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我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

前几天，我在 Threads 上发表了一则关于新加坡的短文，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如此富裕、高效、成功的社会，究竟能不能容得下那些不那么成功的人？我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运转精密的机器，干净、有序，每个零件都被安排在适当的位置，最好永远不要生锈、松动，更不要突然有一天说：「对不起，我真的转不动了。」

没想到，一位不知道是否来自新加坡的网友，在留言区留下了一句话：「新加坡不养懒人。」

就是这句话，让我决定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随后，我们展开了一场相当长的讨论。他认为，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强调自食其力，不鼓励依赖福利。只要愿意努力，就能够有饭吃、有房住。他甚至拿欧美国家作比较，认为那些看似慷慨的福利制度，最终可能养出一群不愿工作的「社会寄生虫」。在他看来，经济独立才是尊严的基础，而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公积金与组屋制度，恰恰证明了这种价值观的正确。

我并不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事实上，在此前那篇《没有退路的社会，和必须留退路的国家》中，我已经讨论过新加坡为什么如此重视效率，也试着理解一个缺乏腹地与自然资源的城市国家，为什么需要保持如此强大的竞争力。

但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取得了怎样的经济成就，与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是否都能够过得从容，原本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我问那位网友，如果一个人已经尽力，却仍然无法达到社会期待，甚至因为疾病、衰老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劳动能力，他是否还值得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继续强调经济独立、个人责任与社会效率。

我突然有些好奇。为什么当我们讨论一个普通人如何生活时，总有人急着搬出经济增长和生产力，仿佛一个国家足够富裕、制度足够高效，就已经回答了所有关于人的问题？

一个人究竟需要创造多少经济价值，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一、努力，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道德审判？

我并不反感努力。一个人通过劳动获得收入、改善生活，甚至因此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本来就是值得肯定的事情。

但我越来越不喜欢一种说法：只要足够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

这句话听起来很公平，因为它把人生的结果交还给个人。你过得好，是因为你足够勤奋；你过得不好，则很容易被归结为你还不够努力。至于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资源、健康状况，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究竟提供了多少机会，反而成了次要的问题。

一个四十多岁失业的中年人，可能已经认真工作了二十年，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职位。一个长期患病的人，也许每天都在努力维持正常生活，却无法继续承担原来的工作强度。还有一些人，因为照顾年迈的父母或患病的孩子，付出了大量时间，却没有因此获得一份工资。

我们很难说这些人不够努力，更难说他们的生活没有价值。

可一旦社会习惯于用经济成就衡量个人，努力就不再只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而逐渐变成了一项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一个人如果没有达到某种标准，似乎就需要向别人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成功。

更有意思的是，那位网友反复强调个人必须自食其力，却又用公积金、公共住房以及政府的各种保障措施，来证明新加坡制度的优越。

但这些制度的存在，不正说明个人的生活从来就不可能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吗？

当然，公积金不是无条件发放的福利，组屋制度也有严格的申请与购买条件。可即使在这样一个强调竞争与个人责任的国家，政府仍然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帮助居民应对住房、退休与收入风险。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如此愿意承认制度对经济成功的贡献，却在面对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时，习惯于首先审查他们是否足够勤劳？

我后来又看到一位在新加坡生活的网友写下自己的失落。他原本非常欣赏这里的行政效率、公共住房与城市规划，真正生活之后却发现，即使努力工作、收入提高，也未必能够获得自己期待中的生活品质。更大的住房、私人汽车，以及某种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依然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他甚至把这里比喻成《模拟城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就像按照固定轨道运行的 NPC。

这让我再次想起自己最初那个精密机器的比喻。

我原本关心的是那些已经转不动的零件，却发现原来那些一直努力运转的零件，也未必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

他们按照社会期待读书、工作、提高收入，尽可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人，却未必因此获得真正想要的自由。于是有人开始抱怨：我已经足够努力，为什么还是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我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再那么努力了，甚至根本没有能力继续努力，这个社会又准备如何对待我？

前者怀疑的是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系，后者质疑的，则是我们为什么必须不断努力，才能证明自己有资格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二、一座城市需要你的劳动，却未必需要你留下

最近，因为研究西班牙的数字游民签证，我偶然了解到一种叫作 Arraigo 的「扎根居留」制度。

让我感兴趣的是，在西班牙，一个最初甚至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只要已经在当地持续生活一定时间，符合工作、家庭关系或社会融入等条件，就有机会取得合法居留。根据2025年实施的新规定，部分扎根居留类别所需的连续居住时间，从三年缩短到了两年。

