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里·烏菲穆采夫

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蘇中之間4100千美國境線（世界最長）的非法穿越者越來越多。大批人嘗試從中國非法入境，有些基於政治原因，有些單純為了尋求更好生活。例如在最南端的遠東邊境，每100公里每個月就有多達47人偷渡，可想而知整條國境線的總數多麼巨大。KGB掌握可靠資訊，中國情報部門廣泛利用這一渠道滲透自己的間諜。

濱海邊疆區原KGB局長格里戈利耶夫少將回憶：“中國情報機關積極利用任何渠道和手段滲透我國領土、搜集資訊：包括派遣偽裝成中國和朝鮮變節者的間諜、沿國境線全面監視和收買邊民。”

為此需要對抓獲的偷渡者進行仔細甄別，但濱海邊疆區KGB缺少相應隔離審訊設施，工作十分難做。遂決定新建設施，申請報告發給莫斯科。一天深夜11點，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洛波夫致電時任濱海邊疆區KGB領導，對他說：
“您在濱海做了不少好事，我們委員會支持您，但我必須指出，建造審訊設施的申請屬於政治上考慮不周。人們會以為國安委又蓋新監獄了，還沒辦法跟他們解釋清楚究竟怎麼回事。您是政治機關領導人——必須想得深遠。找找其他辦法，比如能不能改造、增建內務局的看守所？我們會給您撥款的。”

於是撥下款子，改造了看守所。

KGB使用不同標準甄別、處理偷越國境者。如果是頭腦一時發熱或出於經濟目的，會被立即移交中方。但如果是政治動機，就跟他推心置腹談一談，不移交，派他悄悄跑回去執行任務。

甄別的重點在於快速識別職業間諜，這通常不難，他們大多傲慢無禮、言語輕蔑、翹著腿抽菸…… 立即押送移交回去。一些逃離政權、知曉寶貴秘密的中國情報人員被拉攏跟KGB合作，不適合進一步發展之人則安排到偏遠地區國營農場——主要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勝利”國營農場，並在他們中間安插線人。線人不知從哪裡買一頂舊軍帽戴著，天天到同胞家串門，打聽KGB感興趣的事情，拿10盧布酬勞。

1980年代末《獨立報》記者季姆琴科有機會訪問那邊，他如此描述其中一個居民點：

“在被世人遺忘的馬加丹州埃利根村，靠近雅庫特邊界、離冷極奧伊米亞康不遠的地方，記者的機緣把我帶到‘中國城’。這是當地人給一個犯人安置區起的諢名，中國叛逃者多年來一直在警察和KGB密切監視下生活。在中國和蘇聯關係轉暖的前夜，這個居民點正在度過它最後一段時光，所以我才有機會找居民和管理者談話。

我的第一位交談對象叫李心成（音譯），他自稱1971年逃避‘文化大革命’迫害主動向我國邊防軍投降，於是出了甄別營又進安置區，最後落腳在埃利根。那麼其他被安置者有沒有別的經歷和故事？俄羅斯安全部（譯註：1992年1月-1993年12月存在，今俄聯邦安全局前身）駐馬加丹州反情報官員麥德維傑夫向我分享了極北地區這種特殊定居點的往事。眾所周知，1960-1980年代蘇中關係緊繃，戰爭一觸即發，所以我國安全機關看每個中國叛逃者都像間諜，於是有了甄別營和犯人安置區。我們不能把這些中國人隨便攆回去了事，因為兩國正處於全面外交對抗。曾有幾次把中國人移交中國邊防部隊，結果他們當著我們代表的面開槍打死了。麥德維傑夫講，後來中國派人赴蘇聯強行‘定居’，任務是全面了解地形和當地經濟、掌握具體情況，潛伏‘一段時間’。這些肩負使命的人接受過怎樣站穩腳跟的指導，首先嘗試找蘇聯婦女結婚，取得合法身份和活動自由；或者故意犯一點輕罪，服滿刑期拿到釋放證明，憑證明申領護照。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公民被限制在交通不便的科雷馬。他們當然不願接受，屢屢嘗試逃往俄羅斯內地。但所有的逃跑都以失敗告終，因為中國人居民點充斥著告密者和逆用特務。總而言之，國家安全機關警惕性特強。

