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County-Level Ethnography读者来稿 ｜ 县域民族志大调研
This is a fieldwork handbook for County-Level Ethnography in China.
County, xian 县, has long been a crucial analytical unit in China, in both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and people’s conventional wisdom. In past studies, “county towns” 县城 have sometimes been regarded as self-contain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tities, exemplified by works like Cadres of a Middle County 中县干部, which examines the county-level political system. At other times, a county has been seen as a microcosm of China itself—like the research on Zouping 邹平, Shandong, conducted by foreign scholars since the 1980s, attempting to discern broader national trends through a single location. County as a scale often appears subtly in ethnographic subtitles, embedded in phrases like “based on a county in North China.”
More commonly, county towns serve as the assumed transition zon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na. Scholars conducting rural research stop for a meal at a county town restaurant or send emails to advisors from an internet café. Those studying cities often accompany migrant workers back home, inevitably passing through county bus stations, transferring from a minibus to a village-bound van. Ethnographic accounts sometimes follow villagers’ upward mobility into county towns before tracing their journeys to even larger cities. Since Golden Wing, counties have been recorded as the structural backbone enabling families to navigat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ife.
As mobility between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has accelerated, counties are no longer viewed as homogenous reflections of China in miniature. Some have broken through anonymity to gain recognition: Xinhua 新化 County’s dominance in the printing business, Dushan 独山 County’s staggering debt crisis, Cao 曹县 County’s rise as an e-commerce hub. “Coming from a county” is no longer merely an unremarked fact in university dorm conversations; it is also the nostalgia and ambition captured in the band Wutiaoren 五条人’s County Town Chronicle 县城记. Amid China’s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going back to the county town to open a café” has become a half-willing, half-reluctant choice for young people. Meanwhile, county-level high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creasingly absorb resources from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The county’s river (there is always a river going through the county town)—dammed anew, floating with fresh debris—embodies these shifting currents. These surreal yet familiar scenes evoke both unease and fascination.