取得合法居留之后，如果能够继续满足相关条件，在累计五年合法居留后，还有可能获得长期居留资格，未来甚至有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这些人不一定是什么高学历、高收入的优秀人才。他们可能只是餐厅里的服务员、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或者从事家政、清洁及其他基础服务的普通劳动者。

西班牙当然不是出于纯粹的善意才接纳他们。这个国家同样需要外国劳动力，需要有人缴纳税收与社会保险，也需要填补部分行业的用工缺口。它的移民政策有现实的经济考量，低薪劳动与移民融入的问题也远没有消失。

但至少，这套制度承认了一种可能：一个最初处于社会边缘的外国人，可以随着居住时间的积累，以及与当地社会建立的联系，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长期成员。

随后，我又查了一下新加坡。

根据新加坡人力部2026年6月的数据，这个国家拥有超过124万名 Work Permit（WP）持有人，其中许多人从事建筑、制造、家政及其他基础服务工作。他们修建这座城市的高楼，维护它的整洁，照顾它的孩子与老人，承担了大量维持城市日常运转的劳动。

可是，当我进一步了解他们能否获得永久居留时，却发现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制度逻辑。

2026年2月3日，新加坡政府在国会答复中明确表示，截至2025年12月，约有39万名非居民以现有准证身份连续在新加坡居住超过五年，其中大多数是WP持有人与外籍家政劳动者，而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不太可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

政府甚至明确指出，WP持有人通常受到限制，不能在新加坡扎根。

我觉得这件事颇有讽刺意味。

一个最初甚至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可能在西班牙逐渐成为长期居民；而一个依法进入新加坡、勤勤恳恳工作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普通外国劳动者，却未必能够仅凭这些年的劳动，获得留下来的资格。

新加坡并不是绝对不允许WP持有人通过其他途径改变身份，但长期工作本身，并不会自然转化为永久居留的权利。

换句话说，你可以把青春、体力，甚至人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留在这座城市。可当劳动关系结束，而你又没有取得其他合法身份时，你仍然可能需要离开。

你参与建设了这座城市，却不意味着这座城市会因此接纳你成为它的长期成员。

我知道，这涉及不同国家的移民政策，不能简单地说谁更仁慈。任何国家都有权制定自己的移民与人口政策。但从普通劳动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确实让我想到一种近乎商品化的劳动关系：需要你的时候，欢迎你来；当不再需要你的劳动时，你在这里建立的生活，并不足以自动成为留下来的理由。

一个社会可以长期需要你的劳动，却不一定愿意接纳你的未来。

而我又想起那位网友所强调的「新加坡不养懒人」。

可这些远离家乡、从事大量基础工作的外国劳动者，难道不正是最符合「自食其力」标准的人吗？他们凭借自己的劳动生活，有些人甚至承担着相当辛苦的工作。他们的勤劳可以成为新加坡经济成就的一部分，却未必能够成为获得社会归属的理由。

我并不是说，劳动就应该自动换来国籍。只是觉得，当一个社会如此擅长计算、配置和管理劳动力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追问：在这些劳动者身上，除了他们能够提供的经济价值，还有多少东西被认真看待？

这也让我更加好奇，当同样的经济逻辑被带入本地居民的生活，尤其是他们逐渐老去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三、工作到70岁，是权利，还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巧合的是，就在这场讨论之后，我看到新加坡政府公布了一项有关退休与再就业的新安排。

2026年10月26日，新加坡政府接受了劳资政三方工作小组的建议，计划从2029年1月1日起，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再就业年龄提高至70岁，比原先的2030年目标提前一年。

我知道，这项政策并不是强迫所有人工作到70岁，而是保障符合条件、有意愿继续工作的年长员工，不至于仅仅因为年龄而失去就业机会。

从劳动保障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有其合理性。

但真正让我在意的，不是一个人到了70岁还可不可以工作，而是他到了70岁，究竟有没有条件不再工作。

一个拥有充足退休积蓄的人，选择继续工作到80岁，与另一个因为退休收入不足，不得不每天清晨起床打扫卫生的老人，显然不是同一种生活处境。

两个人都在工作，并不意味着两个人拥有同样的自由。

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在这次政策文件中也承认，低工资年长劳动者在积累足够退休收入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需要进一步提供收入支持。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不断赞美老年人保持就业能力、继续发挥社会价值时，是否也应该同样关注，他们有没有真正退出劳动市场的经济条件？

我曾在新加坡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从事清洁工作，也看到过年长的出租车司机。每次遇见这样的场景，我都不会认为劳动本身有什么不体面。相反，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认真工作，都值得尊重。

