒下，成片的山头变为荒原。在机器的轰鸣中，那旺盛的生命力，再无法从地下涌起。

也许不管是任何时代，在红杉林里静静待过的人都能明白，这些巨大生灵的意义，远远不止它们身躯所对应的经济价值。到了20世纪，许多见过红杉林的人，开始以各自的方式为保护区奔走。有画家借助自己影响力筹钱、游说，促成了加州第一个州立公园；有政客通过贷款购买私人土地，捐赠给联邦政府；约翰·穆尔等人成立的高山社，和民间组织保护红杉联盟，也开始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斡旋，寻找如何保护红杉。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到了20年代初，加州逐步成立了五个保护海岸红杉林的州立公园。60年代，民间社会的生态意识觉醒，科学界也逐渐明白，保护一片森林需要保护一整片流域，才能有效地停止水土流失。在各方的支持与游说下，联邦政府在68年成立了红杉国家公园，又在10年后增加了近一倍的面积。

然而想要保护的始终是少数，更普世的动力还是致富。在经过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腾飞，建房拉动了对木材的需求。此时上场的不再是手锯、斧头和蒸汽机车，而是链锯、柴油机和履带推土机。60年代的时候，90%的红杉已经消失了，赚饱了的林业公司游说政府，继续着砍伐。虽然有了这许多的保护区，但它们是孤岛般的避难所，在一个相互连接的生态系统中，无法独立存活。

相较“旧大陆”许多其他地方，红杉林开发与保护拉锯过程很特别。在中国、日本，甚至南美洲一些原住民聚集的地方，常常是中央政府主导开发资源，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则试图保护自然。但对于红杉林，支持保护的常常是远方的各界人士和联邦政府，反对保护的则是当地居民和政府。这是因为那些真正的定居者，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们，已经和红杉一样，所剩无几了。红杉林失去了本来会保护她的人，取而代之的是为了淘金和伐木而来的移民。而这些人们，还未成为真正的定居者。

出发前的几个月，我一直在读加里·施耐德的文字。这个出生在大萧条时代的诗人，在西海岸山林里生长，看见了林业的扩张，与另一种生活的逝去。在他眼中，为伐木而来的移民，是这动荡世界的缩影。“现在，许多在这星球上生活的人，并不是真的定居者。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家乡，从祖辈的土地上迁走，从农村搬家到城市。去加州挖金子，去给输油管打工，去给在伊朗建房的比奇特尔公司打工。“而那些世代扎根在土地上的人们，”农户、猎户、山民，几个世纪以来被轻蔑、被嘲笑，被城里的统治精英们以税收压榨。对于‘种粮食’所需的复杂、专注和富有创造力的智慧，知识分子们一无所知。”

施耐德记得童年时偶遇的原住民老人，身上带着自己和祖辈从来没有过的，关于周遭世界的记忆。那是一种他向往的记忆，“美国白人或者欧州后裔的传统，我无意以之作为自己的身份；我以我和此地的关系，定义我自己。”然而此地又是哪里？此地的生灵有哪些，彼此关系如何，又缘何进入我们的心灵？千万年以来，每一个地方的人以自己所有的理性、感性、智力、灵力去理解“这里”。无数代人因此而体验过的世界，随着这些原住民的逝去，消失在我们心灵之外。这整个逝去的世界，人们无法以之作为保护生灵的原因，转而寻找可持续发展、观光甚至健康等各种有用之处，让最后的红杉得以存活。可这些有用之处，在许多年代里，却是那么的无关紧要。

美国资本主义黄金三十年后，是七十年代经济衰退。到了八十年代，海岸红杉林只剩下了最后5%。随着经济活动减缓，当地最大的伐木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已经不再实施皆伐，转而以可持续的方式间伐。但这也意味着，其中有额外的利润可榨取。于是八十年代末，一个远在德州的富豪 Charles Hurwitz，这个年轻有为、善于找漏洞、狙击低价公司的对冲基金经理，迅速收购了太平洋木材公司股份，并将其吞并。公司到手之后，Hurwitz 重新启动皆伐，要把原本计划100年间砍伐的红杉林在20年内砍光，以偿还吞并公司带来的债务。

