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互害”这一现象，在当代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许多观点将其归因于底层民众生存资源的稀缺，认为在有限资源的争夺中，社会必然陷入霍布斯笔下“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丛林社会”。然而，这种解释仅触及表象，却未能深入其根源。资源匮乏固然是“底层互害”的条件，但其深层原因，实则植根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所形成的“亲疏有别”人际伦理准则。儒家思想虽然在近现代受到激烈批判，但在深层次仍是中国社会人际交行和社会运行的基本准绳。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精辟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他将这种模式比喻为“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影响圈子的中心，关系由近及远，亲疏有别。

在差序格局中，核心的思维方式是“自我主义”，而非西方的“个人主义”。费孝通指出，个人主义强调团体中成员的平等地位和明确的权利义务，而自我主义则以“己”为中心，其群己界限模糊且富有伸缩性。这种“自我主义”并非道德意义上的“自私自利”，而是一种以己为中心，根据亲疏远近原则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公私观念。在差序格局下，“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对“己”而言，家庭是“公”，但对国家而言，家庭又是“私”。这种模糊性使得超乎私人关系的普遍性道德观念难以确立。当缺乏普遍性的公共道德约束时，人们的行为准则往往会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调整，从而为“底层互害”埋下伏笔。

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来自于儒家“亲疏有别”的伦理准则。《中庸》上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尊为大。亲亲之杀，尊尊之等，礼所生也。” 翻译成白话就是，“仁就是爱人，爱自己的亲人是最大的仁；义就是做事合宜，尊重地位高的人是最大的义。爱亲人时有厚薄的递减，尊重长辈时有等级的区别，‘礼’就是这样产生的”。孔子还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人之间相互隐瞒过错，在道德上是值得推崇的。

儒家伦理体系以“五伦”为核心，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构成了儒家所认可的人伦世界。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主要限于这五伦。如果一个人不在这五伦之内，或者没有通过这五伦建立起间接的联系，那么他与“己”之间便缺乏明确的道德约束。这种伦理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主义”伦理，它强调对特定关系中的人履行特定的道德义务，而非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遵循普遍性原则。

这种特殊主义伦理在传统“熟人社会”中尚能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社区，彼此之间沾亲带故，或多或少都能找到某种“关系”的连接点。即使是表面上的陌生人，也可能通过“托关系”的方式，迅速被纳入某个熟人圈子，从而受到熟人道德的约束。因此，互害现象的发生率相对较低。然而，一旦脱离了熟人圈子，进入“江湖”或陌生环境，这种伦理的局限性便会显现。过去出门在外，比现在凶险得多。只是出门在外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处于熟人社会之中。

《水浒传》中的诸多情节，生动地展现了儒家“亲疏有别”伦理在传统社会中的运作及其导致的“互害”现象。宋江在逃亡江湖时，多次遭遇险境，其命运的转折往往取决于能否迅速建立起“关系”。

在浔阳江上，宋江差点吃了“船火儿”张横的“板刀面”。张横本欲将宋江推入江中，谋财害命。然而，当李俊及时赶到，并道出宋江“及时雨”的身份后，张横的态度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立刻纳头便拜，将宋江奉为上宾。这一情节清晰地表明，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宋江对张横而言只是一个可以被随意侵害的陌生人；一旦“关系”建立，宋江便被纳入了“自己人”的范畴，从而获得了保护和尊重。这种从“互害”到“恩义”的转变，并非基于普遍的道德原则，而是基于“亲疏有别”的伦理判断。

同样，武松路过十字坡，在孙二娘开的黑店歇脚，险遭孙二娘暗算。孙二娘夫妇以蒙汗药麻翻过路客商，取其财物，甚至做成人肉包子贩卖，可谓凶残至极。然而，当武松识破其伎俩后，双方并未你死我活，反而因武松的“好汉”气概和张青的江湖义气，两人结拜为兄弟，握手言欢。这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结局，在现代法治社会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传统江湖社会中，个人之间的“义气”和“关系”可以超越是非曲直，甚至掩盖杀人越货的罪行。在“亲疏有别”的伦理框架下，一旦建立了“兄弟”关系，过去的恶行便可被“自己人”所谅解，而陌生受害者的利益则被完全忽视。

这些文学作品虽有艺术加工，却深刻揭示了传统社会中，当人们脱离了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面对陌生人时，儒家伦理的缺位如何导致了冷漠甚至互害。在“亲疏有别”的观念下，陌生人的生命和财产价值，远低于“自己人”，甚至可以被随意侵害而无需承担道德上的负罪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巨大转型。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方面。这就使得互害现象比传统社会的发生率大为增加。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产生“道德滑坡”的错觉。客观而言，当今中国社会比传统社会的人们的道德水平有明显提高，只是因为社会生态的变化导致了不道德现象更为增多。

市场经济的兴起，要求人与人之间进行大量的陌生人交往。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的发达，使得这种交往不必是面对面，还可以通过远距离交往。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参与人遵守公正、平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基本伦理准则。然而，在儒家“亲疏有别”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对这些准则的遵守，往往也呈现出“亲疏有别”的特点。对熟人，或许能做到诚信；但对陌生人，这种道德约束力便大大减弱。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底层社会，谋生艰难，就更助长了“底层互害”现象的蔓延。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有毒有害食品、电信诈骗、人际冲突和伤害等现象层出不穷，其受害者往往是那些与施害者毫无关联的陌生人。施害者在侵害陌生人利益时，往往缺乏道德上的内疚感和负罪感，因为在他们的伦理体系中，陌生人本就不在需要“推己及人”的范畴之内。

孔子曾言：“仓廪实而知礼义。”这固然有其道理，物质富裕确实能减少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恶行。然而，孔子也说：“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矣。” 这句话揭示了在贫困面前，不同道德水准的人会有不同的表现。道德准则高的“君子”即使身处困境，也能坚守底线，不加害他人。但问题在于，在儒家“亲疏有别”的基本伦理原则下，“君子”只能是极少数人。因为儒家伦理在道义上并不保护陌生人的利益，大多数人便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陌生人的利益，且内心并不会产生强烈的道德内疚感。

“底层互害”的深层根源，在于儒家“亲疏有别”的特殊主义伦理与现代陌生人社会普遍道德要求的冲突。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不够的，更需要构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保护所有个体利益的伦理体系。

2026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