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苗·查爾內（歷史學家，記者）

今天經常聽聞、讀到一個令人不解的問題：“擊敗希特勒的國家居然有希特勒崇拜者公開上街？”提這問題的人顯然以為他看見的納粹分子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出現的。實際上，如今俄羅斯新納粹分子的前身在蘇聯時代就已產生。只不過那時候他們被迫從事地下活動，秘密表達觀點，而且不同於其他民族主義團體，他們沒有自己的“史官”，所以流傳下來的事跡不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俄羅斯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青年部、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紀念”檔案館、1979-1991年《蘇聯公報》等來源找到一些資料，足以查考俄羅斯境內希特勒徒子徒孫的主要活動。

“怪咖”和“政治家”

關於蘇聯納粹主義團體的最早材料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後期，從那時起直到1980年代末可以找到幾十個案例，記錄了不同年齡段和社會地位的人（盡可能）公開宣稱自己是納粹主義支持者。這批人大致可分為兩類，即所謂“怪咖”(стиляга)和“政治家”。“怪咖”基本是在校學生和青年人，在納粹主義群體中占多數，精神上認同納粹主義美學及其列隊遊行、對形體美的崇拜和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

目前所知第一個“業餘愛好”性質的新納粹團體是Ю.П.尤爾琴科（1939年生人）領導一群基輔中學生創建的。他們最初只把法西斯主義當遊戲玩，後來決定組成納粹主義青年團（形式上是法西斯主義，因為當時的蘇聯人很少懂得區分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之區別），名喚“SS維京”，宗旨是在蘇聯建立“國家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強制實行社會主義，並且認為希特勒是個天才。偵辦他們的刑事案件1957年12月終止，因為查明該“維京”團體成員除了胡打胡鬧之外沒有進一步行動。

1960年4月在巴庫查獲另一個親納粹團體。該團體成員是兩所本地學校的九年級學生，他們開會討論納粹主義“優越性”和元首的“傑出思想”，反思德國“意外”戰敗的原因。其中幾位學生家長社會地位頗高（亞塞拜然地方工業部長、亞塞拜然內務部核心機關成員），沒料到孩子居然對希特勒生平興趣濃厚，四處收集德國1930年代老照片，又縫製了一面帶卐字的旗幟。然而這一切很大程度上仍然屬於遊戲，所以他們最多能做到5月9日佩戴納粹臂章去上學。

效仿納粹的習氣到了1970-1980年代蓬勃發展，一些中學生秘密成立“法西斯主義組織”。此種潮流的催化劑是電視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它是蘇聯影視業最早展示納粹主義“宏大風格”的作品之一，同時將之“人性化”了。蘇聯當局很快意識到這種愛好相對無害，所以大多數“怪咖”一旦被黨組織或共青團抓住，懲罰僅限預防措施，也就是叫到KGB和區委/州委辦公室訓話。1985年克拉斯諾達爾逮捕的С.Л.謝爾巴耶夫大概是最後一個這種“怪咖”，此人聽重搖滾，認為“法西斯主義是自由人的敵意聯盟”，而非“奴隸的友愛聯盟”——也就是他所指的蘇聯制度。

跟“怪咖”不同，“政治家”不是被納粹主義美學、而是被希特勒本人所吸引。“政治家”多數是心智成熟之人，個別人可能屬於某個持不同政見團體。然而，由於他們對國家社會主義綱領的了解十分模糊，往往只鍾情於一條：消滅猶太人。例如維亞切斯拉夫·索列涅夫，他退出維克多·波列諾夫的“俄羅斯人民民主黨”之後，1957年制定“俄羅斯民族黨”黨綱，但根據波列諾夫的說法，索列涅夫的觀點後來趨向緩和，1980年代後期開始呼籲區別對待“有害猶太人”和“有益猶太人”。

