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秦晖曾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中国曾出现了“两次启蒙”运动。这一论断无疑挑战了长期以来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唯一一次启蒙的传统观点。

秦晖认为，如果将启蒙定义为对“共和”、“民主”、“宪政”等现代文明价值的认同，那么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启蒙”并非是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而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发生；新文化运动只能算是第二次启蒙。他在2015年著文《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 — —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二）》，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在文中说，“‘共和’、‘民主’等概念也并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在中国“启蒙”的。对这些观念的启蒙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开始了，并且愈来愈成为潮流”。

然而，“启蒙”并非单纯的思想传播。约定俗成，“启蒙”一词有特定的内涵，默认为面向大众，至少面向更多的受众，无需明示。“启蒙”的本义就是先生启发蒙昧。启蒙不仅涉及思想内容，更关键的是涉及受众与传播媒介。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特征，就是知识从少数人拥有，进入由沙龙、书籍和报刊所构成的公共领域。秦晖将“启蒙”单纯地定义为思想传播，有意无意地曲解了“启蒙”的内涵。

秦晖所谓的“第一次启蒙”，只是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闭门会议”。其传播路径局限于士大夫的奏折、私人书信往来。而且用的是文言文，只有少数人能阅读。并没有扩散到社会的其它阶层。

驻英大使郭嵩焘，虽然在其日记中高度评价英国的政治制度，却被家乡民众视为汉奸。他根据自己在英国所见记下的日记，汇集成《使西纪程》，也是向朝廷的书面汇报，内部参考而已。后来还被清廷毁版禁绝，当时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晚清著名思想家、报刊政论家王韬，其读者主要局限于香港；再者，对内地的士大夫和官僚有些影响。严复明确表示其翻译的西方典籍宜采用古文，不宜用俗文。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说，“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显然，他翻译的书是给士大夫看的，而非大众。梁启超早期的读者群也主要集中在有科举背景的士绅和留学生。

受限于科举制的束缚、文字的垄断以及官场的封闭，晚清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认识的影响极为有限。没有扩散及社会大众，不为大众所知，没有大众的响应和参与。这种精英之间的唱和，实在不能称为一场“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因为它从精英间的共鸣转为向大众传播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和知识。

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白话文运动绝非简单的文学改良，而是媒介与语言的革命。它是启蒙运动得以发生的物质前提，是启蒙运动的工具。通过白话文，知识分子可以将复杂的现代理念翻译成普通民众也能理解的常识，从而打破知识的封闭性。1920年小学国文开始采用白话，极大地加速了国民教育的革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

胡适和陈独秀，这两大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首先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而陈独秀则赋予了白话文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认为文言文是维持文化特权的“贵族文学”。他主张启蒙者必须适应民众的阅读水平，才能让科学与民主的理念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1917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著名文章《文学革命论》中说，“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新文化运动的受众不再是士大夫、精英知识分子，而是青年学生、城市职员以及觉醒的城市女性。白话文与现代印刷技术的结合，大量报刊的涌现，导致大众传媒的爆炸式增长，《新青年》等白话文刊物的影响力远超此前任何精英读物。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内涵也比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要深广得多，它涉及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它通过批判迷信的和宣扬理性，确立了面向未来的科学精神和知识结构；胡适倡导的怀疑精神打破了对偶像和经书的崇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成为新的为学方法；白话文学则扩大了作家的视野。周作人的散文擅长描写芸芸众生的微细情感；而鲁迅的小说则关注底层民众的真实命运。这种平视底层的写作转向，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的时代是不可能的。

正是通过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才将“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大众所知道，所理解和所认同；才使得现代文明的种子在中国落地萌芽；才使得大众踊跃参与和投身到促使国家独立和强大的运动中。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就不会激发出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就不会爆发“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唯一一次“启蒙运动”。

秦晖之所以提出“两次启蒙论”，是为其近代史观服务的。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儒家，但反错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是反儒家，这是事实。但反儒家并没反错，错在反儒家不彻底。而他认为“第一次启蒙”则是“反法家”，反对了。他认为，鸦片战争后，如郭嵩焘、王韬、严复、康梁之流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政治文明后，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发现”：西方的议会民主与权力制衡，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儒家理想中失传已久的“三代之治”。归其要义，儒家与西方思想及制度契合，法家与西方思想及制度则相违。所以，“第一次启蒙”是反对法家，反秦制；其目的在于通过借用西方的民权思想来抨击法家的专制皇权，从而实现儒家道德理想与现代宪政的融合。

至于为何中国由“第一次启蒙”转为了第二次启蒙呢？秦晖的解释是：因留日学生接触并受到了“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所致。甲午战败后，中国转而向日本学习，大量青年学子因而选择去日本留学。这个“日本式自由主义”很有些不伦不类，与那些理论解释不了现实而加以特殊限定如出一辙。实际上，晚清知识精英对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认识很有限，将西方思想和制度比之于中国传说中“三代之治”的禅让非常牵强附会。更多地是愿望，而不是事实。更重要的是，晚清知识精英对西方的认识于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秦晖的“二次启蒙”论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晚清知识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及其影响。就我看来，秦晖的“二次启蒙”论并没有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反而将问题复杂化了。

2026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