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之际，“乱世英雄起四方”。当一个割据势力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便会来到一个重要时刻，割据势力的首领便会“称王”或“称帝”。以往的认知，将这大多归于其首领的个人野心。按我们现代人的心理度之，原来都是一齐打江山的兄弟伙，相互间不过称兄称弟。但大哥一称王称帝，那就要向大哥称臣了。兄弟伙们必然不愿意。兄弟伙与君臣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兄弟伙之间是靠义气。相互之间有救助的义务。而君臣关系则不同，臣必须无条件对君尽忠，尽义务，而君则可以牺牲臣下。按孔子的说法，“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给予臣恰当的礼遇就行了，给予地位、物质待遇和尊重就行了。而君王为了自己的利益，该牺牲臣下就得牺牲。

但其实不然，称王称帝实则是这一势力的核心成员的共同意愿。以刘备称王称帝为例，与其说是刘备个人野心的体现，不如说是群臣集体意志的强烈推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愿望超越了刘备本人。《汉中王劝进表》（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为我们解析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完备可靠的标本。

公元219年，刘备在历经数年的艰苦鏖战后，终于在汉中之战中击败曹操，斩杀夏侯渊，占据了战略要地汉中。这场胜利不仅奠定了刘备势力在益州的稳固地位，更使其声望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封由马超、许靖、庞羲、射援、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赖恭、法正、李严等一百二十位官员联名上呈的《汉中王劝进表》应运而生。

这份劝进表，与其说是刘备主动要求的，不如说是群臣的集体利益诉求。它以极其恳切的言辞，从历史典故、时局分析、刘备功绩等多个维度，力陈刘备称王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表文开篇便援引唐尧、周成、高后、孝昭等历史案例，强调权臣篡国之弊，直指曹操“窃执天衡”、“剥乱天下”，使汉室“蒙尘忧厄”。这种将刘备是忠臣义士、曹操是乱臣贼子的对立叙事，为刘备的称王奠定了道德和政治基础。

《汉中王劝进表》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群臣对刘备称王的急切与坚定。他们不仅主动提出，更以“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的措辞，直接为刘备规划了称王后的权力架构和战略目标。这种“辄依”、“董齐”、“纠合”的用语，展现了群臣在推动刘备称王过程中的主导性和积极性，仿佛他们已经替刘备做好了所有决定，只待他顺应天命。

值得注意的是，劝进表中的联名官员排序也颇有讲究。马超因其原有的汉朝册封爵位和凉州望族背景而位居首位，许靖、庞羲等益州士族次之，而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刘备的核心将领和谋士，则因官职品级相对较低而位次靠后。这表明，劝进表的发起和组织，不仅有刘备集团内部的考量，也充分吸纳了新归附的士族力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广泛的参与和精心设计的排序，无疑增强了劝进的声势和分量，也反映出君臣们对刘备称王的高度共识和强烈期待。

群臣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劝进刘备称王称帝，大概有三个原因。

利益驱动：加官进爵的现实诱惑

君臣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劝进刘备称王称帝，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便是“加官进爵”。在等级森严的皇权社会，君主的地位直接决定了臣子的政治待遇和个人前途。刘备若能从“左将军”晋升为“汉中王”，乃至后来的“皇帝”，其麾下文武百官的官职、爵位、俸禄乃至社会地位都将水涨船高。

劝进表中明确提到“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这句话看似是为刘备的“名分”考虑，实则也暗示了群臣对自身地位提升的渴望。一个没有王爵的“左将军”，其属官的品级和权力终究有限。一旦刘备称王，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自己的王府班底，册封更多的官职，给予群臣更高的待遇。对于那些追随刘备多年、出生入死的将士而言，这无疑是他们付出巨大牺牲后最直接、最实际的回报。例如，关羽、张飞、黄忠等人在刘备称王后，都获得了更高的将领头衔和相应的地位。

此外，刘备称王称帝，也意味着其政权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独立。这将为更多有才之士提供施展抱负的平台，吸引更多人前来投奔。对于已经身居高位的诸葛亮、法正等人而言，刘备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他们自身权力的扩大和影响力的增强，能够更好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组织规模的扩大：需要保证决策效率

刘备集团占领益州后，吸纳了当地的士族和前来投靠的西凉马超。队伍壮大了，成份也复杂了。在组织内部，利益和诉求就出现多元化。在政见和发展方针上就会出现很大的分歧。

当组织规模比较小时，分歧则比较小，再者，核心成员之间有充分的沟通。不同意见有充分展示和讨论的机会。大家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比如，刘备刚起家时就一支队伍，其核心成员关羽、张飞，及后来的诸葛亮，他们形影不离。随时可以讨论和交换意见。而夺得益州之后，地盘大了，队伍多了，就必须要分权。刘备入川后，就让关羽留守荆州。