阿列克謝·多布羅夫斯基結夥成立的“俄羅斯國家社會主義黨”也是親納粹團體，1950年代後期活躍在莫斯科。儘管多布羅夫斯基1990年代初接受採訪時表示自己不崇拜希特勒，可後來又聲稱對“納粹黨的手勢和禮儀、德國人的精確性”印象深刻，他的朋友們則喜歡“戰鬥力、堅定言語、紀律、服從、符號和舉臂行禮”。雖然他們的父兄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犧牲，且戰爭結束不久，卻絲毫不影響該黨黨員。多布羅夫斯基說他的支持者（當然還有他自己）認為害死百姓的不是希特勒或史達林，而是另有其人（換句話說，抱持戰爭對美國或“世界猶太人”有利的觀點）。

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不迷戀希特勒人格。當回憶自己1958-1961年第一次在摩爾多瓦勞改營服刑以及同俄羅斯黨衛軍的關係時，多布羅夫斯基否認納粹大屠殺，遺憾表示希特勒“是大自由主義者”。而按照波列諾夫的說法，多布羅斯基進了勞改營仍主張效仿法西斯路線殺光猶太人。同時多布羅夫斯基也有崇拜納粹“宏大風格”的一面——曾在勞改營身穿黨衛軍制服拍照。

1963年沃羅涅日查獲三名17-19歲青年人一年前成立的團體，自稱：“國家社會主義秘密軍事組織”，擺出一副要見血的架勢。他們不僅慶祝希特勒生日、佩戴從戰場遺址拾獲的納粹勳章，還漸漸囤積武器，準備戰爭爆發後打擊蘇聯政府。搜查中至少繳獲一支用自動步槍改造的短管槍。由於缺少資料，無從確定該團體被捕後的命運。

類似情況還有不少。例如1970年12月阿穆爾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某個姓連塔耶夫的工人張貼傳單，寫著：“我們的理想：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萬歲！”1973年在押人員В.М.克拉斯諾夫向聯邦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投寄“納粹黨綱領提要”，1974年另一名在押人員Ю.Е.巴庫寧制訂“國家社會主義黨章程”——但不清楚這究竟屬於頭腦發熱，還是為了被轉移到政治犯監區而故意耍的手段。1981年阿列克謝·維堅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加里寧格勒（譯註：今科羅廖夫市）成立“俄羅斯新工人民族主義黨”，1990年代此人聲名狼藉。

虛虛實實之間，還有個尼古拉·布勞恩（1938年生人，1969年被捕），當局對他的指控包括慶祝希特勒生日等。布勞恩同案犯之一阿納托利·伯格後來說布勞恩一方面很喜歡研究希特勒，願意聽人家私下稱呼他“元首”，但另一方面，慶祝希特勒生日是故意遊走危險邊緣的把戲，布勞恩似乎對此情有獨鍾。21世紀初布勞恩本人也自辯說慶祝希特勒生日乃是“為了讓人注意他的反布爾什維克活動”，而在法庭上這項指控被添油加醋變成了：企圖炸毀列寧墓。

希特勒是艾森豪變體？

翻閱這些刑事案件和回憶，不禁要問：為什麼全國幾十（甚至幾百）人選擇第三帝國元首做偶像？抗擊第三帝國戰爭的硝煙才剛剛散去呀！

大膽猜想，這種選擇是出於“逆反”。他們不相信蘇聯官方宣傳成天妖魔化對手，抹黑杜魯門、狄托、1956年匈牙利起義者和希特勒是一類壞蛋。他們視希特勒為共產主義死敵，認為他遭受了不公正詆毀，就好比美國總統艾森豪一樣——許多“普通反蘇人士”在此公身上寄予厚望。一些“納粹分子”刑事案件能夠直接證實上述猜想，比如1957年3月查爾朱市逮捕的М.Ф.日羅霍夫，他朝警察大叫：“希特勒萬歲！法西斯主義萬歲！美國萬歲！”1958年7月逮捕的另一名被告乾脆高呼：“艾森豪萬歲！希特勒萬歲！”

而不清晰的反納粹宣傳導致這些人錯誤認知加深，例如1959年巴布什金市逮捕的某鍋爐工相信：“希特勒是個聰明人，他想解放俄羅斯人民脫離奴役”。

結果，納粹主義（確切說是法西斯主義，但那時候概念模糊）被當作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成熟替代品，主張堅決鬥爭共產主義，直到殺光蘇共中央為止。我們可以在莫斯科石匠Б.С.布利諾夫案中看出這種認同，該人1957年被捕，曾議論匈牙利事件說：“如果我們有蘇維埃-法西斯黨，本人第一個參加，揍扁共產黨員”。1967年提比里斯市三名中學生案（分別是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俄羅斯人）則表明法西斯主義在反政府者眼中多麼光輝：三個小子決心為終結蘇聯對喬治亞的占領而奮鬥，自稱：“秘密法西斯組織”。