So why go to the county? To do what? And how? These questions point to deeper cultural logics embedded in China’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Rather than debating in the abstract, we advocate for hands-on engagement—gaining a tangible understanding through grounded research. This Handbook for County-Level Research emerges from a fascination with the unsettling yet compelling transformations of county life. It is rooted in a political-economic framework that examine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y markets, national industries, and global networks. The handbook provides research case studies and step-by-step fieldwork methods (for example, “If your team exceeds the capacity of a single car, divide into smaller groups”).
For anthropological inquiries, we also encourage looking beyond political economy to explore the personal and familial life histories embedded in county industries—their emotions, decisions, and the meanings they create within their shifting circumstances.
· 编者按 ·
近日河南平顶山叶县的冷藏车窒息事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0名农妇搭乘冷藏车从附近的村庄到镇上的牛肉加工厂上班，8名车厢内的农妇窒息而死。值得一提的是，牛肉加工是叶县的重要产业。这一事故也折射着这一县域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镇上的小加工厂吸收着年龄偏大，未外出务工的农妇在家门口打工，再通过短视频平台卖货。
县，曾是中国社会调研重要的分析单位。在以往的研究中，县城有时被视作封闭而自洽的政治经济实体，如知名的《中县干部》所代表的县域政治体制研究。有时被视作一粒可以窥见整个中国的魔幻种子，如80年代以来，一众外国学者对山东邹平的调研，力图以此对整个中国的形与势作出判断。县域往往不知不觉地存在于民族志的副标题中诸如“基于华北某县”这样的短语里。
更常见的时候，县城是城乡之间的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过渡地带，在农村调研的学者在这里的饭馆稍作休整，在网吧里给导师回邮件；研究城市的学者有时会跟着打工人员回家，必经的一途是在县城车站从中巴转到下乡的面的；也有时，民族志的笔触会随着村民的兴盛而进入县城，再往返于更大的城市之间，从《金翼》开始，县就已经在民族志的解剖术中被纪录为一副供家族可进可退的筋骨。
直到城乡之间的流动越发加速，县也不再被视坐一勺照见中国的天然匀质原汤。突围的县城开始拥有姓名，比如新化县对打印店的垄断，独山县的负债奇观，曹县的自我电商化。“从县里来”不完全是大学寝室里没有回应的话题，也是五条人《县城记》里的欲望和回忆。而随着近年来的经济下行，“回县城开咖啡馆”成为年轻人半推半就的选择。还有县中，县医院，下沉到县里也抽走乡村的房地产，流经县城的那条河和上面新拦的水坝、新漂的垃圾。这些自觉的奇景相像而熟悉，但让人心有余悸而百看不厌。
到县城去，干啥？咋干？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深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中的文化逻辑。与其空议，不如实干，在具体的调研中获得实感。这份《新时期县域调研手册》基于上述“心有余悸而百看不厌”的兴趣和熟悉，立足于县域-地方市场与全国-全球市场关系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框架，聚焦在县域产业和县民生计研究，并给出相关调研范例和深具可操作性的手把手方法（如“人数超过一辆汽车容量时可分组行动”）。而如果要做人类学的调查，我们也建议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多寻找和追问县域产业中个人/家族的生命史和他们在处境中的情感、决定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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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超额利润来源面临岔口
内拓还是外拓？
改革开放仅30年，就让一个后社会主义半工业国，跨越式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也有人戏称为新兴准帝国）。这一转型奇迹的主要动力，是国家机器依托市场积极作为，建立起的“域内超额利润生产-价值转移体系（Internal Colonialism）”。使得基于区域、城乡、民族、性别等身份的差异都参与到再生产领域的不等价交换中，利用外向型经济（向国外发达国或国内大都市）交换所得积累超额利润。
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加速城镇化来挽救2008经济危机的产能过剩，造成全国再生产成本提高，外贸汇率优势下的“世界工厂”和“中美分工合作全球化”模式无法维系。中国试图寻找低附加值制造业和土建地产之外的新优势产业（基于技术垄断的超额利润），同时积极布局“一带一路”等外拓战略（基于对第三世界不等价交换的超额利润）。
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迟滞、贸易争端、新冠疫情等因素，使得帝国的路线选择更加摇摆、震荡——究竟是对外建立增量体系，还是对内挖潜存量体系？2020年以来，随着对外脱钩事件频发（芯片壁垒、棉纺制裁、严控香港、封关防疫、中概撤美股等），对内整合动作深化（脱贫攻坚、西部数字经济、新基建投资、农村土地流转、县域城镇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历史的天平似乎更加向后者倾斜。
近日河南平顶山叶县的冷藏车窒息事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0名农夫搭乘冷藏车从附近的村庄到镇上的牛肉加工厂上班，8名车厢内的农夫窒息而死。值得一提的是，牛肉加工是叶县的重要产业。这一事故也折射着这一县域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镇上的小加工厂吸收着年龄偏大，未外出务工的农妇在家门口打工，再通过短视频平台卖货。图源：澎湃新闻《10名农妇，搭上致命冷藏车》：www.thepaper.cn/news...