意见多了，且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怎么办？中国古代又不知道有其它办法，只能让一个人有独断乾纲，一锤定音的权力。不然，关键时刻不能立即做出决断，很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即使是错误的决断也比作不了决断的风险要小。

所以，为了避免不同意见相持不下，导致决策难产，以至于被团灭，属下们会心甘情愿地将他们的首领推上王位，向他称臣。将自己置于比首领更低下的位置，完全听从王或帝的决断，不容置疑。

合法性与民心：天命所归的政治逻辑

除了个人利益的驱动，君臣劝进刘备称王称帝，更深层次的考量在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并以此争取民众的归顺。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谁能获得“天命所归”的认可，谁就能在政治斗争中占据声望的制高点，赢得更广泛的民心。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基础性原因。

劝进表中反复强调曹操“窃执天衡”、“欲盗神器”，而刘备则是“肺腑枝叶，宗子籓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这种对比旨在突出刘备作为汉室宗亲的正统性，将其称王行为包装成“匡扶汉室”的义举，而非个人篡逆。通过强调刘备的汉室血统，群臣试图向天下昭示，刘备的崛起是顺应天意、符合民心的。

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普遍相信“天命”和“真龙天子”的说法。一个没有正式名分的割据势力，在他们眼中可能只是“贼寇”或“反叛者”。只有当刘备称王称帝，表明自己是新王朝的建立者，是“天命所归”的合法统治者时，民众才更愿意归顺，才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这不仅有助于稳定统治区域，征集兵员和赋税，也为未来统一天下在民众心理上奠定了基础。道理很简单，“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领导人”。民众追随什么样的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才能在斗争中胜出。

群臣们明白，只有不断壮大己方势力，才能在群雄并起，逐鹿天下的险恶环境下生存下来。不然就会被其它势力所吞并。天下终将归于统一，因为这是天下几乎所有人的政治共识。所有的割据势力都致力于消灭其它势力，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只胜下一个赢家。不是己方统一天下，就是被其它势力吞并，只能二选一。对于君臣而言，那当然己方统一天下是更好的结果。被其它势力吞并多半会丟了性命。即使没有丟掉性命，被招降，那也受不到重视。至于将来功成之后，可能被兔死狗烹，想不到那么远。形势比人强。即使有这种可能，为了高官厚䘵，为了权倾一方一时，赌一把还是值得的。

从汉中王到称帝：劝进的延续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政治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但距离真正的“天子”仍有一步之遥。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曹魏政权，汉献帝禅位。这一事件对刘备集团产生了巨大冲击。群臣再次发起劝进，力促刘备称帝。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在曹丕称帝后，有传闻汉献帝遇害，刘备“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随后议郎刘豹等上言，称“河图、洛书，五经谶、纬”等符瑞显现，证明“天度帝道备称皇” 。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也上言，指出“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而“人鬼忿毒，咸思刘氏”，并列举“黄龙见武阳赤水”、“玉玺潜汉水”等祥瑞，力劝刘备“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

这些劝进言辞与《汉中王劝进表》如出一辙，同样充满了对“天命”的强调和对刘备汉室宗亲身份的推崇。群臣们不仅引经据典，搬出谶纬之说，更不惜编造祥瑞，目的只有一个：为刘备称帝制造强大的舆论声势和合法性依据。他们深知，没有“天命”的加持，任何政权都难以长久。

诸葛亮还引用耿纯劝光武帝刘秀称帝时的进言劝刘备，“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意思是说，天下英雄像鱼儿露出水面向你仰望，对你寄于莫大的厚望。如果不遂了他们的心愿登上帝位，那他们就会改投其它的主子，不再追随你。队伍就散了。这近乎是要挟了。

面对群臣的再三劝进，刘备表面上表现出谦逊和推辞。然而，这种推辞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德”和“不贪恋权位”，以符合儒家传统中君王“内圣外王”、众望所归的理想形象。刘备谦称“备惟否德，惧忝帝位”；但“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都回复说，“‘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于是，“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最终，刘备于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年号为“章武”。

可以说，刘备的称王称帝，是一场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寻求更大权力的表演。刘备需要群臣的拥戴来证明其合法性，而群臣则需要将刘备推上更高的位置来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在这场表演中，君臣的愿望相互交织，共同将刘备推上了王位和帝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君臣的愿望更基于刘备本人的愿望。在此之后，关羽和张飞就得改口了吧！不能再叫刘备为大哥。

2026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