必須指出，許多希特勒崇拜者，包括“怪咖”在內，對希特勒思想之真意半懂不懂。舉例來說，正牌國社黨員幾乎不可能接納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但1960年查獲的“巴庫集團”成員大多數是這兩個民族的人。1963年2月被定罪的猶太裔工程師格羅霍夫十分遺憾希特勒沒能征服蘇聯，他這種思想更令人哭笑不得。

特殊國情……

波羅的海地區親納粹團體的發展又跟蘇聯其他地方不大一樣，這裡的個別人崇拜希特勒有其特殊性，同當地民族獨立運動，以及辯白戰爭時期服務黨衛軍、偽警察的所謂“戰爭英雄”的思潮緊密相連。例如1962年1月一群青年人在塔爾圖市散發傳單，幫當地法院審判的戰時附敵分子說好話；1966年拉脫維亞民族運動一名成員在拉脫維亞國立大學教室畫卐字；1967年兩個立陶宛青年在利耶帕亞市跳傘塔頂懸掛卐字旗。1986年，拉脫維亞最後一個因反蘇宣傳被定罪的人：Р.希拉臘烏普斯稱得上是這種情緒的最佳代表，他遺憾德國戰敗，因為波羅的海地區激進民族主義分子認為如果希特勒戰勝的話，他們的國家將有可能獨立。

所以這些地方的親納粹言行表現得最突出。1969年4月11日塔林“萊奧萊奧”歌舞團在某集體農莊音樂會上表演了一支黨衛軍愛沙尼亞軍團戰歌。1980年9月22日塔林舉辦音樂會紀念本市解放，一群約20-30名青少年佩戴卐字袖章闖入會場，喊叫：“希特勒萬歲！”

此外還有德裔蘇聯人和戰時附敵分子惋惜德國戰敗的少數案例。

走向廣場

雖然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蘇聯納粹分子傾向於潛伏地下，但他們的“後人”八十年代初卻突然高調亮相。目前可確認的是，莫斯科市新納粹進行過兩次公開活動。

1980年4月，10年級學生維克多·亞庫舍夫（17歲）和一群同班同學跑去“巡查”莫斯科猶太教堂，他們身上僅有的納粹服飾是靴子和黑衫。亞庫舍夫本人表示他和朋友（10-12人）“只是看看”，表達“俄羅斯人對猶太人的興趣”。他們的行為當時並未引起公眾注意。

兩年後發生的另一次事件，即普希金廣場新納粹分子示威，卻被各家報紙廣泛報導。最先刊登此事的是《蘇聯公報》，它是異議人士克羅尼德·柳巴爾斯基在慕尼黑運營的。《蘇聯公報》報導說：10-15名高中生身穿帶卐字的黑衫於17點、19點兩次現身普希金廣場，其中二人（或稱六人）被警察抓捕。後來的報導進一步稱：示威期間“俄羅斯”電影院有人散發新法西斯傳單，這些人的頭目穩坐高爾基街對面的“里拉”餐館指揮手下，後者很快跟圍觀群眾扭打撕扯。巴黎出版的《俄羅斯思想報》對此報導說：“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一群青年企圖在莫斯科市舉行‘法西斯主義’示威。當天傍晚普希金廣場聚集大批年輕人，一邊是穿黑衫、剃短髮的‘法西斯分子’，其中一些人佩戴卐字徽章；另一邊則是各足球隊、冰球隊的球迷。本次示威活動事先已傳揚開來（莫斯科學校老師警告學生4月20號不要去普希金廣場，結果起了反作用——而這可能在當局意料之中）。據目擊者講，示威剛開始，‘法西斯分子’和球迷就打成一團，引起路人駐足。警方長時間觀察不干預，最終抓捕了一些‘法西斯分子’和球迷”。

