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能為力者的心理偏誤

最近幾年，世界似乎快速變得複雜。政治極化、地緣政治危機，以及最近的生成式 AI。

這些現象似乎都有一個共同點：系統性衝擊、影響迫切，而且既有體制很難處理。

大家可能也多少看過，每當這些現象出現，就會有人提出一些非常宏大的願景。新的民主制度、深度審議、提高代表性、去中心化治理。這些願景很值得追求，架構本身也相當完整，沒有結構性漏洞。但讀完回頭仔細一想，卻不知道第一步應該怎麼開始，需要哪些資源，該怎麼從目前岌岌可危的制度，逐漸走到那個終點。

這麼做的人，不乏知名機構與知識權威。因此我猜測，可能有某些普遍的心理機制，讓我們在面對嚴重問題、時間急迫、而且又不知道該怎麼因應的時候，特別容易陷入這種思考方式。

我不是研究這塊的，只是稍微查了一點點資料，幾組已知機制似乎各自提供了一部分解釋。我不知道它們是否位於同一條因果鏈，提出來供大家檢驗。

人不只希望自己不被支配，也希望世界本身有秩序。個人的控制感下降時，我們會更容易依賴其他秩序或規則。缺乏控制感時，人甚至更容易從混亂的資訊裡看出模式，即使某些模式根本不存在。

這可能部分解釋，為何這類願景都很宏大。當眼前的問題同時牽涉政府、企業、法律、技術、國際政治，我們可能會更期待一套架構能主張「只要逐漸建立 X，問題就會開始改善」。

這種 X 很可能有用，但處理的範圍可能沒那麼大。而且怎麼建立 X 反而才是真正該去面對的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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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複雜問題時，最理想的做法當然是找出背後原理。但如果事情非常迫切，研究本身就太過昂貴。我們很難一直承認自己還不知道該怎麼辦，想趕快得到答案。

Kruglanski 和 Webster 把這種傾向稱為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他們認為人類會先 seize 一個目前看起來說得通的答案，再 freeze 這個答案，拒絕重新開啟討論。

其中的麻煩在於 freeze 階段。現實世界本來就常常得在資訊不足時做決策。但如果一套模型開始解釋混亂的世界，我們就容易用新資訊去修補這套模型，而非重新檢查。

這時候，真正複雜的 transition pathway 看起來就沒那麼重要。我們會開始相信「只要做了 X，就會得到 Y」，而不檢查方法學的有效性，很多時候就會做出一些一廂情願的 cargo-cult 巫術。崇拜某個可見的制度或技術形式，一弄不好就會變成《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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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組織遇到重大威脅時，資訊處理的範圍可能縮小，也更容易依賴原本熟悉的反應方式。我們未必會因此變得保守，但很可能會更難探索新選項。

這對機構影響最大。技術社群看到治理失靈，容易想到新的技術架構。法律專家會想到保障權利。民主治理研究者會想到參與和審議。市場設計者會想到誘因。

每個方法可能都對，但如果真正的困境同時需要法律、組織、資源和政治能力，下一步溝通就會變得很困難，因為每個方法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都非常穩固，但一跨到別的領域，因果鏈和實作性就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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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會更需要知道至少自己站在哪一邊。這時候群體認同是一套穩定的答案，尤其那些邊界清楚、內在一致、能夠明確指出「我們是誰、我們相信什麼」的信條。

這會讓那些本身只是工具性的主張逐漸變質。最初只是「X 看起來有效」，後來變成「我們這個社群支持 X」，最後甚至變成「願意嘗試 X，就是我們的立場」。

越是走到後面，開放討論就會變得越困難。事的問題本身就變成人的問題，同時觸及群體歸屬、既有投入、自我理解。要承認一個技術或推論判斷錯誤會越來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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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涉及道德爭議的手段，通常不只是手段。許多轉型都會面臨困難抉擇，電車問題甚至只是最無害的那種。這種時候我們會下意識地避免自己弄髒手。

甚至，有些價值一旦被視為不可交換，光是提出「成本多少」「要不要折衷」這類問題，就可能讓人把不同意見理解成價值衝突。

這讓討論很難進入具體環節。例如「自由值得保護」和「某一種技術最能保護自由」本身就是兩個不同命題。如果某個手段已經和自由、民主、公平等價值綁在一起，質疑手段就很像是在質疑價值。

結果原本最需要拿來設計 transition pathway 的成本、權力、妥協、反制力，大家反而避而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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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許多威脅都跟失業、死亡有關。當死亡與毀滅威脅變得明顯，我們可能會更強烈地維護自己的文化世界觀和群體價值。這可能會讓「哪個方法比較有效」變成「在這種存亡關頭，我們究竟相信什麼」。

當然，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的可複製性比較不穩定，所以比較可能是前面幾種機制的放大器，而非底層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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