居民點的氣氛十分緊張，打架、殺人、吵吵鬧鬧。雖然可以隨意活動，但制度非常嚴格：不准走出村子，夜晚10點熄燈，檢查和搜查沒完沒了，犯錯就關禁閉室，酗酒三次送勞動醫療防治療養所強制脫癮一年。然而即便做囚徒，他們也設法在俄羅斯紮下了根。

我問李心成有沒有老婆孩子？答：‘我在俄羅斯跟不同的女人生了五個孩子，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哪裡都有，總之我在你們國家被監視生活了20年。’

然後一切都顛倒了。戈巴契夫上台同中國交好，推行另一種極端政策：大開國門，鄰居似雪崩般湧來。昔日遠東和極北安置區的許多犯人終於獲得自由，紛紛跑進俄羅斯腹地。這些人早已熟知俄羅斯的語言、傳統和思維方式，準備好了像其他人一樣‘定居’在俄羅斯內陸”。

某位甄別過100多個中國越境者的KGB官員評論上述報導：
“我沒見過當場處決的情況。但幾乎每個移交回去的中國人都被立刻反綁在棍子上，兩個人抓住，第三個人用靴子狠狠踢他。我們一直要求中國邊防部隊別這麼做，至少別當著我們面打人。有一回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一個大尉帶著機密文件來投誠，跟他談話，他表示：你們還沒接觸過中國人。他們純粹無處可去，或者用‘軟辦法’——結婚、安家落戶。中國人是很好的顧家男人。我們吸收這個大尉給我們工作。這是1969年的事”。

說到所謂“軟辦法”，國家安全局榮譽官員斯米爾諾夫上校在著作《邊防審訊員的檔案》中介紹過一個娶妻落戶的案例：

“倆中國人生活在濱海邊疆區，算是我們的某種顧問。其中一位著急找老婆。不知怎的他們發現科雷馬河邊一個小村莊住著一戶塔茲人，塔茲人是北方一支少數民族。年輕的那個弟弟決定跟人家結親，他俄國名叫別佳，哥哥有眼病叫瓦夏。我們三人一同進村，一位地段警察跑來協助。離客船發船還有一小時，新郎新娘躺床上，我和他哥和警察在窗外挨凍半個鐘頭，因為新郎正在屋裡做愛呢。沒掛窗簾，房基塌陷，室內活動一覽無餘。上了客船，安排兄弟住兩人艙。捕撈秋刀魚的女人們就搭乘這種船返回。海邊的人都管它叫‘醉船’——大部分女人喝得七葷八素，雙眼無神、面如冰霜。偏偏那些男的總愛往前貼。

我第一次檢查倆中國人的時候，到處找不到新郎官。哥哥瓦夏沉默不語，呆滯地瞪著那隻獨眼。我繞著客船走一圈，沒見別佳蹤影。那些年輕女人真能把他推下船。因為當時，達曼斯基島事件之後，中國人不受歡迎，何況他一句俄語不會說。

我敲開客運大副艙門，他滿臉不高興，站在門口不打算幫我。一群全裸女人推開他，說：‘找中國人嗎？他在21號艙！’我和大副過去把新郎官從醉酒婆娘身上拽開，婆娘在我們背後叫嚷：‘那你來呀！’

就這樣好不容易抵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給新郎買點東西，給哥哥裝個義眼，他倆就安心不吵鬧了。”

可以這麼說，那些“被盯上”的人，先拉去上一堂社會現實課，然後再上KGB的“專業課”。所謂社會現實，體現在招待他們吃好喝好，帶往商店參觀，登時瞠目結舌：這是宣傳吧！這不是宣傳，宣傳在國境那邊兒呢——那邊兒說俄羅斯人饑寒交迫。商店擺著奶油、香腸、稻米、麵包和菸捲，都是中國人喜歡的東西。

之後開始策反逆用，送回去執行任務。但格里戈利耶夫說：“我們掌握可靠資訊，這條渠道也被中國情報機關頻繁用來滲透他們的間諜。所以篩選變節者要慎重，枝微末節都得考慮到，包括直覺在內”。