国家超额利润来源面临岔口
“城乡二元制”解释力衰弱
在研究我国地理空间发展的“中心-边缘”关系过程中，传统方法是聚焦“城乡关系”，大量学者、社会工作者投身乡村开拓事业。由于他们往往身处大都市，从而不自觉地尝试建立“大都市-小村庄”两个空间层级的剩余价值链条，造成许多推论停留在零碎的人本主义直观。事实上，城乡户籍歧视只是多种超额利润工具的一种，而且越来越不是最重要的一种。
随着大部分地市乃至省会放开落户限制，以及发达地区乡村（含城中村）藉由地产食利而崛起，“城乡二元制”的批判性越发只能用于解释北上广深的移民劳动者。这种理论导出的纲领“我想让农民工们落户北上广”也是自相矛盾：它一面认可大都市独有的文明，一面却又抵制这种文明的原因。这种理论导出的实践“乡建”也似是而非：它或许可以改变单个村庄在市场中的博弈能力，但只有服从市场的潮流才能存续，而这意味着有更多村庄沦为它的剩余价值来源。
改开以来，县域深度参与了“地改市”、“撤县设区”、县域城镇化等历史过程。先后经历了（1）县城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化（2）作为非正式雇佣劳动力源头地的半市场化（3）作为“三个一亿人”、“脱贫攻坚”、“基层治理”承载地的再市场化。
县域长期以来是地域关系研究、城乡关系研究中，易被忽略的层次尺度和分析单元，但随着乡村脱贫完成。近年围绕县城的舆论热度（如互联网平台“文艺复兴”、“宇宙强县”、“小镇青年”、县城地产热）、研究热度（清华、人大、农大等多校成立县域研究中心及下属社团）明显得到提升。
众多方面重新发现县域单元
官方：大力推动县域经济商品要素化
2021.6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
2022.3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壮大县域经济”
2022.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2022.6央总台推出系列报道“走进县城看发展”
恢复“省直管县”试点
建制派：县域相关智库、学社加速涌现
清华、北大、人大、农大、华东师等校成立县域经济研究中心
企业型智库：赛迪顾问
传统三农/乡建派也更多关注县域整合
国家主义少壮派：鼓吹“全国统一大市场”解决内殖问题
环球系、观察者系：玩梗狗哨技术被官媒直接学去，变得边缘化了；遂开始在国内基层新闻发力，用统一市场话术解释基层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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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泛左翼：《劳工通讯》、“佐伊23”、“小镇读书会”等媒体自媒体伴随沿海制造业内迁，开始更多关注内地县域工人经验
马前卒工作室推出独山县热门调查、“我们生长的地方”观众互动
马督工关于自己家乡的调研走访节目：www.bilibili.com/vid...
一种宏观分析框架：县域-地方市场与全国-全球市场关系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的社队企业迅速转化为乡镇企业，转向或已经趋向按区域市场内的消费需求组织生产；随着生产、生活资料流通的初步自由化，拥有沿海等区位优势、继承了之前较为发达的非农业生产力水平，且得到在地当局较少管制与较多支持的，以轻工业为主的某些地区（如苏南地区、浙江地区），渐渐主导了跨区域的国内市场；在价格双轨制下，这些地区的产品得以被与计划经济发达地区与大宗燃料、原料（包括农产品、矿产）产地的主要商品进行不等价交换；价值因而流向前一类地区，促进了这类地区的资本积累；即使价格双规制结束后，有利于特定地域的市场模式也长期得到了保持。于此同时，珠三角等地区又发展出借助外资，依赖区域外劳动力，面向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形成了一些学者称为“拆分型用工体制”的模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在地理与社会上与劳动力再生产空间相隔离；劳动者被支付的工资并非《资本论》中所讨论的、在特定雇佣关系发生的地点再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所有商品的价值，亦即其劳动力应有的价值，而是劳动者在故乡的区域市场甚至半自然经济中再生产其自身与其后代劳动力所消耗的商品价值；二者间存在剪刀差，换言之；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不等价交换；以上两种不等价交换，共同为中国资本主义在特定地域集中、快速地发展创造了条件，实现了价值在空间上的流动。