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中學也踢過足球、打過曲棍球？澳葡時代體育發展的運作邏輯
作者：廖志輝Jasper（澳門學16號成員）
最近澳廣視播出一集關於澳門回力球的節目，才發現澳門有不少在東亞與華人範圍內屬小眾，本地人卻熟知的體育項目，曲棍球或許也算在內。
我在中學時期也參加過曲棍球興趣班，上課地點在氹仔曲棍球場，但一學期後便因抵受不了烈日下彎腰運球而果斷放棄，後來轉去踢波，卻同樣在曲棍球場上課。
足球與曲棍球，雖然在澳門受眾程度不同，卻都被我這個典型澳門90後經歷過，放在澳門的歷史脈絡，其實亦非偶然。
體育運動總是和民族國家的治理與反抗糾纏不清。管治者常利用運動作為宣傳教條與規訓大眾的手段；然而，被規訓的大眾亦能借體育運動去挑戰權威。鄰近地區間的足球賽對決火藥味便屬一例，再經典的還有紐西蘭欖球隊的毛利人戰舞，亦是原住民借殖民者運動彰顯文化認同的例子。
最近一篇題為Exploring Sports and Identity in Macau 的學術研究，便從澳門的足球與曲棍球歷史，探討從殖民時期至今的權力與社會關係。雖然我不完全認同研究者論點，但其介紹澳門體育史的部份卻很值得分享。
下文會先簡介澳門體育史，再從中窺探足球與曲棍球的部份。
極簡澳門體育史：軍事化與民主化
一個值得強調的觀點，即大眾體育其實是很近代的概念。至少在19世紀前，體育或競技運動，不是用於軍人訓練，便是貴族們的休閒與社交活動。澳門亦不例外。
研究者介紹，澳門體育史大概分兩時期。第一時期自16世紀葡人進駐澳門起約三百年。此時期又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屬混亂狀態，初來葡人既要在澳門殖民與紮根，亦要面對來自廣州的各種罪案輸入（如走私貨物與人販），此時殖民者的首要目的是維持澳門秩序，相應引入的體育項目便更多針對軍人的體格與格鬥訓練，如劍術、馬術和火槍術等等。
第一時期的第二階段，社會漸趨穩定，體育始透過教會與學校進入澳門大眾視野。歐洲輸入的體育項目亦從只有身體鍛練，開始強調身心教育（此亦符合天主教文明化需求），諸如爬山、游泳甚至戲劇等亦因此傳入澳門。
有讀者可能疑問，難道澳門華人沒有自己的運動嗎？一定要學習西方那套？！
首先我非體育史專家，而此篇研究者主要是從西方對體育的定義去審視澳門，故我們可以對「華人有否自己的運動」這問題有所保留。但有趣的是，研究的確提到此時期澳門華人流行的「類」體育與休閒活動是牌九、圍棋與功夫。似乎亦不算錯。
無論如何，19世紀中後澳門體育進入第二時期。大量軍人和學生為主的體育組織與同好會開始湧現，如1870年成立的陸軍俱樂部；明顯是華人主體但目前無法確定其中文名的體育會，如Associação Club Y-On (1881), Club China Sang-Li (1881), Club China Tum Vo (1882), and Club União (1887)等。這些組織亦多以社交聯誼為主，項目如瑞典體操、跳遠、田徑、舉重、拔河等，少有競技成份。
到了1920年代，澳門已出現能戰勝葡國軍人，以澳門華人為主的足球隊。但此時，隨著葡國走向共和與大清覆亡，澳門體育又開始被殖民母國的民族主義深深影響。
20世紀初，從帝制走向共和的葡國與中國，不約而同主張體育世俗化，體育不再只是教會與上層特權，更多諸如航海、足球、籃球、乒乓波、排球與曲棍球等大眾運動開始在澳門出現。代表澳葡官方的「澳門體育會」在1911年成立，隨後學界比賽開始在1920年代出現；而學者認為的澳門首個大眾體育黃金時代，也在1928年中葡簽定《通商條例》後來臨，各類澳門隊開始參加其時的廣東省運與全國運動會，澳門隊更曾在1935年的上海全國運動會贏過乒乓冠軍。