例如一對夫妻進入濱海邊疆區，謀職找工作。但偵察員很快注意到小細節：丈夫和妻子睡覺不同床。施加沉重心理壓力，二人承認不是真夫妻，是為了滲透俄羅斯假扮的。遂遣送他們回中國。

沒多久又冒出一對，自稱可以提供機密材料。把二人安排在秘密住所，之前的情況再次重演：丈夫和妻子不同眠，女的睡床男的睡地。兩人迅速逃走，被列入全蘇通緝名單，最後在哈薩克抓獲。他們逃亡途中在火車上搶劫一位俄羅斯人大筆現金。“夫婦”押送莫斯科，如有必要，可以讓他倆為我所用。

濱海邊疆區國安人員積累了豐富經驗，寫出一本怎樣識別各類變節者的小冊子，後來成為全KGB系統培訓教材。可資識別的標誌甚至包括服裝，因為每年都用布票買布。一位審訊員回憶：“觀察偷越國境者的衣服，我知道哪個公社哪年供應的什麼料子。中國人愛惜衣服，一條褲子穿很久，補丁摞補丁顯示出什麼時候供應了什麼布，更因為這些布顏色不一樣。”後來KGB要求印發《偷越國境者初步偵察》參考手冊，作者之一回憶說：“1982年我到莫斯科參加培訓，在那裡受委託編撰這本書。剛開始不知道是蘇聯KGB的命令，就寫了些俏皮話取樂，比如在偷渡者體檢項目裡加上我很喜歡的一句話：‘龍伯格測試保持穩定’。沒想到居然通過主席審查印出來了。如果我事先知道，肯定不能亂開玩笑。而現在聯邦邊防局審訊員教材裡就有我的這些貢獻”。
（譯註：“龍伯格測試”是蒙眼進行的身體平衡性檢查）

國安人員掌握第一手資訊，知道東方國家搜集情報的套路。舉個例子，戰前濱海地區出現一群偽裝成越境游擊隊員的朝鮮人，自稱躲避日本人追殺從滿洲里逃來。濱海地區反間諜部門已經知道他們是日本特務，遂將計就計：派宋姓國安少校接近這些人。告訴朝鮮人上級信任他們，安排住在城郊，可以去劇院看戲，定期接受特殊培訓。宋在他們中間如魚得水，不光傳遞情報，還經常秘密越境。遊戲進行的很順利，直到戰爭前夕決定把他們全部消滅。

另一次有個叫“于貴”的（音譯）叛逃蘇聯，KGB認為又是圈套，假意製造充分信任于貴的氛圍，開始幫他準備進出中國的穿梭行動。于貴執行了第一次任務，後來得知這次返回中國接到的指令是搜集關於軍事單位部署、指揮員姓名和武器裝備方面的資訊。返蘇後于貴忙碌起來，尋找監視、監聽設備。等一切準備妥當，他開始違反居住制度頻繁出入森林，在軍事設施附近晃蕩。鄰居面前于貴解釋說自己喜歡摘漿果、拾蘑菇、下河撈魚，跟當地朝鮮人交往密切，經常夜間外出。終於惹惱了時刻警惕監視他的人，當于貴再次夜間離家時，“七小隊”（隸屬內務部外勤監視第七局）的人假扮醉漢一擁而上拳打腳踢。從此于貴天黑不出門了，但白天照樣行動。不久KGB派給他第二次任務，這次從中國境內帶回一些情報，因而獲得獎勵。他用KGB賞的錢購買照相機、望遠鏡，偷偷摸摸拍攝軍用機場時被埋伏小組抓獲。審訊中于貴承認自己的間諜行為並被判刑。

當然，做這種事情有時候結局是很悲慘的。

曾有三名KGB人員陪同代號“蒙古”的中國間諜前往波格拉尼奇內鎮鄰近地區。途中一名KGB身體不適，留下休息。抵達後第二名KGB出發檢查國境線，第三位是個小年輕，在車內陪同中國間諜。等待過程中這人睡著了，中國間諜抽出他的配槍先朝心口打一槍、又朝腦袋打一槍，拔腿就跑。也許他本沒打算今天逃離，但事已至此不得不這麼做，所以最好帶點功勞回去——比如蘇聯手槍和消滅一個蘇聯KGB，倘若被自己人抓住也有東西交待。當他跨越足跡檢查地帶時被發現，邊防巡邏隊趕至現場。中國間諜用一顆子彈打死撲過來的軍犬，用另一顆子彈打死自己。