在根本上，县域-地方与全国-全球的梯级市场，为中国资本主义转型创造了弹性，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贡献了超额剩余价值，为中国资本主义培养了可以承接梯次产业转移与多重价值链条的支持网络，并助力中国资本主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中西部与东北地区为中国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劳动力、市场、燃料与原料，以及相当一部分智力支持。在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上述情形又有一些新变化；一方面，房地产业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了欧美经典垄断资本主义中金融业的部分功能；所谓“一线”与“强二线”城市的房价，让外来白领劳动者或部分资产者必须向以这些城市为巢穴的垄断资产阶级缴纳“贡赋”；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出口疲软，公权力努力进一步“扩大内需”，并在中西部进行宏大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工程；并推动“精准扶贫”等运动，原有的区域性市场趋于瓦解，半自然经济几乎消失，大量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并依赖电商平台等工具所组织的全国性垄断企业进行经营与消费，这一趋势发展为所谓“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目标。原有梯级市场的消失，造成中国资本主义此前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主要杠杆断裂；为此，大陆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更多利用金融-地产杠杆来攫取超额利润，并继续实现区域之间的价值流动；另一方面，向内地更大规模地进行资本输入，不在局限于商业与资源开发活动，而是深度进入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制造业、旅游业、农业甚至文化产业之中。
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变化时段内，县域成为我们观察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型的重要棱镜。可以大胆估计的是，在当下，中西部与东北的县（也包括地级市等）的主要类型有：1、主要承接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与物流转移的县。2、主要继续发挥劳动力再生产职能的县。3、主要继续从事资源型产业的县。4、主要从事旅游等服务业的县。在可预见的阶段，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内地，伴随着产业转移，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披着各种不同外衣的阶级斗争案例。抓住了区域间价值流动这一伴随着阶级间价值榨取而持续存在的中国资本主义主要特点，就有可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资本主义，并提出相应的方案。
任柯安《從鄉到城：一個中國縣城的社會轉型》（2021，臺大出版中心）
理论参考资源
史前史：
安东尼奥·葛兰西《论南方问题》
列宁：《帝国主义论》、《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Michael Hechter：Interna lColonialism：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第二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构》，第三章《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剩余利润的三个主要来源》
当代中国：
刘东旭：《流动空间的社会秩序》
刘雅灵：《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歧》