成片的红杉林再次倒下，成片的山头再次光秃得只剩砂石瓦砾。山体在暴雨中滑坡，泥石流汇入河流，吞没山脚下的村庄。联合国已将红杉林作为世界遗产，又将它作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然而这些名头都无助于红杉的幸存。不同于生态意识第一次兴起的20年代，此时新闻以光速传播到各地，远方成为了这里。当初介入环境保护的是社会精英，有的为了审美、有的为了科学、有的为了持续开发。而这次行动起来的是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读了 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Edward Abbey 的《扳手帮》、Aldo Leopold 与 E. O. Wilson 的生态学理论，听过了许许多多的道理，也不再需要道理去保护这些远古的生灵。也许是这些不再笃信上帝的年轻人，却也不再羞于直面其他生命的神圣，开始为了红杉自己而行动。

抗议活动在加州此起彼伏，汇聚在了90年的“红杉之夏”。抗议者先是用钢钉插入树干，阻止伐木工人使用电锯。随着一位伐木工人受伤，抗议者放弃了这样的手段，而直接用身躯阻挡机器。有一天，活动组织者 Judi Bari 与 Darryl Cherney 在旧金山附近筹备活动时，一个炸弹从他们的车中爆炸，重伤 Bari、轻伤 Cherney。FBI 没有去调查伐木公司，而是逮捕了 Bari 与 Cherney，试图证明两人制作炸弹，而在运输过程中不慎炸伤自己。最终因为缺乏证据，又不得不释放了两人。

这场汽车爆炸案触动了社会各界的神经，对红杉林的支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继续发酵。活动者们开始“坐树”，坐在红杉的树冠中，以阻止伐木。最长的一次是在 1997 年，为了一棵名为 Luna 的千年红杉，与周遭一小片还残留的红杉，逃避皆伐的命运。年轻的活动者 Julia Hill 爬上了 Luna，在上面一呆就是两年多。这两年间，另一位活动者 David Chain，在组织伐木中被砍倒的红杉砸死，无人知道是过失还是谋杀。而 Hill 一直呆在树上，直到太平洋木材公司同意不砍伐 Luna 与周边的红杉，并将近万英亩原始森林卖给联邦政府，换取近五亿美元纳税人的钱。官司缠身的太平洋木材公司，在 Hurwitz 赚饱了之后也无树可砍，于是在2007年宣告破产，留下许多失业的伐木工人。

在这场漫长的拉锯中，加州州立公园与国家公园逐渐开始联手，将这许多个分离的保护区统一管理。经历了许多灾难与斗争，皆伐已不再被人们接受，保护基本成为了共识。这最后5%的红杉，算是留了下来。

但红杉林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将17个保护区从联合国生物圈保护区中撤出，其中就包含红杉林。下一步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比尔施塔特1874年绘制的红杉林

在洪堡红杉州立公园，有一个小而温馨的访客中心，展示红杉的进化过程和生态角色，也纪念当地从砍伐到保护的历史。门口展示着一个巨大的红杉横切面，一圈圈的树轮上，标记着这棵红杉经历过的时代：一千多年前牛津大学建立，然后巴黎大学建立、成吉思汗征服波斯、明朝建立、文艺复兴开始、印刷术发明、科尔特斯摧毁阿兹特克帝国，一直到二十世纪红杉林公园的建立。

访客中心里，我和几个友好的工作人员聊天，询问周边值得的去处。他们几乎全是退休的老人，作为志愿者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去处，讲着讲着就掏出一张最适合的地图，转过来面朝我，自己倒着在地图上标出每一个转弯，甚至具体一棵树的位置。等我转过头去，他们又用同样的热情向其他访客介绍，这片自己熟悉如手心的土地。

施耐德记得在70年代时，一个克罗族的老人说，“我觉得，如果人们在一个地方呆得足够久，哪怕是白人，那里的生灵也会开始向他们说话。那些生灵和古老的力量没有消失，它们只是需要人们呆在那里足够久，这些生灵就会开始影响他们。”

人类的社会里，对财富和权力的渴望会永远存在，资本的意志、机器的意志也会继续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脱离了土地的游魂们。然而大自然，一如既往地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运行。当红杉在两亿年前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时，恐龙还未称霸海陆空，人类的祖先是状如老鼠、在夜间捕捉昆虫的小动物。红杉有足够的耐心，这些生灵们有足够的耐心，等人们在一个地方呆得足够久，等我们这一代代移民们真正定居下来，向我们说话。

也许有的人会听见，有的人不会；但也许这并不重要。在红杉漫长的一生中，想必见证过不少被贪婪与无知裹挟的人类文明。在文明的废墟里，生命会再次涌出，交织着指向天空，如同一条河流汇入另一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