遺體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兩名KGB奉命掩埋。二人給掘墓工人一瓶酒，沒親自核查屍體，結果工人誤把間諜跟某個蘇聯朝鮮人搞混了。後者家屬來辦遷葬，驚見棺內躺臥中國人，嚇得不輕。最後只好重埋一回。

再來談談非法越境的蘇聯人。中國在撫順建立一座監獄關押他們，該監獄曾關押前國民黨戰俘直到1972年。蘇聯人使用單獨的監室，還可以到圖書館借閱帝俄時代的書看。這些人主要是逃避戰友欺凌的士兵，以及刑事犯或酒後迷路平民。比如1967年哈薩克有個叫昆芝巴耶夫的人喝多了騎馬進入中國，十一年後中方連人帶馬一併送回。

1977年中國作為善意舉動遣返的第一個變節者叫邦達利，曾是國營農場工人。此事甚至匯報給安德洛波夫本人。1970年該邦達利酒後迷路，領著狗步行跨越國境，向中國邊民投誠。蘇聯邊防軍曾追蹤邦達利足跡，發現覆蓋老虎掌印，繼而找到猛獸趴臥痕跡和一根骨頭，判定邦達利葬身虎口，帶回骨頭銷案。實際上邦達利被送到牡丹江市，混了個“餓死鬼”的名聲，因為他體壯如牛，一餐能吃中國人一天飯量。

中國人善待邦達利，給他安排工作，定期詢問他將來願不願意當國家部長——如果蘇聯發生政權更替，從烏拉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可能分離出一個新國家——邦達利對此持積極態度。他“被迫”撰寫俄文公告、綱領、呼籲書和傳單。後來某年十月革命紀念日邦達利再次喝醉，毆打中國人。當局把他丟進監獄，但繼續嘗試策反，帶他參觀劇院和長春市的“機器製造廠”（譯註：可能指長春第一汽車廠）。該廠是蘇聯1950年代援建的，指給邦達利看放工具機的“位置”，告訴他根據契約此處本應有蘇聯援助工具機，但工具機沒來，擺一塊牌牌寫著“這就是蘇聯履行契約的方式”。

最後遣返邦達利的時候，中國把那條狗也還了。雖不知七年間狗在哪裡養著，幾乎走不動路，卻含著淚一眼認出舊主人。邦達利拒絕抱狗回去。

同樣關押在撫順監獄的還有米羅諾夫中尉和列兵斯塔裡科夫，二人在蒙古國境內狩獵狍子，追著追著跨越國境。米羅諾夫讓斯塔裡科夫留下看車，自己上山觀察地形，這時中國邊防部隊衝出來逮捕斯塔裡科夫，向他腿部開槍，又打掉大拇指一截骨頭。中尉聽見槍響飛奔救援，同樣被捕。關押期間斯塔裡科夫兩次越獄，鑽進火車廂貨物底下忍飢挨渴，試圖越境回家，但兩次都被中國邊防部隊截獲。

某年邊境工事區走失了列兵阿維季相，他的兩個戰友因涉嫌欺凌被捕。經過長時間審訊，倆兵痞招供他們把阿維季相溺死在市內公廁。於是清空廁所，果然發現一具屍骨。偵查持續一年半，案件移交法院，忽然中國那邊把活生生的阿維季相送來了！原來此人跟戰友鬧矛盾，戰友把他弄到烏蘇里江邊，呼喚中國漁民游過來帶走阿維季相。於是阿維季相被中國邊防部隊抓獲，關押一年半，因為沒什麼利用價值而遣返。

1970年情報總局(ГРУ)駐遠東地區無線電監聽站軍官瓦連京·捷爾別涅夫叛逃中國，關押九年送還蘇聯。

同年中國向阿穆爾州移交俄羅斯奧賽梯人布利塔耶夫，此人曾在貝阿大鐵路工作，使用裹著玻璃紙的自編樹條筐漂過阿穆爾河越境！中國情報機關把他單獨關押，開始策反，許諾一旦蘇聯變天就讓他做高加索地方官。中國原本的計劃是派布利塔耶夫到莫斯科附近潛伏，買棟別墅，秘密成立組織嚴密的地下黨。預備在外高加索、中亞、波羅的海沿岸和烏拉爾設置黨支部，中方認為這些地方將變成蘇聯最不穩定的地區。