刘岩：《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
02 如何发起调研？
找到感兴趣的地方
出于 “鼓励迈出第一步”的考虑，本手册把兴趣和熟悉放在优先地位，初次打算调研的读者，可以首先思考“我/我们想去哪”。以下是案例选取参考法则：
范围界定：县或县级市，或撤县设区时间不久的行政单元。
熟悉法则：亲友故乡、工作地，有熟人在机关、企业等空间。
兴趣法则：依据新闻报道、文献情报、文艺作品。
可行法则：交通便利、资料易获取。
生产优先法则：生活（再生产）空间虽然丰富热闹，但问题驳杂、人员分散；而生产空间往往问题鲜明、行为切实，如有途径造访生产空间（办公/工业楼、园区、产业片区等），应积极争取、优先安排，以免错失机遇。
邀请感兴趣的伙伴
背景多样结合：外地人+当地人、熟人+新人、社会人+在读生……
技能多样结合：从业+科研+交际、文献+踏勘、定性+定量、文社理工多学科……
通常来说，超过2个人即可成行，人数超过一辆汽车容量时可分组行动。
初步谋划各环节分工合作：案头工作、现场工作、成果制作、后续追踪各环节所需资源、应变预案。
框出感兴趣的问题
研究问题的出现，让“调研”区别于“旅游”。
研究问题可根据精确程度分为：（1）笼统母题：一个中心明确但边界模糊的问题集合，例如“某县经济水平是高是低？”；（2）聚焦问题：一个中心和边界都明确的问题，例如“某县GDP总量/增速/人均在该省处于何种水平？”；（3）科学问题：能够得到证明/证伪的问题，通常用于探究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某县GDP与哪些因素有关/无关？”
研究问题可根据实施方式分为：（1）描述性研究问题：用一定逻辑条理（乃至理论框架）把研究对象呈现给更多人，建议和既有类似事物进行深入比较，以免“外宾式浅逛”，例如“近年提倡的‘新旧动能转换’和以往的‘腾笼换鸟’有何区别？”；（2）解释性研究问题：发现某种不常规的现象（或否定某种常规的成见），并解释其内外关联事物的逻辑关系，例如“某县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交通成本相当，为何更多人去珠三角打工？”；（3）实验性研究问题：研究者介入改变某些自变量，观察因变量的变化情况，例如以不同身份向同一个人员/组织咨询同一个事项。
研究问题可以来源于：（1）感性观察或印象：在线卫星地图/街景&城乡规划&自然资源&交通规划图纸、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当地作者、当地亲友口述等；（2）概要文献：统计年鉴、县志、政府工作报告、五年发展规划、新闻报道检索等；（3）专项文献：中外科技文献、政府部门文件、商贸信息、社会消息；（4）类似案例研究：意大利近代以来的南方问题、当代巴西的东北问题、两德统一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东部问题、美国南北战争后到民权运动前的南方问题……
研究问题和案例地是彼此影响的，决策顺序没有必然的先后，甚至往往要反复修正。深入了解案例地之后，可能发现研究问题需要修正；或者确定了研究问题之后，看待案例地的眼光可能完全变了。
本手册建议，可参考下述常见的研究母题，适配大多数案例地：
梳理改开以来的历史情况，重点关注近5年变化趋势
县域对外经济-人口联系：商品-人员主要去向及背后的剩余价值流动渠道
域外资本所在行业，其代理企业家或政治家
本地商品-人员与外部的联系环节、规模
金融信贷（含农合）在各产业中发挥的作用
上级政策在各产业中发挥的作用
县域内部经济-人口构成：群体身份与背后蕴藏的阶级关系
充分商品化产业、未充分商品化产业
产业构成，资本规模、从业者及离退休人员规模
产业环节之间的商品-人员联系
县域社会动力：博弈中的能动群体
经济社会具体失调领域或环节
政府意识到的治理难题
企业家抱怨的主要问题
各阶层群体对个人生活、社会事件的一般看法
近年主要纠纷事件
当地民间组织
方法技术
常见技术包括：
文本分析、图表绘制
GIS地理信息数据库（区县一级有现成资源，乡镇、村居一级单元数据获取有难度）
结构化访谈（私下里列成稿子，背下来，现场包装成闲谈）
抽样问卷（多用于集贸市场、交通场站等）
预调研
预调研以学生假期返乡与上班族节假日返乡为主，亦可以旅游、出差时兼顾，不必特意前往。
预调研的目的：掌握县域经济社会基本情况，定位，确定调研可行性
当地的产业结构与生计问题
有没有支柱产业？
如果有：
是什么产业？
该产业的劳动力构成？（性别年龄籍贯民族，正式工与非正式雇佣工人的比例，如果有很多来打工的人，他们在哪里租房，房租水电多少？）
最大的企业是哪几家，如何招工？
劳动者的情况如果以小作坊或者同乡同业为主，那这些产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如果没有：
