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派的面子之下




奥利弗·特拉尔迪/文

王立秋/译



译自Oliver Traldi, “Beneath the Surface of Straussianism”, in 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 January 1, 2026, philosophersmag.com/...。经作者许可译介，译文仅供学术交流和教学使用，请勿做其他用途。转载请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



在美国，保守派正在多条战线上节节胜利。在公立和私立高等学府中，新的公民教育中心和“伟大的书”研读中心正在挑战长久以来进步派和认同/身份至上主义对大学的支配。就像在大多数新兴的联盟那里那样，当前保守派阵营的胜利，也暴露了它的一些更深刻的张力和分歧。在学界，这点在涉及关于施派地位的问题时尤为明显。

多年来，人们把很多东西怪到了施派（施派这个名字来自于这些人在智识上的先祖利奥·施特劳斯）头上。一种阴谋论把伊拉克战争归咎于他们。这种说法甚至不如那种指控——像雅克·德里达那样的结构主义者要为觉醒时代在比如说微歧视(microaggressions)上的狂热负责！——有道理。不过，只要你至少接触过一些实际存在的施派，你也会发现，那种常见的辩护——施派主张的只是一种阅读古老的书的方式嘛——也站不住脚。就像我经常听人解释也看人实践的那样，施派事实上是一种全方位的智识生活取向，而就像这部分信徒所体现的那样，它往好了说也是误入歧途，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自相矛盾。在这里我要论证的是，这种版本的施派不足以承担哲学教育；它的策略归根到底是循环论证的；它把学生放到了一个不稳定的位置上，让他们在产生教条式的自信的同时，又对“伟大”作家表现出教条式的服从。


人们经常认为，施派的方式仅限于“隐微论(esotericism)”。隐微论是一种从写作者那里寻找隐藏信息的阅读方式。为什么要寻找或期待隐藏信息呢？有以下几个理由。通过自己花力气找出来而不是简单地直接被告知，读者学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多。把真东西告诉所有读者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某种“高贵的谎言”是必要的。或者——我认为这是最具施派特征的观点——讲真东西可能让写作者自己（通常是哲学家）陷入危险。而另一方面，哲学家依然想把自己最重要的看法和发现传递出去。所以他们必须通过“字里行间的写作”来这么做。这也与施派的核心取向相关：施派倾向于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的核心，而哲学的政治，或哲学的政治利益，又是政治哲学的核心。

因此，许多对施派的阐述和辩护，也是对隐微论的阐述和辩护。不过，单是隐微论本身，还不足以让施派成为我的目标，我在这里针对的也不是隐微论本身。我们有时会以隐微的方式说话和写作，这点没问题。如果约会对象提到她的小狗很可爱，然后我问能不能去她家看看，那我显然是另有图谋。如果我在争取终身教职的同时，也在评审我的晋升委员会上某位成员写的平庸之作，那我可能会说，这本书的缺陷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机会，并把它有限的优点描绘成真正才华横溢的瞬间。如果我担心自己一方面因为不够觉醒，另一方面因为不够亲川普或亲美而被开除，那么我可能会隐藏自己的一些信念，可能还会把它们全部遮掩起来，但也许，我可能也会要求读者自己做一点论证和推理才能推断出来，哦原来我这个家伙是那么想的。

的确，许多所谓的“伟大的书”也是在艰难的政治处境下写的。这也是“伟大的书”的传统能给人巨大慰藉和启发的原因之一。施派经常强调，在思考怎样传达自己观念的时候，柏拉图很可能心里一直在想苏格拉底之死。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什么应该责备的事。塞涅卡是尼禄的老师，而尼禄却最终命他自杀。波爱修斯在狱中写下《哲学的慰藉》；当时他也在等待被处决。马基雅维利把《君主论》献给折磨过他的洛伦佐·德·美第奇。霍布斯和密尔顿都感受到了英国内战和宗教迫害的威胁。大多数“伟大”作家也都意识到了写作这个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即便可能被过度引申，但隐微论本身并不是施派的问题之所在。

相反，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拿隐微方法的产物来干什么。这种阅读方式经常被认为阐明了某种秘密的教导。在我看来，这就是施派误入歧途的地方。就连施特劳斯本身似乎也犯过这样的错。在把隐微阅读纳入“哲学社会学”框架之后，施特劳斯进而指出，哲学教育本身大部分就是隐微阅读：“要在对流行教导的呈现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显眼的、谜一样的特征——计划之隐晦、各种矛盾的地方、假名、对先前陈述的不准确复述、奇怪的表达等等——的引导下，把潜在的哲学家一步步从流行的观点（出于实践的和政治的目的，这些观点是必不可少的），引向真东西，而这个真东西只是且纯粹是理论层面上的。”换言之，学哲学的学生要在假设写作者是伟大天才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引出那个写作者的真实信念，然后接受这些信念。