就這樣準備了約一年光景，研究了途徑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或阿穆爾州（備選）偷渡回蘇的路線。然而即將行動前夕，早先做過軍用貿易機構採購員的布利塔耶夫動起商業腦筋，聲稱中國人不知道蘇聯物價，給他買別墅的錢根本不夠。中國人表示錢足夠了，布利塔耶夫高加索犟脾氣發作，雙方在酒後爭吵中不歡而散。之後三個月中國情報機關停止接觸布利塔耶夫，決定踢他回去。這件事做得真巧妙，遣返之前完全瞞著布利塔耶夫，拉他到小城綏芬河設宴灌醉，再用掛窗簾的車送至邊境檢查站。布利塔耶夫毫無防備下了車，據現場一位KGB回憶：“我頭回看見一個人的瞳孔嚇得發白”。布利塔耶夫押到莫斯科審訊一年，等於說他在中國、蘇聯蹲了兩年牢，最終“心理崩潰”進精神病院。

伊爾庫茨克居民索科洛夫最後命運也是進精神病院，他交待自己打算偷越國境找中國婦女結婚。為了帶點“禮物”過去，索科洛夫開始搜集西伯利亞軍事單位和軍工廠情報，進入工廠和航空設施偷拍、畫圖。不得不說這人藝術天賦極高，後來工程師們審看索科洛夫在某廠畫的航空發動機零件素描，冷汗直冒……

此外，又發現索科洛夫記憶力超群，精通五卷本俄文《毛選》，隨便提一段話他都能精確指出某篇、某頁、第幾行。而且他體力充沛，不僅拳擊出色，還能背負50公斤包袱行走60公里。這些本領似乎不應該出現在“尋常人”身上，檢查結論稱索科洛夫患有“精神分裂症”。

KGB負責運輸安全的部門也調查涉及中國的民航案件。根據最高蘇維埃法令，1973年1月之後“劫機”屬於單獨罪名，所以每架大型客機上都有武裝警察執勤以防萬一。1973年5月18日蘇聯公民勒扎耶夫劫持莫斯科至赤塔的圖-104客機，威脅炸機，要求改飛中國。乘警開槍擊中勒扎耶夫後背，攜帶的簡易炸彈忽然爆炸，飛機凌空解體，81人全部死亡。

1985年12月19日，三十三歲的航班副駕駛員列茲金·阿里穆拉多夫劫持安-24客機迫降在黑龍江省甘南縣境內農田。哈爾濱法院判處此人八年徒刑，三年後釋放，1989年移交蘇聯。1990年雅庫茨克自治共和國最高法院又判他五年監禁。

一架蘇聯直升機迷航，迫降中國境內。中國邊防部隊很快來到直升機和飛行員身邊，之後飛行員又協助因暴風雪聯繫不上基地的中國人撤離。

英國反情報官員彼得·萊特講過：“間諜活動是一種幾乎不留痕跡的犯罪，所以直覺，無論好壞，總能在成功揭露這種活動上發揮重要作用”。

1978年5月9日某人跳下濱海邊疆區達利涅列琴斯基地區沿國境線運行的火車，橫渡烏蘇里江到了對岸月牙湖附近。蘇聯邊防軍在岸邊發現仍有體溫的衣服、一包煙和門鑰匙，通知哨所和巡邏艇警戒。達利涅列琴斯基邊防總隊報告哈巴羅夫斯克總部值班人員，請示如何處置，但軍區領導嚴重玩忽職守未作應答。於是參謀長命令視情況採取行動，務必阻止非法越境。邊防總隊長得令，決定去到中國一側實施抓捕，支隊長帶20個登陸人員乘坐兩艘“鸛鳥”汽艇靠上中國江岸，朝天鳴槍，緊追偷渡者。此時偷渡者已深入中國2千公尺，跑進一間木製哨所。抓捕隊進屋搜索，見空無一人，後來才知道偷渡者藏身湖沼水下，像職業間諜一樣含著蘆葦呼吸。支隊長抓了幾個農民用於後續雙方交換，可農民躺地上不肯走。支隊長放了幾槍，嚇得農民紛紛跳起來。據1993年哈爾濱政府出版的該省對外關係刊物，此舉造成兩名中國人受傷。