当地人的生计来源？一般去哪里打工or做生意？通过什么渠道向外流动？
注意一下不同劳动者如何进行生计选择？（比如性别年龄籍贯民族如何影响职业选择等等）
劳动力再生产
住房问题：
房价和房价走势，存不存在大量烂尾楼之类的？
哪些人群会选择在县城买房？
教育问题：
当地教师的来源，工资，劳动强度
升学率，学生的学习时长
家长对当地学校和老师的态度
老师、学生与家长最头疼的问题
婚姻家庭问题
当地年轻人结婚是否有困难？
当地人结婚需要多少开销？开销的大头是什么？
简单的访谈项目
1-2位：
人群涉及以上主题的都行，工人农民个体户都行。
可以关于生活史，了解当地不同人群的生命经历和最关注的问题。
注意访谈对象的代表性。
其它选做项目
政府部门：
广义的政府部门，什么工会妇联法院之类的都行
主要关注一下地方政府部门理解的当地治理痛点和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项目，比如工会妇联之类的组织在做什么？
当地社会组织与团体：
有哪些组织？（公益机构/社工站/其他非官方机构）
这些组织的关注领域，工作方式，成员与目标对象
案头工作怎么搞？
文献综述
• 围绕当地的材料：当地及邻近地区研究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著作
• 中外科技文献数据库，当地关键词搜索
• 政府部门文件检索：发改经贸系统/招商引资/开发区管委会、财税系统网站、人社系统网站……
• 商贸信息检索：招采平台、批发/生产资料交易网站、商会网站、重点企业网站……
• 社会消息检索：新闻报道、裁判文书网、地产中介（工商民房价/租金）、劳务中介、贴吧论坛……
• 知识分享类网站、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
• 围绕研究问题的他山之石
• 中外科技文献数据库
• 知识分享类网站、社媒
• 围绕方法技术的他山之石
• 中外科技文献数据库
• 知识分享类网站、社媒
03 案头工作原则
重拟研究问题，使其收敛到更重要的维度
XX现象的影响因素有哪些？→XX导向/类型的XX现象，受到哪些XX类型因素的影响？
例如：该县家庭妇女兼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近年该县妇联“宝妈创业行动”推行后，家庭妇女兼职的类型、收入、劳动方式受到哪些市场、政策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细化假设命题，使其更具可证伪性
给命题加上更多状语、定语。
例如：负债增多造成公共服务支出减少。→2015年举债对“XX度假区”的开发未能如期营利，造成持续至今的财政赤字，逼迫政府缩减了道路养护、公立医疗方面的开支。（增加对时间、地点、事项、额度等方面的可验证节点）
以“万一去不成现场”的心态去做，争取形成若干可靠论断
各种意外都可能耽误行程，但“不到长城也好汉”，许多可靠结论未必诞生在现场。
倒逼自己确认“实在是不得不到现场获取”的最短资料清单，提高现场工作效率，省出时间探究延伸问题。
04 现场工作怎么搞？
排时空
读地图，标任务
全县域、县城集建区/城关镇、开发区、特定乡镇、特定村居、特定单位/场所多尺度
排列各任务的时间，兼顾工作日和休息日、正式走访和非正式社交，长线项目兼顾季节变化
设计交通路线、住宿事宜及应变预案
兼顾进度、质量、成本、安全。不要排得太赶太累，整理交流的时间也要纳入工期。
常见重要场所
重点单位：公共部门、企事业单位（注意区分本地和域外）
• 商品集散地：交通枢纽、物流园、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批发市场、大卖场、商业街、赶集……
• 人流集散地：交通枢纽、人才市场、劳务中介、学校、医院、公园……
• 资金集散地：储蓄所、农信社、证交所……
• 信息集散地：政务大厅（常见人社、房管、车管等业务类型）……
• 特色主体：法院/仲裁庭/鉴定所（可能遇到维权老乡）、民办公益机构、文化社群驻地、书吧咖吧……
拉清单
走访单位/场所清单
地址、开放时间、联系人
对应哪些问题/假设的哪些相关资料
访谈提纲/问卷
访谈提纲提前读一遍，做到不拗口，瞄一眼就能流畅表述
问卷一定要纸质版，篇幅不超过一张纸，字大一些，方便老乡填答
提前了解当地常用方言词汇及发音、重要地名、岗位名，约定俗成的概念……确保能听懂老乡说话：例如：农民说的“地”是否包括园林塘、“县”指全县域还是县城集建区
学理概念的通俗替换词。例如：财政→政府的钱、电商→网上卖东西/淘宝、家庭暴力→打老婆孩子
备品
• 短铅笔、便签本（方便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记录）