值得拿这种方法来和我通常致力于提供的那种哲学教育做个对照，因为我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接受训练的。在这个传统中，我们会试着把与人类状况和我们所处的世界的许多最深刻面向有关的现象、问题、疑问、理论和论证单独列出来，比如说，关于什么存在（或存在的是什么），是人(being human)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当然，这些东西也来自于伟大写作者的作品，但它们也在多个世纪甚或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改进，得到了简化并在哲学讨论中出现的各种反对面前得到了辩护。在这个传统中，学生会被鼓励去考虑所有的假设和定义本身。早期的论文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某个著名论证的前提是可疑的，或为什么某个著名的理论没有解决它旨在解决的疑问。通过这种教育，我们教学生要仔细地思考，要意识到自己（在论证时）做出的假设，要为自己的思考和论证给出理由。

和施派一样，我们很多人会把这种教育的开端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式对话的艺术，对我们来说，在于暴露我们对深刻而棘手的问题给出的草率回答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那些问题不来自于世界，而来自于我们自己：事实证明，在经过一番精巧的论证之后，在一个领域的草率回答，会和另一个领域的草率回答矛盾。我们由此而得知，单是保持某种逻辑上的一致性就无比困难了。当然，并非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所有精巧论证都经得起数千年来人们对它们的仔细检查，又有谁的论证经得起这样的细查呢？我们通常不会因为能够发现这些伟大写作者的问题而贬低他们的伟大；相反，他们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们总是和我们自己的哲学思考相关。

我无法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做事的方式是对的。但当代哲学教育的标准方式，也为我对施派提供的选项的反对，提供了有用的语境。


首先，施派不足以承担哲学教育。施特劳斯的另一段引文具体说明了这点。在讨论“字里行间的写作”技艺的时候，施特劳斯想象“一位在极权主义国家生活的历史学家……在他的研究的引导下，开始怀疑政府主导的对宗教史的解读的合理性。”这个历史学家可能会以批评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支持：

没有人会阻止他出版一部激烈攻击他所谓的自由派观点的书。他当然会在攻击自由派观点之前先陈述那个观点……只有在论证的核心处，他才会以那种简短生硬而又生动的风格写下可能引起喜欢思考的年轻人注意的两三句话。

在论及这些喜欢思考的年轻人的时候，施特劳斯继续写道：

[他们]将第一次瞥见禁果。书的主体即对自由派观点的攻击，将由对圣经或当权者的经中最恶毒言辞的恶毒引申构成。此前，这个聪明的年轻人因为年轻，还会在某种程度上被那些过度的言辞吸引，而如今他只会感到恶心心，并且在尝过禁果之后，甚至会感到厌烦。在第二、第三次读那本书的时候，他会觉察到，对权威著作的引用的安排本身，就是对在篇幅相当短的第一部分核心处出现的那几句简短生硬的重要补充。

在施特劳斯看来，说服这个“讲理的”年轻读者的是哪些机制呢？有文笔的生动。也有禁果的滋味。有对当权者路线的厌恶。也有特定引文的安排带来的感受。不过，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没有提供让这个所谓的讲理的年轻人改变自己观点的理由。它们可能——通过正确应用隐微方法——提供了关于这位历史学家自身见解的证据，但只有在这个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单纯地遵从他所理解到的，这位历史学家的信念的情况下，这才会决定他的新观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隐微的或施派的读者和显白的或庸俗的读者一样盲从：后者无脑地接受文本的表面教导，而前者则无脑地接受其秘密教导。施派的哲学教育看起来奇怪地缺乏我在上文中描述的那种与疑问、理论、论证和假设的搏斗。在施派那里似乎没有这样的想法，即学生可能需要一些智识工具来评估那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事实上是对还是错。


因为一方面，学哲学的学生似乎应该服从秘密的教导，而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应该对自己诸多本能的判断充满信心，所以，事情就变得更加奇怪了。比如说，斯特劳斯写道，“如果精通写作技艺的大师犯了会让聪明的高中生感到羞耻的大错，那么，有理由认为他们是故意的。”我们可以想象，伟大的写作者做的一件事，是教我们这点，即看似大错的观点，实际上是可以用理性的论证来支撑的。但通过用这种证据来支持秘密的教导，施派也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在科斯汀·阿拉马里乌（Costin Alamariu, 右翼网红，网名“青铜时代变态”）的《选择性育种与哲学的诞生》(Selective Breeding and the Birth of Philosophy)中就出现了这种推理的一个实例。（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方式称作“选择性阅读与哲学的匮乏[Selective Reading and the Dearth of Philosophy]”。）关于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阿拉马里乌写道：