若非抓捕隊員通過電台及時接到撤離命令，真不知事件如何收場。命令直接來自莫斯科邊防軍司令部，他們已經知曉情況。

第二天中國方面提出抗議。時任邊區黨委第一書記直言：“正是愚蠢的決定導致了武裝衝突”。安德洛波夫親自過問調查，懲罰一些軍官，但忠實執行支隊長命令的戰士受嘉獎。

然而事件終究鬧大，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聲明，出示蘇聯邊防軍遺留的彈殼做證據。蘇聯道歉的理由是追捕武裝逃犯，要求將此人遣返，但究竟姓甚名誰卻說不清楚。

然後，彼得·萊特講的“直覺”起了作用。

濱海邊疆區原KGB局長格里戈利耶夫說：“如果這事能講的話，我常常夢中辦公，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偏門辦法”。這一次他又發夢，夢見下屬報稱東方港宿舍不明人士失蹤，“接著我腦海中顯現手拿門鑰匙的模糊人影”。早晨上班，格里戈利耶夫命令把在烏蘇里江岸拾獲的鑰匙拿去東方港宿舍逐門查對，發現偷渡者系失蹤工人斯塔爾琴科。後來KGB經由自己的渠道核實斯塔爾琴科經中國去了美國，從那裡給在克拉斯諾達爾的情婦打電話，被全程錄音。

多年前泰加森林曾有過一次搜尋中國越境者的行動，甚至莫斯科派員指導，然而遲遲無果。當時參加搜尋的斯米爾諾夫大尉回憶：“一名當地人到我面前說，請原諒，也許你聽了不信，也許會笑，但我岳母是村裡有名的算命婆，眼觀千里。她用自己的辦法找了兩天，說應該在這片地區搜索。盧比揚卡來的上級聽完點點頭：多麼有用的幫助！算命的也給你們做事啊！結果偷渡者在算命婆所指位置不遠處被抓獲。我不信什麼占卜，但事實如此。”

所以還是那句話，直覺無論好壞都有用。

即使到了蘇聯KGB解散前夕，非法越境問題仍有待解決。1991年9月某天上午八點，第一總局局長謝巴爾申案頭“主席（巴卡京）專用電話”鈴響：
— 日本報紙說幾千個黨員幹部正通過新疆偷渡中國，立即查證。
— 我認為這是假消息。現在傳開了嗎？
— 立即查證！

主席下令10分鐘後，駐北京和東京的情報機構已經接到電報，要求他們迅速核實並向莫斯科匯報。謝巴爾申回憶：“任務就是任務，我幹這行這麼多年執行過許多荒謬任務，多一個少一個無所謂”。

同樣的命令也下達到哈薩克、吉爾吉斯的邊防軍和KGB。事實證明恰恰相反：抓獲了兩個中國越境者，已遣返回去。

沒多久電話鈴又響：
— 關於叛逃者您有什麼消息嗎？
— 邊防軍說一切平安。
— 邊防軍說什麼不勞你告訴我！情報怎麼講？
— 還沒有。一旦我從駐外機構得知情況立即向您匯報。我相信此事是假消息。

再後來，駐東京的情報員約文章作者見面，那個日本人援引了一些模糊傳聞。駐北京的直接斷然否認中國接收任何叛逃者。謝巴爾申面見巴卡京說：“這是相當明顯的虛假報導。作者料到新政府心態不穩，故意動搖共產黨人。謊言會被揭穿——但這不重要，疑心未消，下次有毒的種子還會從其他地方扔到犁好的土壤。這種手段我們太熟悉了”。

謝巴爾申表示：“決定忽略日本的報導——這是完全正確的決定。直接無視它，假宣傳就沒用了”。9月6號《消息報》刊登簡訊：“昨天我們發表了塔斯社東京消息，稱KGB工作人員和蘇共黨員幹部外逃中國。我們的記者對此進行核實，發現不符合事實”。

所謂“我們的記者”，想必就有謝巴爾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