• 录音设备（手机、录音笔）
• 摄像录像设备（手机、相机），成果阶段可能要做视频
• 合乎场景的服装（礼貌版、朴素版）、充电宝、晕车药、驱蚊药……
现场及事后
预先练功
在火车汽车上，就训练自己与老乡攀谈
学校某些科系有调研、发问卷的课程，可以跟蹭
主访+僚机
不同单位，大家轮流担任主访
僚机负责烘托气氛、查漏补缺、发现场所“华点”
必要的时候，可交换分享自己的经历或感知，使人更信任；但目的是钩出对方的表达欲，不能絮絮叨叨，更切忌说教他人或与之争论。
访谈提纲/问卷
• 访谈后请求留联系方式，未来查漏补缺
• 访谈记录撰写“不隔夜”
• 影像资料备份“不隔夜”
• 开语音会议室和不在现场的伙伴一起复盘
• 设备充电、维护
05 成果制作和后续追踪要点
成果制作要点
勾勒图景
该县基本阶级构成、几条主要剩余价值流动渠道
阶级构成和价值链条的近年动向
回答问题
问题/假设得到明确实证回应，有始有终
回答本身往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优化实证主义问题式的过程
注意区分“痛阈”和“耐痛阈”：一些问题虽然群众普遍可感，但不脱产的人普遍选择忍耐（痛阈低，耐痛阈高）；一些问题则反过来。
尝试预判
预判是避免“流水账”的良药，是检验资料搜集可靠度的试金石
注意区分“预判”和“预期”：不要用立场或技术偏好干扰预判。
读者友好
没必要也不可能追求没有预设读者，相反应该提前明确预期读者。
一次调研很可能孵化多种主题、形式、体裁的成果。
有可能出现资料获取和预期内容出现较大错位，但可以将计就计。
个人带入
如有一天因缘际会，我到了这里工作生活，该如何经营阵地？
06 已开展案例简述
以下案例，远非完善的调查，充其量可以算是完成了上述指南中的“预调研”步骤；每一个案例都有待于进一步细致的案头工作，与返回现场的仔细调研。但它们分别反应了我们对几种不同类型县域的估计，这些案例，也许可能给读者一些问题意识上的启发。
赣西南某县客厅成衣业
调查时间：2019年
调查经过与方法：参与者来到该县，在缺少当地社会关系与报道员的条件下，通过采访出租车与旅游包车司机，以及在县城西部平房区走访，了解到相关行业的存在；随后对其中几家工厂的工人进行了访谈；又通过居住旅馆的老板接触了相关行业的老板。
案例描述：该县之前有大批以女工为主的民工前往福建省泉州市的晋江市、石狮市等地，从事成衣制造业；因为该行业有较大的波动，许多该县籍女工由包工头（男性较多）组织，在福建各服装厂间流动。泉州的成衣业，以为国际服装品牌代工为起点，逐步发展出若干本地品牌；201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节约成本，若干服装厂如法炮制，将成衣加工环节外直接外包给工头，而工头直接返乡组织生产。于是，在该县形成了许多仅有十名上下工人的服装厂；厂房一般设于县城近郊居民自建房的一楼客厅，雇佣的工人主要是中老年妇女等传统东南沿海成衣业认为是“太老”、“低素质”的劳动力；大多数从业工人没有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在2019年，每月收入仅两千多元，每天劳动时间不等；有订单时劳动强度相当大，可能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但该县的这种分散的成衣业显然无法在产业链条上攀向更高的阶梯。通过产业链向该县的延长，在成衣业内，该县从再生产空间转化为生产空间，但其作为价值流出地的地位未曾得到改善。邻近几县似也有类似产业。
皖北某县石英砂开采与光伏玻璃制造业
调查时间：2023年
调查经过与方法：参与者来到该县，在缺少报道人与本地社会关系的情况下，乘坐县域内乡村巴士观察当地情况，路过本地招聘大会海报，发现岗位集中在各种玻璃厂，并经过本县两处光伏玻璃产业园区。与同行人员攀谈，得知他在相关行业就业。此后，参与者访谈了若干相关行业从业者，并与其他行业从业者如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单位保安等进行了交流。
案例描述：该县拥有丰富的石英砂矿资源；近年来，光伏发电领域的科技进步与政策支持，使得光伏玻璃的需要量大幅增加；许多中西部与东北省份，都一边建设大规模的光伏发电厂，一边支持农户安装光伏板。为此，许多来自浙江、福建的民营玻璃生产企业纷纷向凤阳市投资，使得该县的石英砂开采产业向光伏玻璃制造业“升级”；在县城与多个镇内，建起了科技园区。大量的玻璃厂，使得该地适龄劳动力得以在本地就业，不必像皖北地区绝大多数县份居民一样外出打工；在本行业，据说因为对体力要求比较高，男女工作任务量不同，男性工人的收入约为4000-5000元，女性工人约为3000-4000元。不过，在大多数企业中，中层以上人员与技术骨干，是老板的浙江、福建同乡，一如苏州等地台资厂中的台干阶层；本地员工许多人认为存在晋升的玻璃天花板，县城内的房价，也随外来人口的涌入而水涨船高，与附近的地级市蚌埠接近。该地在浙、闽资本主导下生产的光伏玻璃，运到中西部发电后，再经“西电东送”返回东南沿海地区。
