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2日，博主“渔猎齐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查看多个装载大白菜的挂车，发现白菜在装车前被蘸取甲醛溶液，用于运输保鲜。视频中，有现场人员称，蘸取后可以保鲜两三天；一名司机表示，白菜将运往江苏宿迁。

当天，康保县政府通报称，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属于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而实施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同时排查全县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人民网随后发表评论，指出甲醛属于一类致癌物，严禁作为食品添加或保鲜手段使用，要求对问题食品从速从严处置。

面对食品安全事件，人们常常给出两个解释：消费者收入低，只能购买便宜食品；或者监管部门不可能检查每一车蔬菜，所以抽查存在漏洞。这两个因素都不能完全忽略，但它们不是最核心的答案。

收入较低，可能使消费者更看重价格，却不能推出消费者愿意购买有毒食品。一个人可以买少一点肉，少买一些水果，甚至减少白菜的数量，却不会因为收入有限，就同意商家在食物上使用禁止的化学品。低价是消费选择，毒害则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健康权和生命安全的侵犯。把食品安全问题归结为“穷人只能吃差的”，既不准确，也容易把责任从违法者身上转移给受害者。

监管抽查也不是万能的。食品数量巨大、流通链条很长，要求监管人员逐车逐棵检查，成本既高，也不现实。现代监管的重点从来不是把所有经营者都置于全天候监视之下，而是建立一套让违法行为难以发生、容易被发现、被发现后代价足够高的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经营者自检、进货查验、运输记录、抽样检测、风险预警、问题召回、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

有人看到食品安全事件，就感叹“人心不古”，认为过去的人更诚实。这样的判断并不可靠。古代社会和计划经济年代都是熟人社会。古代交通不便，绝大多数人生活在村庄、宗族和小型社区之中。熟人之间存在舆论、面子和长期关系的约束，但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往往缺乏可靠保障。出门在外，行走江湖，比现在凶险得多。一不小心就会被孙二娘做成人肉包子。计划经济时代也不能被浪漫化。人们的生活主要依托单位、生产队和地方组织，交易半径较小，熟人监督更强，但物资短缺、身份等级、行政权力和政治运动同样会制造严重的不安全感。

现今中国人的整体道德水准高于计划经济年代和古代社会。现今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公共卫生意识、法律意识和对儿童、老人、残障人士的保护意识，整体上都比过去更强。过去许多伤害没有被记录、传播和追究，不代表它们没有发生。现在短视频和手机客户端让普通人能够拍摄、发布、转发，违法行为更容易被看见，公众的风险意识也更集中地表达出来。

变化在于，改革开放推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后，由过去的熟人社会转为了陌生人社会，社会交往以熟人为主转为了以陌生人为主。过去一个人面对的是有限的熟人网络，今天经营者和消费者面对的是全国性的生产、运输和消费网络。交通和电商提高了效率，也放大了不诚信行为的外部影响。这就导致了欺诈、互害现象的指数级倍数放大。让人产生现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比古代社会或计划经济年代下降了的错觉。

市场经济不只是价格、竞争和利润。它的基础，是陌生人之间能够在缺乏私人关系的情况下持续合作。消费者不认识种菜的人，农民不认识最终买菜的人，批发商也未必知道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大家之所以仍然能够交易，是因为存在一些超越私人关系的规则：商品不能有意伤人，信息不能故意造假，合同应当履行，承诺应当兑现，违法者必须付出代价。

亚当·斯密常被简单地理解为只强调利己和市场竞争。实际上，他既写了《国富论》，也写了《道德情操论》。前者讨论分工、交换和财富增长，后者讨论同情、公正以及人如何从“公正旁观者”的角度约束自己的行为。两本书放在一起看，市场并不是一台可以脱离道德和制度独自运转的机器。追求自身利益，不能以摧毁他人的基本安全为代价。

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使对方是陌生人，也不能低于人的底线来对待。商家当然可以追求利润，但不能把消费者当作没有姓名、没有感受、不会追责的承载物。只要产品会进入公共市场，经营者就不再只对家人、朋友和熟人负责，而要对看不见的陌生消费者负责。它不是要求每个商人都成为圣人，而是要求所有交易都服从最低限度的诚实和公正。

中国社会长期受儒家伦理影响，至今仍然还是一个儒家社会。儒家的“亲疏有别”和“等级特权”仍然是现今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准则。然而，儒家的“亲疏有别”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严重冲突，不适应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一个人对家人特别好，不伤害熟人，并不意味着他会自然地不伤害远方的消费者。相反，如果道德责任主要沿着血缘、乡缘、师生和私人关系展开，陌生人就容易被排除在情感和道德范围之外。于是，同一行为会出现两套标准：如果商品卖给亲戚和熟人，经营者不会为了营销而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如果商品卖给外地人、陌生人，心理上的负担就会明显减轻。不是因为经营者不知道甲醛有害，而是因为受害者不在他的生活圈内。

儒家的“亲疏有别”在古代和计划经济年代时的熟人社会中，危害不大。但于现今的市场经济，就会带来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因此，建立适应陌生人社会的普遍主义道德原则是消除“甲醛白菜”这类现象的必要前提。而这就需要抛弃儒家“亲疏有别”的伦理准则。无论消费者来自哪里、收入多少、是否认识经营者，都必须享有同等的食品安全保护。

憧憬和怀念封闭的熟人社会是一种错觉和无济于事。健康的市场经济，首先在于道德提供内在约束，这样绝大多数市场主体就能做到自愿、平等和公正；其次才是监管和法律提供外在约束。要有记录和检测提供有效的监管。对少数违法违规者按法律法规作做出严厉的处罚，让违法违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2026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