但我总忍不住想，如果他们明天不必再依靠这份收入维持生活，还会选择继续做同样的工作吗？

我不知道答案。

仅凭一个人在街头工作的画面，当然无法判断他的经济状况，也不能替他决定什么才是幸福。

可是，当我把这个疑问放到 Threads 上时，却收到一些颇有意思的回答。

有网友告诉我，老人退休以后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会觉得无聊，所以出去做兼职也很好。还有人认为，这是新加坡的文化差异，不能用其他社会的价值观来理解。

我当然承认，一个人可以因为喜欢工作而选择继续工作。有人需要收入，也有人需要社交、成就感，或者只是想维持熟悉的生活节奏。

但这些回答还是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困惑。

为什么一个人离开工作岗位之后，似乎就只剩下在家看电视和重新出去工作这两种生活？

难道他没有其他想做的事情了吗？

四、我们教会了人如何工作，却有没有教会他如何生活？

我去过日本很多次。有时在深夜的街头，会看到一些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举着反战标语，或者为动物保护募集善款。他们也许早已退休，却依然关心社会，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投入那些未必能带来任何收入的事情。

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画面。

当然，日本也有大量年长者继续工作，其中一些人同样面临经济压力。我并不打算把日本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养老社会。

但这些偶然遇见的场景，至少让我看到，离开劳动市场之后，一个人依然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参与社会。他可以关心政治、参加公益活动、学习音乐，也可以去旅行，或者投入那些年轻时没有时间追求的兴趣。

我甚至想到中国的一些城市老人。

早上去菜市场买菜，下午和朋友打麻将，傍晚跳广场舞，或者去学校接孙子放学。生活未必特别精彩，更未必能创造什么经济价值，却有着自己的节奏、人际关系与日常乐趣。

当然，这主要是部分拥有稳定养老金与家庭支持的城市老人的生活，并不能代表所有中国老年人。对于养老金不足、仍然需要依靠劳动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退休可能仍然是一种奢望。

新加坡也并非没有这些生活。它设有活跃乐龄中心，提供运动、社交、学习与志愿服务活动。许多老人也拥有紧密的家庭与社区关系。

但让我感兴趣的是，在一些网友的回答里，工作似乎已经不再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逐渐成了维持生活意义的重要方式。

一个人年轻时努力读书，成年后努力工作，中年努力保持竞争力。到了退休年龄，如果突然发现自己无所事事，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仿佛只有继续承担某种社会功能，生活才不会失去意义。

我不禁想，一个社会如果花费几十年培养人适应工作、适应竞争、适应绩效考核，却没有同样重视如何让人拥有工作之外的生活，那么当他们终于不再工作时，是否就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

我们教会了一个人怎样成为优秀的劳动者，却未必教会他，怎样成为一个不再需要劳动、依然能够享受生活的人。

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

假设一位老人身体健康，拥有足够的养老金，到了70岁以后，他决定每天什么也不做。他不去旅行，不参加公益活动，不学习新技能，也不出去兼职，只是看看电视、吃吃饭、晒晒太阳，安静地度过余生。

难道这样的生活就不值得尊重吗？

我们似乎总在努力证明，退休之后的人依然可以有用。他可以继续工作，可以当志愿者，可以照顾孙辈，可以发挥余热。

可是，一个人为什么必须一直有用？

年轻时要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年老后还要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如果他终于决定什么也不做，我们是不是又要批评他没有追求、缺乏目标，甚至是在浪费生命？

我想，真正的自由，并不只是一个人拥有多少种可以选择的活动，而是他有没有权利不按照别人期待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

一个老人当然可以热爱工作，也可以热爱旅行、音乐和家庭。但他同样可以什么都不热爱，只想安安静静地活着。

他不需要通过继续创造价值，来证明自己值得度过余下的人生。

五、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一个人不再有用？

回头看这场讨论，我发现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已经不是新加坡究竟有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是一些人在理解社会保障时，为什么如此习惯于首先区分勤劳与懒惰。

有网友告诉我，新加坡并不是不照顾弱势群体，只是有些保障措施没有被广泛宣传。也有人认为，我的批评忽略了不同社会的文化差异。

新加坡当然有针对低收入和年长居民的保障制度，这些制度也并非什么不可公开的秘密。问题并不是它有没有提供帮助，而是一个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否必须先接受某种关于努力、责任与个人价值的道德判断。

我尤其不喜欢把接受社会帮助，理解成一种个人失败。

一个人今天可能拥有不错的工作与收入，明天就可能因为疾病失去劳动能力；今天能够独立生活，十年以后也许连照顾自己都需要他人的协助。

衰老几乎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事情。疾病、失业和意外，则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