有傳聞說蘇聯存在幾個小型法西斯主義青年團體，其成員主要是黨內高級幹部家子女。可想而知，此類團體在曾被戰爭重創的國家肯定不受歡迎。與其說“官二代”們同情希特勒，倒不如說他們同情這個缺乏真正領袖、強大權力和鋼鐵紀律的國家。

無論如何，這些“表演”終究具有很強挑釁意味，後果可能十分嚴重。如前文所言，普希金廣場示威事先已廣為人知，當局很可能會利用他們的“法西斯主義”性質來詆毀人權運動。

然而著名的俄羅斯右翼激進分子研究者弗拉基米爾·普里貝洛夫斯基對此事的描述要平淡許多：“……一群高年級學生，人數不超過15個，在人權活動家最喜歡的普希金廣場舉行‘示威’。孩子們多次同時抬右臂行‘羅馬禮’，一字一頓地（小聲）說‘希特勒萬歲！’。事後亞庫舍夫自吹自擂，稱他本人雖未在那個光榮的日子親臨普希金廣場，但示威者都是他的徒弟和追隨者。”

總結上面三種描述，不難發現這次新納粹示威事件真是一場爛戲。幾乎剛開始就變成對立年輕人互毆，有人受重傷了才被警察制止。雖然逮捕若干名，卻不知是否起訴定罪。

但無論如何，普希金廣場這種地方鬧出這種風波，本身就衝擊著首都知識分子和西方媒體的觀感。亞庫舍夫1980年“巡查”猶太教堂的舊案被迅速翻出來。同時《蘇聯公報》開始連續報導1980年莫扎伊斯克市審判18名新納粹分子案、1981年11月1日庫爾干市百餘名高年級學生穿戴卐字服裝和袖章呼喊“法西斯主義救俄羅斯”示威事件，以及南烏拉爾斯克市、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列寧格勒市（喀山大教堂附近）“等其他地方”發生的新法西斯主義活動。儘管正如弗拉基米爾·普里貝洛夫斯基所言，這些報導往往基於未核實消息，也就是道聽途說，但經由“西方之口”重複，就成了言之鑿鑿的事實迅速傳遍蘇聯，彷彿境內存在一種強大的法西斯主義軍事化組織。1983年1月已經有人詢問“知識”協會的講師：下塔吉爾、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和基輔是否真有青年人“呼喊納粹口號”。雖然亞庫舍夫自己說過：“沒有組織，沒有名稱，沒有結構，什麼都沒有。就這麼簡單，無非讀幾本關於德國、關於當代新法西斯主義的書……”後來，種種傳言徹底扭曲了普希金廣場示威事件目擊者的印象，例如在亞歷山大·列克姆丘克的回憶錄中，案發現場變成了“紀念希特勒生日大會……大家都穿一種衣服，互致‘希特勒萬歲！’，佩戴卐字袖章”——這種場景更符合1990年代的實際情況。

另一方面，根據弗拉基米爾·普里貝洛夫斯基的證言，1983-1986年每年4月20號之前莫斯科大學集體宿舍都會傳出風聲說“普希金廣場將有法西斯示威”。於是最活躍的大一新生並肩奔赴詩人紀念碑“打納粹”，到了地方發現除警察和共青團員巡防隊之外概無閒人。有時熱心學生會被抓去警察局，發生如下對話：
— 你來做什麼？給希特勒過生日？
— 不，恰恰相反，我來打擊法西斯分子！
— 傻冒！蘇聯沒有法西斯。你如果想跟他們鬥爭，去你們學校共青團員巡邏隊報名吧。

“反法西斯鬥士”警惕性高漲，1982年差點揍了一個名叫“奇怪遊戲”的新組建樂團。觀眾被樂團成員的裝扮驚到了，因為社會流傳納粹分子也喜歡打細領帶、兩鬢剃光。結果，“奇怪遊戲”很長時間不敢演奏進行曲，惟恐洗不清嫌疑。

那麼問題來了：儘管1982年不是進行示威的最好時機，究竟什麼原因促使蘇聯的“希特勒迷”公然走上廣場？為什麼之後不再重複呢？

西方的蘇聯研究者宣稱這次示威是蘇聯體制開始法西斯化的徵兆，認為黨和KGB內部的集團是青少年納粹背後推手。但後來的事情表明這種論斷站不住腳，因為研究者們無論如何找不到組織內部存在這種“集團”，當年的領導人們也沒在回憶錄中提起過。

