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公布了本届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四名获奖者中，两位来自中国，35岁的王虹和37岁的邓煜。这是菲尔兹奖自1936年设立以来，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奖。一次诞生两位中国获奖者，开创历史先河。另外两位分别是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和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王虹和邓煜是北大数院2007级同班同学，从同窗到同台领奖，殊为难得。

王虹和邓煜的获奖，充分说明中国人的智商非常高

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不超过四人，获奖者必须未满四十岁。它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命名，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在数学界，它是全球公认的青年最高荣誉。近百年间，菲尔兹奖得主总数仅六十八人，稀缺程度远超诺贝尔奖。

数学是最需要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的学科。它不依赖实验设备，不以资金投入为决定性条件，而是直接考验人类大脑的极限。物理、化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可以借助精密仪器和巨额经费取得突破，数学却不同 — — 一支笔、一张纸、一颗足够聪慧的大脑，就是数学家需要的全部工具。能在这一领域做出全世界公认的顶尖成绩，攻克人类久未解决的数学难题，无疑是智力水平的最高证明。

在本届四位获奖人中，有两位是中国人。回顾菲尔兹奖的历史，华人数学家的身影日益活跃。1982年，丘成桐成为首位获奖的华人数学家。2006年，陶哲轩摘得此项荣誉。如今，王虹和邓煜作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登顶，更是将这一成就推向新的高度。

他们均有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习的经历。虽然两人后来都赴海外留学和从事数学研究，但人才的智力根基，是在中国打下的。他们的成长经历也说明，中国的基础教育能够筛选出顶尖的数学人才，关键在于如何为这些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和发展空间，使他们在国内也能作出杰出的科研成就。

人种的智力差异，客观存在

从菲尔兹奖获奖者的人种分布来看，一个鲜明的图景浮现出来。

截至2026年，菲尔兹奖共授予六十八位数学家。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白人数学家：法国13人、美国16人、英国8人、俄罗斯/苏联9人，再加上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白人获奖者占比超过百分之八十。

黄种人（东亚/亚裔）获奖者近年显著增加：目前共有七位 — — 日本三位（小平邦彦、广中平祐、森重文），华裔四位（丘成桐、陶哲轩、王虹、邓煜），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

黑人获奖者：零。截至2026年，菲尔兹奖、阿贝尔奖等世界顶级数学大奖的获奖者中，尚未出现过黑人数学家。

再看全球人口分布。粗略而言，三大人种，白种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3%-51%。黄种人约占30%至40%，黑种人（约占15%-18%

亚洲人的菲尔兹奖获奖数低于白人，确实可以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以及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差异。近几十年来，随着亚洲国家经济腾飞和教育投入增加，亚洲获奖者的比例正在快速上升，正是这一逻辑的印证。

但黑人在数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至今仍是空白，这就不能完全归因于非智力因素了。即便考虑人口基数，黑人占全球人口近六分之一，在长达九十年的颁奖历史中，竟然没有一位黑人数学家获奖，这就不能完全归因于人口基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等因素，智力水平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沃森事件：科学探讨还是政治正确？

关于对人种与智力具有相关性的认识，最著名的案例当属美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詹姆斯·沃森。

沃森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1962年获诺贝尔奖，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2007年，他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对非洲的前景感到悲观，因为“所有社会政策都建立在黑人与白人智力相当的前提之上，但所有测试结果都表明并非如此”。这番言论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遭到西方主流舆论的众多批评。他所在的冷泉港实验室随即解除了他的行政职务。沃森被迫公开道歉。

然而，2019年，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播出的纪录片《美国大师：解码沃森》中，当被问及观点是否改变时，九十岁的沃森明确回答：“没有”。他坚持认为，智商测试中黑人与白人的平均差异是遗传因素造成的。

沃森的遭遇，折射出西方学术界在种族与智力问题上的高度敏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表示，大多数智力研究专家认为，智商测试中黑人与白人的差异“主要由环境差异而非基因差异造成”。也有学者指出，“种族”本身更多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在遗传学意义上缺乏严格的分类意义。

这些反驳有其道理。环境因素对智商测试成绩的影响确实存在，这一点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因为环境因素有影响，就完全排除遗传因素的可能？能否因为这一问题“政治不正确”，就将其列为禁区，不允许讨论和质疑？

身体差异与智力差异：双重标准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人们在谈论人种之间的身体素质差异时，态度截然不同。

没有人会否认，黑人在某些运动项目上具有先天优势。短跑、长跑、篮球等领域，黑人运动员的出色表现世所公认。在百米赛跑中，世界纪录长期被西非裔选手把持；在马拉松比赛中，东非裔选手的优势同样显著。这些差异被认为与肌肉纤维类型、骨骼结构、心肺功能等遗传因素有关。

当讨论这些身体素质差异时，没有人认为这是“政治不正确”，没有人将其视为种族歧视。这被视为客观事实，自然而然。

那么，为何一旦涉及智力差异，情况就截然不同？为何承认人种在智力上可能存在差异，就是“政治不正确”，就要避讳，就要受到谴责乃至惩罚？

逻辑上，这构成了明显的双重标准。如果承认遗传基因可以影响身体素质，这已是科学共识，那么就没有理由否认遗传基因同样可以影响大脑结构和认知能力。大脑也是人体器官，智力也有其生物学基础。不同人种在体型、骨骼、肌肉、色素沉着等方面存在遗传差异，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大脑作为人体最复杂的器官，为什么就唯独不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呢？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个体层面有遗传因素的作用，这在双胞胎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证实。那么，种族之间的平均智力差异存在遗传因素影响，也是无庸置疑的；至少是一个值得科学探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应当被预设答案的禁忌。

承认差异不等于种族歧视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误解。承认人种之间存在差异，并不等于“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是指基于种族差异在法律和政策上予以区别对待，比如剥夺某些族群的政治权利、在教育和工作上设置种族壁垒、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等。这才是应当反对和禁止的。

承认差异本身，只是一种事实判断。正如承认黑人在短跑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并不意味着歧视其他种族的运动员一样，承认不同人种在智力平均水平上可能存在差异，也不意味着歧视智力平均水平较低的族群。

当然，人们基于这些差异的认识而采取的一些不当态度和做法，比如轻视、嘲笑和排斥等，确实不妥，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更不应当受到鼓励。但只要不违法，就应当允许存在。

2026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