可我们似乎很习惯把需要帮助的人想象成另一群人，仿佛只要自己足够勤奋，就永远不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那位网友认为，经济独立是尊严的基础。

我理解经济独立为什么重要。它让人能够承担生活开支，也能够获得更多选择。但如果一个人的尊严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之上，那么当他因为疾病、衰老或其他原因失去这种能力时，他的尊严是不是也应该随之消失？

这才是我一直希望他回答的问题。

当然，任何社会都需要讨论福利如何筹资、资源如何分配，以及如何避免制度被滥用。一个社会也不可能保证所有人获得同样富裕的生活。

但这些政策问题，并不能取消一个更基本的原则：一个人的经济贡献可以影响他获得多少物质回报，却不应该决定他是否有资格获得基本的尊重。

我们可以赞美勤劳，而不把失业视为羞耻；可以鼓励经济独立，而不把需要帮助的人视为负担；可以欢迎老人继续工作，也应该关心他们是否有条件安心退休。

一个真正拥有选择的人，应该既可以继续努力，也可以决定停下来。

而不必因为停止努力，就被怀疑失去了某种存在的价值。

六、尊严，不应该是一份需要不断续约的合同

我在第一篇关于新加坡的文章里曾经写过，这个社会最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并不是它要求人们努力，而是它似乎默认一个人可以长期保持稳定、抗压、高效的状态。

但这样的状态，显然不可能属于每个人，也不可能持续一辈子。

后来，那位新加坡网友说「新加坡不养懒人」，让我发现，这种社会运行逻辑甚至可能逐渐成为人们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我们不再只是为了生活而努力工作，而是开始相信，努力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必须坚持的生活方式。

至于那些无法适应的人，似乎总需要提供一个足够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跟不上。

我也理解，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需要面对现实的经济竞争、土地与人口限制。它无法像幅员辽阔的国家那样，让人轻易迁往另一座生活成本更低、节奏更慢的城市。这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它的发展模式。

但理解这种现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继续追问，经济发展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如此擅长创造财富、维持秩序、提高生产力，那么这些成就，是否也应该让普通人拥有更多不必继续竞争的自由？

当一个国家能够吸引上百万外国劳动者，却不为普通WP劳动者提供仅凭长期工作即可扎根的常规道路；当它不断研究如何让年长员工继续工作到70岁；当一些人甚至觉得退休后除了看电视，就只剩下重新工作可做，这些现象虽然各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却都让我想到同一个问题：

在我们对效率与经济贡献的重视之中，人的生活本身，究竟占据着什么位置？

我并不认为新加坡没有温情，也不认为其他社会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把人的价值与工作、收入、成就紧密联系起来，事实上也是许多现代社会共同存在的倾向。

只是在新加坡这样一座高度发达、组织严密的城市里，这种倾向似乎尤其容易被看见。

我们总在赞美一个社会培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创造了多少经济财富，建立了多么高效的制度，却很少问，它能不能容得下一个普通、平庸、没有太大成就，甚至不再具有多少经济价值的人。

一个人可能没有很高的收入，没有令人羡慕的职业，也没有特别出色的能力。他可能不擅长竞争，不喜欢工作，甚至从来没有什么宏大的人生目标。

但他仍然是一个人。

他当然需要面对现实的生活条件，也不能要求别人无限制地满足他的所有愿望。可是，他的基本尊严，不应该是一份必须通过持续劳动、不断创造经济价值才能续约的合同。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自己最初那个关于精密机器的比喻。

一台优秀的机器，当然应该让每个零件高效运转。但人不是零件。人会疲惫，会衰老，会失去能力，也会在某一天，突然不想再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

如果一个社会只关心如何让这些零件继续运转，那么即使机器再精密，也仍然留下了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当一个零件终于转不动了，我们准备怎样对待它？

而现实中的人，比机器零件复杂得多。他有记忆、有感情、有自己的生活，也有权利不再追求任何可以被量化的成绩。

我们总在研究怎样让一个人工作得更久，却很少问，怎样才能让他终于有条件不再工作。

一个社会能让人工作到70岁，可以是一项劳动保障上的进步；但一个人到了70岁，终于能够不必再工作，仍然安心、体面地生活，难道不也应该是一项值得追求的成就吗？

我想，衡量一个社会，不应该只看它能把最有能力的人送到多高的位置，也应该看看，当一个普通人慢下来、掉队，甚至彻底失去竞争能力的时候，它是否仍然愿意为他保留一个体面的位置。

毕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终究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用。