滇东北某县烟草种植业
调查时间：2017年
调查经过与方法：参与者依赖曾在当地担任基层公务员，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报道人提供的信息，报道人还介绍了其他的报道人，包括几名当地农民。
案例描述：在2014年前，本地大多数男女青壮年已如其他中西部县份一样，前往以珠三角为主的经济中心地区打工，其子女并未随迁，而留在本地，由祖父母照看。本地山区为主的地形，与农业劳动力中以中老年人为主的现状，决定了本地农业长期以来保持了半自然经济的状态；主要农作物为作为祖父母与孙辈口粮的玉米。在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以来，本地扶贫干部向群众提出拔去玉米、改种烟草等经济作物的要求；因为种植烟草后，根据统一的烟草收购价及预估产量，可以有效地估算预期实现的gdp增长数据。这种政策，使得农户必须参与市场交换，来获得其口粮，并大幅提升了以中老年人为主的本地农业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照护烟草所需时间远超玉米），减少了他们看顾孙辈的时间。该案例是农业县居民加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案例。
甘肃某少数民族自治州某县城地产业
调查时间：2023年
调查经过与方法：参与者走访当地，与当地各行业各民族人员交流，并与当地出身的报道人保持沟通。
案例描述：随着精准扶贫、易地搬迁的开展，县内山区的大量人口迁移到县城所在地的山谷中；本地为少数民族（回族）占多数的地区，政府积极推动在县城近郊发展现代化肉牛饲养业。本地大量少数民族人员在内地或青藏地区经商，从事餐饮、大货车长途运输与皮毛贩运等行业。村民定居县城的需求、部分村民经商所积累的一定财力与山谷中相对有限的空间条件三者结合，有效地推高了本县房价，本县房价每平方米可达8000元以上，几乎是邻县的两倍。该县修建了不少高层住宅小区，本地房地产业得到了较多大企业的投资。该案例是“劳动力再生产”型县的案例。
鲁西南地区A县
调查时间：2022年
调查经过与方法：参与者组成调研小组，充分利用资料数据，前往当地观察当地情况。并与利用亲属关系，与两县干部、基层公务员群体、居民进行深入交谈，展开调研。
案例描述：在A县，新旧能源转换主要针对不太可能出清的支柱性企业，鼓励它们节能降成本、提升技术、减少人工成本，提升竞争力。由于拨款来自上级部门（国家发改委部署，省市两级核发补贴）县经济与信息化局主要提供行政协调，不直接参与项目。目前获得补贴的多为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本县资本。同样致力于活跃地方经济的还有妇联，当地妇联意图组织妇女进行以天为单位的创收活动，2021年累计在全县18个乡镇开展电商培训，选出200人成立直播团队，训练宝妈及年轻单身女性开展带货直播。在当地私企中，某集团规模较大，并拥有煤电、垃圾焚烧、建材厂、玻璃厂等十多家子公司，纸厂为母公司。各厂职工技术岗位主要依赖引进人才，在本县招收非技能劳动力，偏好38岁以下男性，受教辅影响在淡季会在全国招募派遣工负责非技术岗位。这是一个地区经济较为活跃的案例。
鲁西南地区B县
调查时间：2022年
调查经过与方法：参与者组成调研小组走访当地，并利用个人关系，对当地居民展开访谈。
案例描述：B县拥有一家正厅级国企与两家本地私企，位于铁路枢纽，利用当地煤炭资源，发展较好。B县当地房价偏低，可能由于私企占据当地房地产份额，可以从政府手里低价拿地，成品房价格也较低；而外来地产集团不享受这种本地保护，难以在价格上与之竞争。这事实上造成了该地房价显著低于周边区县。2008年的“棚改”浪潮中，地方政府也不遗余力地与本地地产商结成联盟。在旧关地区，房龄尚不足10年的各单位家属区也被划为“棚户区”并强拆。据当地居民描述，B县计划将自己提升为地级市，并交地级市代管过渡，并借款发展旅游资源。结果不如人意，旅游开发没有发挥应有效果，最终被所在地级市吞并成为下辖区。在改区完成后，当地居民认为，该地煤炭转型没有完成，空气质量和居民用水质量相关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城市进一步向地级市主城区发展，打乱其原有发展节奏。这是近年来县（市）改区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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