柏拉图展示其隐义的手段，首先，当然是通过卡利克勒斯自己的言论[虽然卡利克勒斯表面上是对话的反方]……通过对话的戏剧性场景，以及特别是通过苏格拉底对卡利克勒斯的回答，[苏格拉底的回答]可分为两类。要么，这些回答极其不当、极其不合逻辑，在事实上让卡利克勒斯的论证显得更加优越；要么，即便这些回答适当且符合逻辑，它们也不与卡利克勒斯的观点矛盾，而是把卡利克勒斯的观点激进化，给它来了个超级加倍。

后面阿拉马里乌又写道：“苏格拉底的回答孱弱、不当到近乎荒谬的程度。”不过，一个这样的（被判定为弱而不当的）回答是，如果只有更强者更优秀的话，那么，大众不是比高贵的个体更优秀吗，前者肯定比后者更强嘛。这不是一个好回答吗？阿拉马里乌偶尔做出要解释它为什么不是好回答的样子，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论证。他这番的讨论就是一些施派那里那种“既过度自信，又过度顺从”的最好例证。

我们怎么知道伟大的作者伟大，怎么知道他们是“精通写作技艺的大师”（对施派来说，这个写作技艺就是隐微写作的技艺）呢？另一个古怪的地方在于，看起来，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依靠显白的或庸俗的读者的判断。毕竟，往往也是这样的读者，决定了哪些文本最终会被当作正典。我们最早的老师经常会把那些流行的或公开的教导呈现为这些作品的真实主张。事实上，学术文献都是以这些标准诠释——施派最终质疑的也是这些诠释——为中心而涌现出来的。（当然了，施派彼此之间在诠释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要点在于，这点并不明显——在运用这种隐微的阅读方法之前，读者怎么就知道一位作者是“精通写作技艺的大师”了——而这种阅读方法，似乎又建立在作者就是这样的大师这一假设之上。

无论如何，这种推理近乎于循环论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是那样地聪明，所以他们不可能说这么蠢的话。所以他们一定说了什么真正聪明的东西，我们要用我们的隐微方法来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然后——哎哟，巧了不是——这不就又证明了他们有多聪明！事实上，哲学真的很难，从来没有人真的把它做对，而（了解）千年来人类在智识上的进步，对我们辨别错误的能力来说可能是有好处的——这是施派从未提及的，又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


施派把作者摆到一个古怪的智识位置上：他们伟大，但很多他们的写作表面上看又很蠢，尽管那种初步的解读很可能就是大多数人断定他们伟大的基础。但施派也把读者摆到一个甚至更加奇怪的位置上。这些哲学的生手必须认为自己远高于庸人到这样的地步，即认为自己可以不假思索地，随随便便地驳斥像柏拉图那样的写作者的文本中其他人会严肃对待的论证。但他们又必须认为自己远低于伟人到这样的地步，即认为一旦揭露了秘密的教导，（他们认为自己高于常人的）那些大到没边的、与生俱来的哲学天赋就不重要了，因为发现秘密教导的目标只是为了相信它。事实上，当我试图做我所认知的哲学的时候，我经常听施派说的一句话就是：“哟~~~~~~~你以为自己比他们更聪明吗？”

但显而易见的反驳是，哲学家已经取得了进步。我可能拥有更好的概念工具或智识资源（事实上，这些工具或资源就是由比我聪明得多的人发展出来的），同样，我可能能做一些微积分计算（欧几里得则不能），或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有所了解（牛顿则做不到）。因此，我可能在认识到伟大作家的哲学论证不好的同时肯定这点，即不好的论证也是他们之所以伟大原因的一部分，因为就算做出不好的论证，也需要某种哲学创新，而如果没有研读伟大的文本，我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创新是理所当然的。

认为哲学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系列源自天才著作的主张的观点，和我之前提到的，施派的另一个观点密切相关，即哲学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对大多数像我这样的分析哲学家来说，认为哲学是某种本身具有利益或本身提出主张的事物，是一种范畴错误。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会出现甚至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相反，有利益的是哲学家，提出主张的也是哲学家。许多哲学家，虽然比我聪明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却也提出过错误的主张和错误的论证。意识到哲学中固有的政治困难，不应该使我们对哲学中的智识困难盲目。把事情做对就是很难。哲学教育——或一切形式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自由教育，这样的教育应该教人成为人，成为自由人，而不是让人认为别人都不配，只有自己配当且该当国师)——如果不能让学生意识到这种困难、意识到真正把事情做对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不能让学生渴望且有动力去试着把事情做对，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的教育是相当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