然而考慮到新納粹分子的高調舉動和強力部門的消極態度，不妨假設幕後有KGB身影。此外，根據當年內務部消息靈通人士口頭提供的情況，國安部門代表早在1970年代末就禁止內務部對現存的法西斯主義團體採取行動。所以，示威是否另有目的，即新納粹只是稻草人，用來嚇唬那些對生活條件不斷惡化深感不滿的民眾。

有意思的是，當局千方百計不讓人議論新納粹示威。例如1982年4月26日莫斯科印刷學院預科班政治消息課上，學生П.馬斯洛夫開始談論新納粹示威，說他本人也在現場。黨史女教師立刻找來KGB官員格拉喬夫，後者告誡馬斯洛夫和朋友：“學生不該參與打擊法西斯，有專職部門負責”。最後馬斯洛夫險些被開除學籍。同時，從官方渠道洩露的消息輾轉登上國外俄文報紙。對納粹德國暴行記憶猶新的老前輩自然更願意站在政府一邊，暫時忘記“生活困難”。

改革後時期發生的事情使我們相信上述推測確實可信。根據《俄羅斯的納粹主義》作者維亞切斯拉夫·利哈喬夫的說法，安全部門曾經照此炮製“俄羅斯民族團結”(РНЕ)，增強該組織實力，在某些時候（如1993年10月）派其扮演稻草人。當其創始人、頭目亞歷山大·巴爾卡紹夫獨立單幹之後，РНЕ被迅速邊緣化。

除利用示威者扮演稻草人外，新納粹表演也是當局全面加強管控青年社會團體的好藉口。更重要的是，可以讓體育愛好者、尤其練武的“守規矩”。根據《蘇聯公報》一篇報導：早在學生示威前，家長們就在開家長會的時候被警告說目前有些親納粹團體打著各種體育俱樂部旗號成立。1984年政府下令禁止教授空手道。於是乎，原先散播的所謂體育社團是法西斯“幹部熔爐”的說法也成了堅實論據。隨後，黨的意識形態專家和情報機關開始打擊不合心意的音樂，宣布一些樂隊是“法西斯主義”。

浮出水面之前

至1980年代中期，納粹分子已經成為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城市傳說的常見角色。甚至有關於法西斯妖怪的兒童恐怖故事。可惜，除了一篇1982年6月一群穿卐字夾克衫流氓破壞夏園大部分雕塑的費解證詞之外，沒找到1980年代前期列寧格勒新納粹活動的其他文獻證據。隨著改革開始，新納粹不再是神話。我記憶中，《鱷魚》雜誌1980年代末發過幾篇文章繪聲繪色描述他們，但那時候形勢已經完全不同。開放政策喚醒了政治生活各個方面。少數“納粹分子”很容易融進“紀念碑”、“維涅季”、“РНЕ”之類社會團體中。納粹分子在城市傳說中的地位則被“柳別爾”取代。

1987年新納粹自己浮出水面，4月20號希特勒生日，兩隊17-22歲青少年身穿黑衫、臂帶卐字，沿涅瓦大街和“起義廣場”地鐵站附近齊步遊行。同日彼得戈夫也出現類似示威。新納粹大規模褻瀆猶太人墓地的墓碑昭示他們“出水”，4月17、20日兩天140個墓碑遭破壞或塗汙。4月25日一群青少年呼喊“打倒猶太人，拯救俄羅斯！”企圖砸爛列寧格勒猶太教堂。參加這些行動的以職校學生居多。列寧格勒新納粹頭目叫羅曼·博伊佐夫。前一年也就是1986年，列寧格勒警察局對本地新納粹遊行示威、褻瀆墳墓和打砸企圖熟視無睹。

當局對新納粹的追捕也幾乎停止了。蘇聯最後一起偵辦的納粹宣傳案1988年立案——塔林市逮捕策劃組織“愛沙尼亞民族法西斯黨”的С.若爾丁，但“由於情況變化”而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