不過到了1940年代，葡國在右翼強人薩拉查的主導下，進入所謂新體制（Estado Novo regime）的威權時代，體育遂成為國族教化工具。如1939年成立協調全國青年運動的「葡國青年組織」（Portuguese Youth Organization）與1950年代出現的體育議會（the Sports Council），其目的都與宣揚民族主義有關，此模式要到1974年葡國康乃馨民主革命後，方正式告終。
由此可見，澳門體育史的起伏與政權更迭高度相關，接下來我們再從微觀角度看看足球和曲棍球在這段大歷史中的變化。
共同閃耀的澳門足球與曲棍球
關於澳門足球與曲棍球發展，我們無需如篇年史般詳列說明，不如挑幾個我認為有趣又能反映殖民關係的事件與年份。
首先是澳門足球，首幾個澳門足球會都在1920年初伴隨體育世俗化出現。它們是Colégio de S. José, Macao Chinese Football Club, Fantasma, Macau Football Club and South China Athletic Association（應是南華體育會），從名字可見此時已有華人與葡人足球會。
後來澳門足總在1939年成立，這大抵與葡國進入威權時代，殖民政府需要加強民間控制有關。在此前，澳門的華人球隊已可自由參與和香港、上海與廣東等地的足球賽事。值得注意且大家或也知道的，當是澳門足總在1978年已成為FIFA與亞洲足協成員，能以澳門隊身份參加國際賽事，這又與無法參加的另一邊奧運賽事，又形成鮮明有趣的對比。
另一個有趣且我們亦寫過文章講述的，便是為何澳門存在數個歷史悠久的葡國球會分會，如1926年成立的澳門士砵亭、1951年成立的澳門賓菲加與2006年的波圖。結合上文內容，便可知與維持宗主國和殖民地連結有關，葡國母球會定期會到亞洲與這些殖民地的衛星球隊作賽，作用就如我們另一篇文所說：「透過在帝國內部的移動，足球正好重新確認了葡萄牙的統治範圍及母國—殖民地的從屬關係。」
現在我們來說說澳門曲棍球，研究內容不多卻刷新了我的認知。
與足球相似，澳門曲棍球協會在1926年的體育世俗化年代出現，起初由葡國軍隊引入，後在大眾化下分成硬地曲棍球（就是我當年興趣班）和滾軸曲棍球兩條路線發展。
但我所不知的，卻是澳門曲棍球向來在亞洲有極優異表現。例如澳門的硬地曲棍球過去曾邀請歐洲和大洋洲等球隊來澳作賽，亦有能力戰勝。但更強的卻是冰球，竟然曾從1980年代起，十次獲得亞洲盃與亞洲錦標賽冠軍（最近一次在2016年），世錦賽亦曾在2004年獲得小組第四名。很難想像如此表現會出現在澳門這個細小的亞熱帶地方，又不免為無法參加奧運賽扼腕。
最後：猶疑的部份
本篇研究者的核心觀點，是認為澳門作為數百年中西交流之地，其體育發展能充份說明殖民研究的一貫主張，也就是體育運動既是殖民者工具，也是被殖民者展現自主性與抵抗之地。而正是澳門地緣政治上的混合與不確定性，讓其在回歸後仍能維持體育上的高度自主。
我無意否定體育在澳門殖民時期的韌性，卻對回歸後的狀態存疑。研究者在最後用一系列澳門回歸後參與主辦的體育賽事支持其觀點，如06年的葡語運動會、05年的東亞運、07年的亞洲室內運和去年剛完成的大灣區全國運動會。
研究者認為，這些體育賽事足以證明澳門回歸後仍能在葡語世界和國內聯結間左右逢源。我不否認其客觀事實，而是疑問這些賽事的本質有多少反映澳門自主性，或更多只是服務性質。
然而，最終答案總是開放又隱晦不明，留給讀者後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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